康熙十八年(1679年) ，40岁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馆城西西铺庄。(见
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在西铺毕家》，齐鲁书社，1988年版。)
淄川毕家，是县里当时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字载积) 的父亲毕自 ，是明
末崇祯年间的户部尚书。 毕自 的六弟毕自寅，以举人选授知县，仕致南京户部主
事；八弟毕自肃，以进士授知县，官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毕际有明末荫为官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
升江南通州知州。后因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康熙二年（1663年）被罢
归里，居乡复修园林，诗酒自娱。著有《存吾诗草》、《泉史》、《淄乘徵》等。
他与缙绅之家如同邑高珩、王鳌永，益都孙廷铨及新城王士禛家等多有交往并联姻，
就连宰淄官吏也多与其攀结。
蒲松龄在毕家，与另一位塾师王宪侯同教毕际有的几个孙子。其《绰然堂会食
赋》序云：“有两师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食情状可
哂，戏而赋之。”就是他初到毕家时的记载。毕际有仲子毕盛钜(字韦仲)共有八个
儿子，这八个弟子先后都从师于蒲松龄。在绰然堂中，蒲松龄教弟子学习课业并与
他们共餐，有时还要亲自送他们去应试。几十年的心血，虽未教出个成大器的学生，
然而这些富家子弟(除早卒者外)也都进了学，有的还成为贡、监生。这八个弟子的
情况如下：毕世洎(字公远) ，雍正甲寅首贡；毕世演(字公范)，增生；毕世渡(字
公筏) ，增生；毕世浣(字公衣)，附生；毕世(字公见)，附监生，候选州同知；毕
世涵(字公纳)，早卒；毕世(字公雨)，监生；毕世(字公舟)，附生。
在毕家，蒲松龄除了教书外，还代馆东做了大量的应酬文字等杂务 (这也是毕
家长期聘用蒲松龄的重要原因)。如撰写(代毕际有)《重修玉溪庵碑记》(即《重修
普云寺碑记》，今碑存淄川递铺村西。) ，《代毕韦仲贺孙祥云子游泮序》，《代
毕韦仲贺韦玉霄任王村乡约序》，《代毕际有答陈翰林书》，《代毕刺史迎新邑侯
赵公履任启》、《代毕韦仲与韩滦州樾依(逢庥)书》，《八月为毕载老复颜山赵启》，
《代毕刺史复新城王启》，《代毕刺史复颜山孙启》，《代毕刺史与赵膏如启》，
《代毕刺史祭刘少参源长文》，《代毕刺史祭李侍御野臣文》，《代毕刺史祭新城
王十二太翁文》，《为毕刺史祭王陇西文》，《为毕通州祭张澹生》，《代毕韦仲
祭岳母》，《代毕韦仲祭赵斋如》，《代毕韦仲祭颜神赵母翟太孺人》，《代毕韦
仲援监祭岳文》，《代毕韦仲祭王司寇》等。从这些代老、少馆东为地方官吏、乡
绅撰写的传记、序文、书启、婚启、祭文等作品，可见蒲松龄在毕家承担的事务与
作用。且不说还亲自参陪毕家的迎送接待，甚至为馆东到济南物色菊种等杂务了。
仅就以上代笔作品的高超水平而言，便引来周围诸多慕名求索者。代人歌哭，成了
蒲松龄的一大额外负担。他“日久不堪其扰，因而戏索酒饵，意藉此可以止之；而
远迩以文事相烦者， 仍不少也。 寒暑呻吟，极不可耐! ”不得已，他只好将以往
“所作，集而成册”，以“作应付之粉本耳。”(《聊斋文集·自序》)正如《学究
自嘲》篇末所云：“寒自知苦自知，自嗟自叹，叹一回教书人儿好难：一个学生一
个主，有爱宽来有爱严。欲待随高就低，又怕玷辱了圣贤；欲待执法径行，又惹出
许多詈言。无奈何，好教我千难了万难!况今文风扫地，束 甚是不堪，铺盖明讲自
备，仅管火纸灯烟，夏天无有蚊帐，冬里不管煤炭，搬送俱在圈外，来回俱是自颠。
抛妻抛子出门，人情事耽悬，细思好无来由，挣了几串铜钱。又搭上寄居三年五载，
乡党邻里相烦，通启回启不少，请帖求帖多端，分书文书犹可，还有那休单冤单。
有心不与人写，惹的人骂穷酸；一旦俱要应承，何日是个清闲? 外人不知苦楚，反
说那世修的周全，安坐无点事事，逐朝每日三餐。殊不知：一字思想不来，极(急)
的两眼棒钻! 天那天!好容易端的人家碗!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
不作孩子王。”(《蒲松龄集·附录》)塾师生涯与代人歌哭的艰辛，可谓一目了然。
蒲松龄既尽心教授弟子，又承担了毕家繁琐的文事杂务，深得馆东的信赖与礼
遇。而毕际有不仅生活富足，且喜爱诗文、善交游，以蒲松龄为文友。宾主相处融
洽，情谊深厚。当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毕际有病卒时，蒲松龄也正卧病在家，
故其诗《哭毕刺史》中称：“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人逢死别情怀苦，
数定前生饮啄悭。”从诗中“今生把手愿终违，零落山丘对晚晖。海内更谁容我放?
泉台无路望人归。”“离奢始恨相知晚，聚久宁疑好会终? ”“最悼十年同食友，
不曾言别已分襟!”“年年花发子云居，此日登临泪满裾!”等句，可看出二人的友
情及蒲松龄的悲痛心情。其后又写《征挽毕载绩先生诗序启》，对毕际有一生业绩、
人品志趣，作了高度评价。
毕际有去世后，掌家的重担便落到了毕盛钜的肩上(因其长兄盛 早逝，其弟盛
后出嗣早卒) 。这个富家子弟虽“性英敏，于书无不读”(《淄川县志》)，但科举
上并无大成就，最终以府拔贡选黄县教谕，养亲未仕。毕际有去世后，蒲松龄在毕
家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不用说教书兼掌管文事等杂务，恐怕连某些大事，他也
是毕家难得的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就是想走，毕家也会一再挽留。康熙三
十六年（1697年）作《赠毕子韦仲》(五首)云：“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
君。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年年
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其一)此时蒲松龄来毕家已18年，50岁的他与毕
家感情深厚，似乎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而难舍难离了。该诗后几首中云：“居斋信
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生徒抱子皆如许，犹当童蒙提耳嗔。”“宵宵灯火共
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梁鸿垂老因
人热，鲍叔深交念我贫。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此后，蒲松龄又继
续在毕家待了十余年，直至七十岁始撤帐返里。可见他与毕家的情谊之深。
蒲松龄之所以能在毕家久待，除了宾主相处融洽、毕家需要，及自家也需要那
份束外，还有另外的原因，即为求生活安定，方便应试、读书、著述等。他在进毕
家之前，屡设帐于缙绅之家，即使有主雇，也像《学究自嘲》所云“束甚是不堪”。
倘遇灾年，家人生活难保，实无安定可言。他进毕家当年，适值灾荒。淄川夏旱，
秋大饥。流移载道，凶荒异常(《淄川县志》)。其《四十》诗句虽云：“贫因荒益
累，愁与病相循。“然其仍有心绪整理《聊斋志异》并写《自志》，可见毕家的生
活条件及其待遇未受大影响。 他在毕家期间， 淄川多次遇灾。尤其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 大灾， 流民载道。尽管其诗云“男子携筐妻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
(《流民》)，“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饿人》)，“市中鼎炙真难
问，人较犬羊十倍廉”(《饭肆》)，景象凄惨，目不忍睹，但他全家尚能安渡荒年。
次年春天，“道上仍多 ，僵横尽瘦男”(《道 )，然而其三子蒲笏、四子蒲筠竟能
应试入泮。从其《四月十八日，喜笏、筠入泮》诗句“今岁校士遭奇荒，犹守旧辙
恋鸡肋。妇子减餐供糗粮，资斧尤费周张力”可以看出，其家确实受到灾荒影响，
但并未到严重地步。 特别是他从毕家撤帐归来， 有“养老之田五十馀亩” (蒲箬
《柳泉公行述》)，这一切不能说与毕家的厚待没有关系。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蒲松龄能在授徒、处理杂务之余，得以安心
预习功课，以图博得一第。这期间，他曾多次到过省城济南，除陪弟子应试与为馆
东办事外，有几次是为自己参加乡试，但都铩羽而归。其中有两次是因犯规被黜。
一次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秋，因“闱中越幅” (即书卷之时，误隔一幅，
不相接连)而被贴出(即将犯规考生试卷截角，并用蓝笔书其姓名事故，贴出场门之
外，摈斥不准入试) 。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
作》云：“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 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
痒全无。”将其在考场上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另
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秋(1690年)，因故未获得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庚午
秋闱，二场再黜》云：“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萧条
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腾，将孩儿倒绷。”此时蒲松龄已经51岁，这两次失败，
对他及家庭的打击太大了。尽管他还未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先是，五
十馀犹不忘进取。孺人止之曰：‘君勿须复尔! 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
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 ’松龄善其言。顾儿孙入闱，褊心不能无望，往往
情见乎词，而孺人漠置之。”(《述刘氏行实》)
蒲松龄的科举梦破灭了，但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便开始创作的
《聊斋志异》，一直断断续续未能成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尤其是石隐园的
景色、万卷楼的藏书对他的陶冶和影响，更加上馆东毕际有的支持，他决心在这里
续写《聊斋志异》这部巨著，以了心愿。当年他便着手整理书稿并正式命名，撰写
了《聊斋自志》，还请独具慧眼的同邑名人高珩写了序。他在教书和为毕家处理杂
务之馀，仍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
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为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
(以上皆引自《聊斋自志》 。) 与此同时，他还以淄川方言撰成了百姓喜闻乐见的
《慈悲曲》、《姑妇曲》、《禳妒咒》、《磨难曲》等通俗俚曲及《闹馆》、《钟
妹庆寿》、《闱窘》(附《南吕调九转货郎儿》)等戏三出。他不仅致力于小说、诗
文、俚曲、戏剧创作，而且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必需的资料工具书的编撰亦极其尽
心。他充分利用毕家的万卷楼藏书，先后编撰、选录了《省身语录》、《怀刑录》、
《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杂著五种与《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
选》、《小学节要》、《庄列选略》、《宋七律诗选》、《药祟书》、《家政内、
外编》、《会天意》等诸书。
蒲松龄在执教之余，曾为家族作过一件大事，即修淄川《蒲氏族谱》。康熙二
十七年（1688年）谱成，他又撰写了《族谱引》 (此据庆应义塾大学所藏手稿本，
而《蒲松龄集》为《族谱序》。) 。他还以“竹”字开头，续写了身后三十二代名
辈：“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
绪，万叶长荣。”可见他对后代寄予的期望。这部家谱，不仅成为其族后人续谱的
唯一根据，也是研究蒲松龄家庭渊源的重要文献。
在毕家设馆期间，蒲松龄的家庭经济状况已有所改善，然而，随着儿女“渐次
成立，遂为婚嫁所迫促”，“一子娶一妇，必授一室，岁岁营构，所得几何，岂堪
供土木奁妆费”用开销? 好在赖有贤妻刘氏勤俭持家，“助以纺绩”，才使“嗷嗷
数口，频渡凶年”，且“尚能觅佣作堵，起屋增田，男婚以期，女嫁以时” (《柳
泉公行述》) 此间，他家继前已构建的“绿屏斋”后，又盖起了“面壁居”，其诗
《斗室落成，从儿辈颜之面壁居》(七律四首)有云：“茅屋如拳近舍东，晓窗深闭
绿云中……颜为面壁佳名好，只恐蒲团日日空。”“斗室颜作面壁居，一床两几地
无馀。”“短垣新筑更牵萝，略计青钱费两娑。橘下围棋容四叟，帘间破茧出双蛾
……面壁佳名无虚负，莺花回首易蹉跎。”可见当时状况。
他数十年居斋西铺，每年只有年节休假，即使暂归家，仍然疑身在外，更顾不
上教育儿孙。如其《家居) 诗云：“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中宵酒醒
闻秋雁，枕上还疑客里听。”“去时槐荫绿拂门，归时霜树已盈村……老夫岁岁天
涯远，文事惟凭子教孙。”“明月初弦犹似客，飞鸿趁暖不知家……孺子能文犹可
教，恨从放懒误年华。”其长子箬，早已采芹并食饩，但其馀三子皆未入泮，这不
能不是他的一大心事。他虽关心孩子们的学业，也明知“今日泮中芹，论价如市贾”，
然而对于他们的屡次失败，也毫无办法，只能责之曰“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
(《试后示篪、笏、筠》)当他偶读新试牍后，他才意识到儿辈失败的原因。其《试
牍》诗云：“方此责儿孙，文苦不灵快。忽阅新试牍，亦复如儿辈。幕中不衡文，
凭数为成败。诸儿仍偃蹇，呜呼何足怪! ”好在三子笏、四子筠后都采芹。唯独二
子篪“年年被黜放”(《试后勉儿篪、孙立德》)，而终未进学。
蒲松龄的几位兄弟，尽管在当年析箸时都曾分得了“夏屋闲房与佃户居宅”，
可是后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好。《述刘氏行实》称：“兄弟皆赤贫，假贷为常，
(刘氏)并不冀其偿也。尝曰：‘吾常受人乞，而不乞于人，为幸多矣。’”其长兄
兆专(字人枢，邑庠生，配韩氏)先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春病故。他写《哭兄》
诗云：“除夕殷殷话语长，谁知回首变沧桑!謦 不闻真似梦，酸辛频咽已沾裳。系
念从来惟手足，伤心宁复过存亡! 归来独向斋头坐，仿佛履声到草堂。”“长别人
生终须有，雁行生折最伤神!忽看里社馀双泪，每值团 少一人。恶业惨酷惟后死，
悲心感切在终身。年年聚首无多日，悔向天涯寄此身! ”其《又》云：“昔日我归
家，解装见兄来；今日我归家，寂寂见空斋。谓不知我至，惆怅自疑猜。或云逝不
返，泪落湿黄埃。除夕话绵绵，灯昏剪为煤。可怜七情躯，一死如土灰! 我今五十
馀，老病恒交催。视息能几时，而不从兄埋? 人间有生乐，地下无死哀。死后能相
聚，何必讳夜台!”二兄柏龄(字辛甫，邑庠生，配黄氏)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
春去世。他写《二兄新甫病甚弥留，自言适到壹处，门额一匾，大书黄桑驿。或谓
余当居此。入视之，一望无际，止寥寥数屋耳。作此焚之》曰：“兄弟年来鬓发苍，
不曾三夜语连床。黄桑驿里如相见，别日无多聚日长。”“百亩广庭院不分，索居
应复念离群。驿中如许闲田地，烦构三楹待卯君。”其弟鹤龄(配张氏)家境最差，
竟至“荡析离居”(蒲箬等《祭父文》)，他以不能兼赡其弟多口之家为恨。可见他
们兄弟间情谊。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蒲松龄70岁，已在毕家设馆30年。随着四个儿子的
成家立业，又有妻子刘氏的“纪理井井”，其家境已大好于前。而两位兄长的先后
辞世，更使他意识到人生的短暂。思前想后，年逾古稀的他决意撤帐，便与馆东毕
盛钜告别，离西铺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