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审判无刑事民事之分，胶州知州审理民间冤狱词讼，均用刑罚手段处断。刑罚种类，清初有笞、杖、徒、流、死。后实行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拶指等重刑。审判之最终目的，是用司法手段来镇压劳动人民，维护封建制度，保护满洲贵族特权，实现其阶级统治。
1912年(民国元年)后，北洋政府颁发《暂行新刑律》，又接连颁发《戒严法》、《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等，胶县知县依据这些法律条文进行刑事审判。1925～1927年，胶县审判机关依据《陆军刑律》、《党员背誓罪条例》、《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等进行刑事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人民民主的作用。
1943年后，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开展刑事审判。其原则是，“坚决镇压顽固的汉奸分子和顽固的反共分子，但决不可多杀人，决不涉及任何无辜的人，对于他们中间的动摇分子、胁从分子，不问其过去的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教育，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写悔过书。如要抗战，则给予优待。”1944年4月19日，依法公开审判枪决了汉奸副官薛福廷和贪污资敌犯滕福来。1945年8月，经胶东行署批准，在北都区(今马店镇)毛家屯，第一次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依法对汉奸、日伪胶城区长、胶北大地主贾焕发(绰号贾七)宣判死刑，就地处决。1946年，胶县民主政府在艾山区(今河西郭乡)山相家村召开全县各村代表参加的公判大会，审判枪决了胶县南乡大地主李九。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普遍展开，龙山区(今夼集乡)匡家茔被斗地主分子，聚众围攻、毒打区村干部，持铁锨棍棒抢夺民兵和区干部枪支，严重破坏了土改运动的开展。为此，胶县民主政府在当地召开了全县区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大会，公审这一案件，就地枪决了5名首犯，对情节较轻者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建国初，为巩固新生政权，保障国家财产和社会秩序，刑事审判的重点是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打击破坏《婚姻法》贯彻执行的犯罪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1950～1953年，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71％；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案件占3％；杀害妇女及妨害婚姻家庭案件占4．8％；盗窃案件占5．2％，其他案件占16％。
1954年后，刑事审判以打击破坏经济建设及一般刑事案件为重点。至1957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总数中，反革命案件下降了48％，破坏经济建设案件上升了10％，其他刑事案件上升了38％。1958年，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高峰年。在工作中，贯彻“大跃进”精神，进行突击审判，忽视了公安、法院、检察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曾出现了3个法庭3昼夜审结49起刑事案件的不正常现象。全年审结刑事案件是前3年的1．1倍。1959年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挫折，人民生活困难，盗窃案件急剧上升，至1961年，受理的盗窃案件，占总刑事案件的50％。通过及时审判，稳定了生活困难时期的社会秩序，使盗窃案件逐年下降，1965年，仅有8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审判，执行群众专政路线，废除了人民陪审、合议、辩护等制度。10年中，共判处各种刑事案件436件，后平反纠正148起，错案率30％。
1978年，刑事犯罪增多，有的持刀行凶；有的流氓团伙在城内拦截、尾随、调戏、强奸妇女；绝迹多年的卖淫案件也时有发生。为严肃法纪，保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1983年8月始，全县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到1987年，共审结刑事案件503件，依法判处643人，并选择典型案例174件236人，在全县20处乡镇召开了34次公开宣判大会，旁听群众共达36万余人次。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加强了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1982～1987年，共审结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诈骗、受贿、内外勾结盗窃国家资财等经济犯罪案件206件281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1万余元。
第二节 刑事审判
清代，审判无刑事民事之分，胶州知州审理民间冤狱词讼，均用刑罚手段处断。刑罚种类，清初有笞、杖、徒、流、死。后实行迁徙、充军、发遣、凌迟、枭首、拶指等重刑。审判之最终目的，是用司法手段来镇压劳动人民，维护封建制度，保护满洲贵族特权，实现其阶级统治。
1912年(民国元年)后，北洋政府颁发《暂行新刑律》，又接连颁发《戒严法》、《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等，胶县知县依据这些法律条文进行刑事审判。1925～1927年，胶县审判机关依据《陆军刑律》、《党员背誓罪条例》、《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等进行刑事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护人民民主的作用。
1943年后，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开展刑事审判。其原则是，“坚决镇压顽固的汉奸分子和顽固的反共分子，但决不可多杀人，决不涉及任何无辜的人，对于他们中间的动摇分子、胁从分子，不问其过去的行为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教育，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写悔过书。如要抗战，则给予优待。”1944年4月19日，依法公开审判枪决了汉奸副官薛福廷和贪污资敌犯滕福来。1945年8月，经胶东行署批准，在北都区(今马店镇)毛家屯，第一次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依法对汉奸、日伪胶城区长、胶北大地主贾焕发(绰号贾七)宣判死刑，就地处决。1946年，胶县民主政府在艾山区(今河西郭乡)山相家村召开全县各村代表参加的公判大会，审判枪决了胶县南乡大地主李九。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普遍展开，龙山区(今夼集乡)匡家茔被斗地主分子，聚众围攻、毒打区村干部，持铁锨棍棒抢夺民兵和区干部枪支，严重破坏了土改运动的开展。为此，胶县民主政府在当地召开了全县区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大会，公审这一案件，就地枪决了5名首犯，对情节较轻者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建国初，为巩固新生政权，保障国家财产和社会秩序，刑事审判的重点是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打击破坏《婚姻法》贯彻执行的犯罪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1950～1953年，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71％；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案件占3％；杀害妇女及妨害婚姻家庭案件占4．8％；盗窃案件占5．2％，其他案件占16％。
1954年后，刑事审判以打击破坏经济建设及一般刑事案件为重点。至1957年，审结各类刑事案件总数中，反革命案件下降了48％，破坏经济建设案件上升了10％，其他刑事案件上升了38％。1958年，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高峰年。在工作中，贯彻“大跃进”精神，进行突击审判，忽视了公安、法院、检察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曾出现了3个法庭3昼夜审结49起刑事案件的不正常现象。全年审结刑事案件是前3年的1．1倍。1959年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挫折，人民生活困难，盗窃案件急剧上升，至1961年，受理的盗窃案件，占总刑事案件的50％。通过及时审判，稳定了生活困难时期的社会秩序，使盗窃案件逐年下降，1965年，仅有8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审判，执行群众专政路线，废除了人民陪审、合议、辩护等制度。10年中，共判处各种刑事案件436件，后平反纠正148起，错案率30％。
1978年，刑事犯罪增多，有的持刀行凶；有的流氓团伙在城内拦截、尾随、调戏、强奸妇女；绝迹多年的卖淫案件也时有发生。为严肃法纪，保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1983年8月始，全县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到1987年，共审结刑事案件503件，依法判处643人，并选择典型案例174件236人，在全县20处乡镇召开了34次公开宣判大会，旁听群众共达36万余人次。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加强了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1982～1987年，共审结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诈骗、受贿、内外勾结盗窃国家资财等经济犯罪案件206件281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1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