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农民土地所有制逐步转变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其主
要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
任制三个阶段。
高级社1955年冬， 即墨、即东两县开始试办高级社，1956年4月，全县高级社发
展为384个。 1957年全县有高级社723个，入社农户169724户，占总农户的98．3％。
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社员的牲畜、大型农具折价入社，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
分配的原则。高级社以社为单位进行核算，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各
高级社于每年年初根据国家计划和本地具体情况，制订出农、林、牧、副、渔各业生
产计划，财务收支计划和分配计划，向社员公布。社委会对生产队实行劳力、土地、
牲畜、农具四固定，计算全年劳动总工日。生产队根据农活需要建立临时作业组、季
节作业组和常年作业组，将劳力分别编入各组。作业组按从事各类农活的劳动定额给
社员评工记分。有的高级社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包奖惩”的生产责
任制，深受社员欢迎。各高级社根据“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原则，
对社员的劳动报酬按夏、秋两季进行预分，年终决算。
人民公社1958年9月， 中共即墨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
题的决议》精神，以15天的时间，于全县成立了37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社
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以下划分250个管理区，管理区下划分708个生产大队，生产大
队下组成3206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在“一大二公”口号的影响下，全部土
地归公社所有，牲畜、农具、山林、水面全部公有化。农村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
事化、生产战斗化，社员到食堂就餐，吃饭不要钱，推行粮食供给制。在劳动组织上
按军事建制，将男女劳动力编为团、营、连、排，统一调配。搞“大兵团作战”，出
勤不记工分，劳动不计报酬。县和公社随意无偿平调各生产队和社员的劳力、资金、
牲畜、农具、粮食，甚至家具和房屋。由于社队规模过大，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经济
核算制度不健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
1959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调整了公社管理体制，撤销管理区，组建了708个生
产大队， 辖3403个生产队， 实行公社、生产大队两级核算。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精神，将全县各人民公社调整为932个
生产大队（基本核算单位） ，平均每大队166户，辖4956个生产队，平均每队31户。
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利下放、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管理体制。
这样，初步解决了社队规模偏大、管得太宽太死、民主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等
问题。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进一步调整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 全县生产大队调整为1045个， 平均每大队
150户； 生产队6098个，平均每队26户。同时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
单位。各生产队对社员劳动合理记工，参加分配。其中粮食分配人口占70％，工分占
30％，现金全部按工分配。从而初步解决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调动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收回社员经营的自留地，不允许社员个人搞家庭副业。同
时于全县推行“大寨式记工法”，不分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强调按政治思想标准评
工分，结果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这一办法遭到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抵
制，不少生产队仍推行按劳动质量、数量记工和小段包工等记工办法。人民公社的管
理体制虽经几次调整，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始终未能克服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
矛盾。1984年，全县实行政社分开，各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生产大队改为村
民委员会。原公社企业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
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县农村逐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官庄公社神山埠大队率先试行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政策，
效果明显。以后各种联产承包的形式遍及全县，到1982年底，农田几乎全部承包经营，
生产队的作用基本消失。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承包的内
容一是按人口分配的口粮田，收入全部归自己；二是责任田，即在口粮田之外，由户
主另向村民委员会承包土地，种这些地，要按照合同规定，完成上缴粮款任务，多收
的全归户有。每户承包地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各不相同。1987年，全县承包30亩以上
的有157户，最多的一户承包150亩。为了充分利用机械，发挥集中经营的优势，1987
年又出现了联户办的小农场。另外，少数工业较发达的村庄，由村委会统一规划将一
部分责任田核定指标，交农业专业队承包经营，与工业统一核算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