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琅邪王氏在为政治国、家学、家风、书法、绘画、文学、史学、园林文化、儒商文化
等诸多方面有着突出的建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琅邪王氏文化，由于上述文化在这一家
族中参与者众、成就斐然，且代不断章，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和连续传承性。除上述文化成就外，琅
邪王氏中的一些有志之士，还涉猎其他一些领域，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由于这些成就在家族中不具
有群体性，故不再一一专列条目记述。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特对这些王氏族人的成就予以简要勾勒：
东晋时的王廙是音韵学家，“音律众妙毕综”。王导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奕，为东晋第一高
手”。王僧虔解音律，上表请正音乐。官仕南齐的王瞻(王珣曾孙)，“于棋射尤善”。官仕南梁、南
陈的王冲(王珣六世孙)，晓音乐，司歌舞。
北宋时的王质 (王旭次子，王旦之侄) ，将儒、释、玄三学融会贯通，进行研究，撰成百余卷的
《宝元总录》，对后世理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代的王守仁，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的哲
学思想集中于《大学问》一书。格物致知说、行知合一说和致良知说，是其哲学思想的主要理念。他
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的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
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他认为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强调主观意识
的能动性，却混淆了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界限，忽视了二者的对立关系。所倡心学特别强调良
知说，认为人心的灵明即良知，良知即天理。其良知实质上即主观的道德意识，既是是非标准，亦是
善恶标准。晚年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去恶是格物。”他的知行合一说，一方面肯定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应在内在精神修养上下功夫；
另一方面亦重视道德的实践性，强调人历事磨炼，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他提倡知行合一的目的在于
克服“一念不善”。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不仅受到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视和熊十力的推
崇，而且还影响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界，成为当世之显学。在教育学理论方面，王守仁反对对
儿童实行“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式的教育，主传“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以达“自然日长
日化”。
比王守仁稍晚的王世贞，既是著名的文学家，亦对戏曲有精研。在其所撰的《艺苑卮言》中，对
南北曲产生的原因及其优劣作了颇有见地的论述。
王鏊第十四孙王季烈(1873～1952年)，精通曲律，长期从事昆曲的理论研究，他和俞粟庐、吴梅
一起并称近代昆曲三大家。他著有《寅庐曲谈》、《度曲要旨》，在《寅庐曲谈》中，他首次提出了
“主腔”概念，使谱曲和联套等过去被认为高深莫测的技巧有了准绳。其子王守泰继承先父的研究，
并发扬了其父提出的主腔说，在所著《昆曲格律》一书中，分析了“二郎神”、“朝天子”等曲牌的
主腔。1981年，各地曲友汇贤于苏州，发起编写《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主持此事者即是王守泰。
从议定起始到此书出版，前后历时14年之久。
王露，山东诸城人，系民国初期中国著名的古琴家和琵琶家，与王心源、王冷泉合称为“诸城琅
邪三王”。王露先从王心源学习虞山派琴曲，后研习王冷泉传谱的金陵派琴曲。曾向天津“白云道人”
学北派琵琶，并有所创新。其著名弹奏曲目为《十面埋伏》。曾于清末赴日本学西洋音乐，民初在济
南创办德音琴社授琴。1919年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国乐导师。辑著有《玉鹤轩琴谱》8卷、《玉鹤
轩琵琶谱》4卷，创作乐曲数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