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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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即家传之学。作为一个靠文化起家的士族,琅邪王氏在漫长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家学文化,其中“王氏青箱学”即颇具代表性。所谓“王氏青箱学”,是琅邪王氏历代为官
者因研究国家典章制度,以便更好的服务于族中子弟入仕而逐步形成的家学。其名最早见于《宋书·
王准之传》,文中记道:王准之“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
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青箱”,乃系用青
漆涂染的书箱,时人或称之为“巾箱”。王彪之精研礼学,熟知国典朝章、制度礼仪、文物掌故,靠
其渊博的学识和才干而位至相辅。其子王临之、孙王讷之和曾孙王准之皆得王氏青箱学真传,如王准
之接受家传之学,兼明《礼记》、《左传》,他熟悉礼仪和典章制度达到“问无不对”的程度。所撰
《礼注》一书,流传使用了数代。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曾赞赏他说:“何需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
两三人,天下便治矣。”实际上,精通这一学问者绝非王彪之祖孙数人,在整个琅邪王氏家族中,有
许多人均深谙其家学的精髓。与王彪之同时的王珣,就是一位在政治上通晓古今的人。时人对他的评
价是“神情朗悟,经史明彻”。王珣长子、南朝宋大臣王弘,“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
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仿效之”,被称为“王太保家法”。南朝宋大臣王僧绰“博练朝典,究识流品”。
南朝齐的王俭,对晋宋以来的朝仪国典谙熟于心,故当朝理事,决断如流。南齐初建,一切典章制度
多由王俭制定。南齐的王逡之,“精礼学,博闻,参定齐国仪礼”。著有《世行》5卷、《礼仪制度》
13卷、《三代起居注钞》15卷。其从弟王珪之,“籍素为甚,依儒习性”。所撰《齐职仪》一书,凡
50卷。南朝梁的王莹,曾奉诏“参定律令”。南朝陈的王冲,“习于法令。诏参撰律令”。王肃因父
祸而奔北魏后,受到北魏孝文帝元宏的重用。他通晓历代典章制度与掌故,倾力协助孝文帝制定朝仪
国典,并颁布实行。《北史·王肃传》称:“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釐革制度,变更风俗,
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原南朝梁大臣王褒,被俘后
入长安, 深受北周器重。 他“雅识治体,颇参朝仪,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周武帝宇文邕曾作
《象经》 , 让王褒作注,他引据详备,受到周武帝赞赏。唐武则天宰相王方庆“博学好著述,尤精
《三礼》,好事者多谒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故时人编次,名曰《礼杂答问》”。他谙熟典章
制度,处事多依章法。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破契丹凯旋,按制度将军
入城应奏乐,但内史王及善认为正值孝明皇帝的忌月,可以备而不作。王方庆说,《礼》规定只有忌
日而无忌月,于是“军方大凯,作乐无嫌”。方庆又举劾有些官员在服丧期间陪预朝会,手舞足蹈,
公然违犯礼法,玷污皇朝教化。武则天遂下诏对上述行为加以申责。上述诸人所精通的学问,多属于
典章制度或朝仪规范,理应视为王氏青箱学的范畴。
谱牒学亦是琅邪王氏的代表性家学之一。家谱,或称族谱,是记载姓氏和家族起源与发展的专门
史料性文献,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战国时由史官所撰的《世本》,就是记载从黄帝迄春秋时期
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内容的著作。“司马迁父子乃约《世本》修《史
记》,因周谱明世家”。而谱牒撰修与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还是始于魏晋南朝时期。众所周知,
魏晋时期是门阀士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占田荫客制的实施,使门阀世族形成了对
重要职位的垄断和对大批良田的占有。为了保证士人与世族队伍的纯洁性,当时还建立了专门的士人
世族户籍。这些世族为了确保他们“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袭特权的延续,故而十分注重自己的
高贵门第。西晋时曾官太常卿的挚虞,还编撰了《族姓昭穆》10卷,专记世族的家谱,作为中正官评
定士人品级的依据。由于受“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的政治环境的影响,
所以到东晋南朝时期,“谱牒特盛,迄于李唐,犹相崇重”。据有关古籍载,在东晋立国后,身为丞
相的王导,南渡江左后即倡修其族谱。南朝梁的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就多次引用这一琅邪
王氏谱。琅邪王氏不仅注重修谱,而且其族人中尚有一批精通于谱牒学的人才。
南朝宋大臣王弘对修撰于晋太元中的《百家谱》研究颇深,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其侄王僧绰和王僧虔在谱牒研究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王僧虔还纂有《新集诸州谱》。王僧绰之子王
俭对传世《百家谱》“复加去取,得繁省之中”,成《百家集谱》10卷。南朝齐的王逡之撰有《续百
家谱》4卷,《南族谱》2卷和《百家谱拾遗》1卷,是琅邪王氏族人中在族谱纂修方面成就最大者。
北周小司空王褒对谱牒学亦有较深的研究,撰有《王氏江左世家传》。唐代的王方庆博学,所撰书籍
凡200余卷,其中即有《王氏家牒》等谱牒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