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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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亦称门风,是家族文化的基础,泛指一个家族的传统习惯、生活作风等,其内涵主要包括
信仰理念、处世哲学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琅邪王氏作为兴起于汉魏绵延千载的中华著名望族,就其家
族特征即所谓家风门风而言,是以其深厚久远的家族历史为基础,在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 、
军事等诸多方面优势之上孕育形成的。它既具有当时各大士族家庭的共性特征,又具有自家的特殊性。
其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崇儒尚经的家族信仰理念。信仰理念是大族家风赖以形成的基础。自王元、王威因避秦难
由关中迁居琅邪, 直至西晋永嘉之乱举族南迁, 这支王氏代表性族人在琅邪郡(国)繁衍生息长达
500余年。琅邪地区是琅邪王氏这一著名郡望的发祥地,其家风的形成是与琅邪地区的区域性文化密
不可分的。琅邪为秦代三十六郡之一,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琅邪郡改为琅邪国。《汉书·
地理志》载,琅邪郡辖51县,是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以今临沂市为中心的全国名郡。此域北靠泰山、
沂山和蒙山,东濒黄海,沂、沭、淄、潍诸河呈伞网状分布,南部冲积平原苍莾无垠,西部则与中原
地区相连。琅邪地区背依崇山、濒临大海、面向平原的特殊自然环境,造就了琅邪人既坚定厚重又视
野开阔的特点,东夷文化的深厚积淀及齐鲁文化的交融,孕育出了一种博大浑厚而又兼具齐鲁文化之
长的文化形态,而帝王的多次巡幸及移民的大批会集,又进一步促进了各种文化在琅邪地区的融合。
到西汉时,琅邪文化便正式形成。王元、王威的后世子孙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里出生并成长起
来的,至王元的四世孙王吉,琅邪王氏便发展成为本郡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家族。
琅邪地区的学术空气甚浓。儒学自孔子创立后,虽在战国及秦受抑,但在齐鲁之间的琅邪地区却
广为传播。入汉以后,受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治环境影响,这一传统更加蔚然成风。当时最为人
所重的几部儒学经典,如《尚书》、《易》、《诗》等在琅邪均有传人。有的研究者认为,“两汉时
代,论经学之发达,习经人数之多,治经面之广,无出琅邪之右者”。家乡琅邪“多好经术”的传统,
自然对王吉及其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吉从少年起便致力于学,后通晓五经。西汉解释《春秋》的
经文著作有《公羊传》、《梁传》、《左氏传》、《邹氏传》和《夹氏传》,《邹氏传》称为“有
书无师”,王吉是唯一能讲《邹氏传》的人。当时,《论语》有今文本的《鲁论》、《齐论》和古文
本的《古论》三种,传《齐论》的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和庸生,“唯王阳(即王吉)名家”。
受其传授与熏陶,其子王骏亦成为经学名家。琅邪人的读书,多系从书中汲取有益于经国济民的成分,
很少有穷守章句者。如王吉、贡禹、王中等人的治《公羊春秋》,就重在于领会其“六合同风,九州
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并贯穿于自己的政治实践之中。因此,当时的琅邪地区虽然学者林立,但
日后多已转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很少有皓首穷经的“经学家”。这一经世致用的学风,使王
吉由“经明行修”的学者成为御史大夫,其子王骏和其孙王崇先后位列三公。王氏先人这一由儒学而
入仕的经历,既奠定了琅邪王氏作为国内著名世族的地位,也为其后人树立了先儒后官的榜样,从而
开启并形成了这一望族以儒学治家修身并以此进入仕途的世传家风。史实证明,自王吉祖孙之后,在
琅邪王氏的后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多是较为浓厚的儒家士大夫的色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琅邪王氏这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家族信仰理念,在魏晋南朝时期曾先后受到
玄、佛、道等哲学思想的冲击,有时甚至在表象上还为上述思想所掩盖,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学
在其家族中的核心地位。以儒为主,兼收并蓄,与时俱进,为我所用,应是琅邪王氏家族信仰理念这
一基础性家风的鲜明特征。
其二,以孝友闻名的家庭伦常。孝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东方色彩的伦理思想之一,是儒
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在封建社会中,孝一直
是被作为“百善之首”看待的。前面述及,琅邪地区是最早传播儒学的地区之一,儒家所倡导的孝友
文化在这里已蔚然成风。在后人所编撰的《二十四孝》(亦称《二十四孝图》)一书中,现临沂市辖
区内就有七人的孝行被收入其中,其比例占了二十四孝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么多的“孝行”名人联
袂出自同一个地区,这在全国任何地区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而魏晋时期的王祥,则是其中最为典型的
代表。他虽饱受继母虐待但却仍至诚孝母的行为感人肺腑,其“卧冰求鲤”、“风雨守柰”的故事已
传颂千载,至今仍家喻户晓。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则是“友兄”的典型。他为阻止母亲毒害兄
长而与王祥争饮鸩酒并先尝祥馔的行为,使闻者动容,感叹不已!明代,嘉靖皇帝特为其兄弟故居书
写了“孝友格天”的题辞,并将其故里村名由“南仁里”改为“孝友村”。清代,乾隆皇帝巡幸沂州
府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孝能竭力王祥览”的诗句,对王氏兄弟二人的“孝友”精神给予了由衷的
褒扬。由于王祥、王览兄弟的力体力行,孝友文化作为家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琅邪王氏一族中
得以世代传承。其后世子孙恪守王祥临终前留下的“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
之至也”的遗训,自觉做“孝友”之人,许多人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西晋大臣王戎“性孝”,
其母去世后他辞官守丧,因悲伤过度而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得靠拐杖方能站立,时人谓之为“死孝”。
东晋名相王导长子王悦,事父母甚为孝道,其父每日离家去相府处理政务时,他均恭送父亲上车,还
常替其母整理箱箧之物。可惜天不假年,王悦先于父母而病逝。王徽之是王羲之第五子,因其平时多
有怪异之举而受非议。后,他与七弟王献之相继患重病。献之先他而逝,他去奔丧时坐于灵座之上,
而后即拿起献之生前常用的琴来弹,但琴弦却久调不好,徽之遂掷琴于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
亡!”言毕恸绝良久。回家后,月余而卒。平时看似放诞不羁的王徽之,在其弟卒后却因极恸而亡,
由此可鉴其善友兄弟的手足之情是何等至真至诚!南朝宋、齐时的王铨、王锡,也是孝友皆佳,被誉
为“玉昆金友”。五代十国时,闽国的开创者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初携母从军南下,当首领
王绪借军中缺粮欲杀其母时,兄弟三人竞相替母从死,其情感动得全军将士为之恳求,方使王绪图谋
未能得逞。太仓王氏(系琅邪王氏的重要支派)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官居南京刑
部尚书。早年,其父王抒遭严嵩父子陷害被斩后,王世贞与其弟王世懋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
不入内寝。待明穆宗即位后,兄弟二人伏阙讼父冤,使其父得以平反昭雪。
其三,清俭廉洁的持家之风。清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著名望族的琅邪王氏,之所
以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公侯世及,宰辅相因”的社会地位,是与其保持清廉简朴的家风有着密
切关系的。王吉祖孙三代皆系名臣,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蓄积余财。
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这一清俭尚廉的持家之风,一直为其后人所继承。王祥虽高居三公之位,
但“家无宅宇”。临终时还叮嘱子女不要张扬,丧事从简。王衍身为西晋重臣,但深嫉贪鄙,口不言
钱。王导身为宰相,但“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车服尘素,家无遗财”。王羲之生活简朴,
主张以敦朴为天下治,在给殷浩、谢万等人书中,要他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南朝宋大臣王弘
“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南朝齐王俭为官清廉,连上朝所用的车服亦是多次洗补,死后,
家无遗财,仅留“手笔典笺”而已。五代十国时,身为闽国开国之君的王审知,其简朴之举更令人动
容:领国为王之后,王审知“尝蹑麻履,府舍鄙陋,未尝营茸”。“为人俭约,常衣袖绔败,乃取酒
库酢袋而补之”。有一出使南方的官员为其带回一玻璃珍玩,王审知接过审视良久,后掷珍瓶于地,
对众臣属说: “好奇尚异, 乃奢侈之本。今沮之,俾后代无为渐也。”北宋名相王旦,是三槐王氏
(琅邪王氏的重要支派)的代表性人物,一生简朴,从不置田盖宅。认为后世子孙应以自立,如置田
修宅,会诱使他们日后会为争夺财产做不义之事。真宗欲赐其新宅一座,王旦则以旧舍系祖上所留,
应居此守护为由, 予以婉拒。 病危时,真宗亲至其府第探视,并赐银5000两,他固辞不受,上表称
“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鞅”。真宗再次命人送银,待送银者至其宅第时,王旦已
经病逝。真宗感佩其人品,“临其丧恸,废朝三日”。上述琅邪王氏先贤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清廉家
风,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研究、传承与弘扬。
其四,注重对子弟教育的学养之风。琅邪王氏是一个靠崇儒治学而入仕的士族,正是依靠这一深
厚的文化优势,琅邪王氏才在长时期内始终保持着“爵位蝉联,文才相继”的社会地位。由于家族的
显赫是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其家族成员多能注重对子弟的培养教育,努力向学遂成为这一家
族的传统美德与家风。琅邪王氏这一著名郡望的奠基人王吉,在少年时便求知若渴,由于他“好学明
经”,早年便得以举孝廉、贤良,以后随着仕途上的显达和经学造诣的深厚,终成以五经教授子弟的
一代名儒大师。王吉之子王骏经过其父教诲和本人的不懈钻研,亦成经学名家。《汉书·艺文志》注
录有《论语鲁王骏说》二十篇,由此可知他对“鲁论”有很深的研究。王氏先人所身体力行的好学之
风,影响了一代代的本族后裔,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许多人不仅为官有清誉贤名,而且在
文学、史学和书法艺术方面多有建树与创新。东晋时的王羲之自幼苦练书法,当见到书法著作《笔说》
后,“窃而读之”,经日夜研习,“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后经刻苦学习,博采众长,终于创造出
一种妍美流变的新书体,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其子王献之7岁学书,在王羲之的亲教下,他经过
辛勤学习与钻研,亦创出“破体”之作,形成“行楷”、“行草”等新书体,他与其父被尊称为“二
王”。南朝宋的王僧达“少好学,善属文”,宋文帝刘义隆闻其早慧,在召见时问其书学及家事,他
对答如流,便将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能诗擅文,著述颇丰。南朝齐大臣王俭,幼年时即
“专心笃学,手不释卷”。“自幼及长,述作不倦”。南朝齐王融(王僧达之孙),少时“神明警慧,
博涉有文才”,后成为南齐的著名诗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其诗作76首。南朝梁王筠幼时
警悟,7岁即能属文。16岁时,因作《芍药斌》而名噪一时。及长,“清静好学,名声大振”。他酷
爱读书与抄书,45年间“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北宋名相王曾,少孤,由叔父养育。他立志于学,
研习经史,颇擅诗文。咸平四年春,他参加“发解试”,获解元(乡试第一名)。同年秋,赴京参加
礼部会试,又一举夺魁,成为会元。翌年三月,王曾参加殿试,作题为《有物混成赋》,深受真宗皇
帝的赏识,被钦定为廷试第一名(状元),成为罕见的连中“三元”的奇才。北宋时的王质,少年时
即谨厚淳约, 致力于学问, 他拜名臣杨亿为师,杨亿对他刻苦学习的态度十分赞赏,对其所写文章
“叹以为精妙”。其二伯父王旦乃当朝名相,看过王质的文章后,曾作诗“嗟赏之”。明代的王守仁
出生时并不聪颖,至5岁时尚不会说话。但他勤奋努力,以弥补先天之不足。15岁时,访居庸、山海
关,继而出塞纵览山川形胜,使其眼界大开。20岁时考中举人,学问大有长进,后竟成为我国古代著
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再从留居琅邪临沂故土的王氏发展情况看:从孝感乡(即原琅邪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迁布本县
的4支琅邪王氏族人,总人口在明清时不逾两万,但却出了14位进士和几十位举人、贡生,其成材者
占其人口的比例,在全县各大家族中居于首位。这一现象,与这一家族两千年来相因成习的好学家风
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