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是兴起于西汉昭、宣时期的门阀世族。这一家族先由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博士、谏议大
夫王吉奠定基础，尔后经过王吉之子王骏和王骏之子王崇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开拓，终于形成了
“琅邪王氏”这一国内公认的著名郡望。自此开始直至唐宋，这一家族一直是贤才迭出、爵位蝉联，
其中有一批人先后居相辅之位。琅邪王氏始则以通经入仕，继而由经学世家转而成为士大夫世家，在
中古时期的封建士族中颇具代表性。在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内，琅邪王氏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
文化地位，在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家族成员中的大批仕
官者，基本上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居庙堂之高时，能以国家兴亡为己
任，在辅佐皇室、保国安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赢得了世人的称赞。现
将琅邪王氏在政治领域中的突出建树，以历史时期为序，分别予以记述。
西汉时的王吉，在任昌邑王刘贺的王国中尉时，就直言劝告刘贺不要任意驱驰于封地之内进行无
节制的游猎。由于王吉敢于直言，故深为国人敬重。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后，因昭帝无嗣，刘贺便被执
政的大将军霍光迎立为帝。行前，王吉便劝戒刘贺，要他对霍光“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
南面而已”。刘贺入宫后未听王吉诤言，在帝位仅27天，尚未改元，便被霍光以“行淫乱”为由废黜。
原昌邑国群臣200余人，皆以辅佐不力的罪名而被诛，唯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二人，因为曾有数次忠
谏刘贺之举 ，方被免于死罪，而受城旦之刑。汉宣帝刘询即位后，王吉先后被起用为益州刺史和博
士、谏大夫。在任期间，他曾上疏阐述政事：要对国民进行先贤礼法思想的教育，认为安上治民，莫
善于礼。建议“述旧礼，行王制”；反对早婚，反对任子制，主张“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等。
令人遗憾的是，汉宣帝认为王吉的上述建议“其言迂阔，不甚宠异”。王吉在政治上虽未能施展其抱
负，但他关注国事民生、敢于进谏的优良品德，却为其后裔树立了效法的榜样。
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建树，最为突出的是在东晋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逝后，西晋
王室内部因争权夺利，酿成了长达16年（公元291～30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内乱结束后，东海
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于公元307年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怀帝即位后，改元为永
嘉。在“八王之乱”中，晋朝军民死亡达30万人，许多城池被洗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内乱
不仅使晋王朝的元气大伤，而且给内迁各族的统治者提供了称雄割据的机会，对西晋中央政权构成了
极大威胁。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时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驻守下邳的琅邪王司马睿，向执掌西晋
王朝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提出请求，要求将根据地从下邳移至长江以南的建邺（今南京）。而司马越
此时亦有在中原一旦失陷后退守江东的打算，故而同意了司马睿的请求。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司马睿被朝廷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俄而，又以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
五州诸军事，使其成为江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为其以后建立东晋王朝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促
成司马睿作出这一英明决策的，正是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兄弟数人。
早在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司马睿嗣位琅邪王后，便与王导“素相亲善”。待司马睿迁安
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后，时任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的王导，即被司马睿请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
知无不为”。在西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王氏家族的几位代表人物，从家族安危、民族兴
衰大计出发，对日后政局的发展趋势和应对之策作了周密地思考、谋划与定夺，在根据地南移、家族
南迁这一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根据对诸多史料的综合分析，这一英明决策的谋划实施过程应是：
南渡之策，系琅邪王氏先密划于室，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助商其谋，王导作为琅邪王氏的族长（系王
览长房长孙）主其事，尔后由王导向司马睿提出创议，司马睿认为此策甚佳，遂向司马越提出移镇建
邺的请求。司马越之妻裴妃亦有此意，于是便从中予以力助，最后由司马越和王衍决策定夺。可以说，
南渡江左这一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出台，琅邪王氏既是首创发起者，亦是贯彻实施者。
琅邪王氏这一历史性的卓越贡献，受到了时人与后世的高度评价。
琅邪王氏出谋划策为司马睿移镇江左建立了殊功，继而又为司马睿立足江左奠定基业立下了无可
替代的勋劳。司马睿本系西晋皇室的疏属，初至江东时声望不高，史称其“龙德犹潜，虽当璧膺图预
定于冥兆，丰功厚利未被于黎民”。南方世族对其态度冷淡，以至在建邺“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
为使司马睿能够尽快获得本地世族的支持，使其立足江东发展江南富庶地区的大业得以实现，王导、
王敦兄弟经磋商后，便利用三月上巳日官民均至水滨洗浴袚禊之机，让司马睿以“观禊”为名，“乘
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士皆骑从”。纪瞻、顾荣等江南望族见之俱惊，乃相率拜于路旁。于是
司马睿的威望得以迅速提升。接着，王导又劝说司马睿乘机“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已倾心，以招
俊义”，并亲自到顾荣、贺循等人府上，恳请他们出来做官。顾荣、贺循等人又转相引荐了一批德才
兼备的江南名流入仕为官，于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这样，以王导、王敦兄弟为代表的琅邪
王氏，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智慧，倾心帮助司马睿扭转了孤立无援、吴人不附的被动局面，既为东晋建
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使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在江南地区继续发展。公元311年夏永
嘉之乱发生后，江北士民为避难而纷纷渡江南迁，他们中有一批治国人才，王导便劝说司马睿“收其
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司马睿对琅邪王氏的鼎力帮助心存感
激，以至他于太兴元年（公元318年）三月称帝时，竟邀王导和他共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因王导固
辞方罢。琅邪王氏在民族危难关头所做出的这一杰出贡献，受到了历代史家的高度定评。
东晋立国之初，王导被司马睿拜为丞相，执掌朝政；王敦则为大将军，统领兵权。二人同心翼戴，
一政一军，共同维护着东晋朝廷。东晋初立，朝廷寡弱，纲纪未举。一批晚到的北地名士目睹此状，
多对新创政权缺乏信心，深以为忧。为尽快改变这一境况，作为东晋政权奠基人的王导，在政治上采
取了一条力求宽简、镇之以静的施政方略。这一施政方略的内涵是：“宽众息役，惠益百姓”；“镇
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是传统的“无为而治”，一方面是清静无为，以宽民力；另一方面是弥合各
种社会矛盾，让南北士族既互相牵制而又和睦相处。为了进一步缓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减少内耗，
共撑危局，他主动为自家子弟请婚于吴地士族陆氏，并不惜屈尊，强作吴语。为了避开吴郡大族庄园
密集之地，侨姓王、谢诸名士便舍近求远，到会稽临海的浙东地区求田问舍，修建庄园。吴郡顾和曾
当面要求王导“宁使网漏吞舟”，而不要“采听风声，以为察察之政”，王导称赞他说得对。他的这
一“务存大纲，不拘细目”的施政方略，对调节紧张的社会关系，缓和尖锐的矛盾，安定内部，抵御
北方胡族势力的南侵，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发
动叛乱，至咸和四年方得平息。叛乱平定后，宗庙宫室残破，江州刺史温峤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
昌），而三吴豪族则请求迁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导坚决反对迁都，认为“不必以丰俭移都”，
而应采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策略。自此，迁都之议不再提起。
东晋初创时没有设置史官，王导建议立史官，于是典章图书颇具规模。王导辅政元帝时，对官制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重视发展教育，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王导的上
述施政方略，受到后来统治者的注重，多被借鉴与继承。
在王导治理内政的同时， 王敦亦在军事上为维护新生的东晋政权作出了贡献。 建兴四年（公元
316年），江州刺史华轶不受朝廷节制，将其辖地变为独立王国，王敦奉命率众兵将讨之，斩华轶首
级，解除了江州对建邺的威胁。其后，荆、湘地区相继发生了王如、杜弢等流民起义，形成了“王如
乱北，杜跨南”的严峻局势。为平定局势，王敦率军前后经过三年大小几十次战斗，终获全胜。由
于王敦平定了荆江等州，从而使东晋的势力范围由原辖的长江下游扬州地区扩展到长江中游。由于东
晋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依赖于琅邪王氏的鼎力支持，故晋元帝曾将其与王导和王敦的关系称之为“管
（仲）鲍（叔牙）之交”。时人遂将琅邪王氏与司马氏皇族的关系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以后，琅邪王氏在国策和典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虽不及东晋初期那样突出炫目，但其家
族中的一些有为之士，仍在政治上做出了积极建树。如王彬次子王彪之，任镇军将军、会稽内史8年，
治郡颇有方略，使豪绅大户不敢纵虐，3万流民返回乡里。简文帝司马昱死，群臣因惧权臣桓温而不
敢拥立太子司马曜。王彪之仗义执言，和众臣一起拥司马曜继皇位。与谢安共执朝政时，谢安曾提出
营建宫室之议，王彪之则力主应休养生息，以减轻百姓负担。彪之以理服谢安，直至彪之死，亦未再
修建宫室。旧制规定，百官亲属如患传染病，且已传染3人以上者，即便为官者本人尚未染病，在百
日之内亦不得朝见皇帝。东晋中叶某年，有疾流行，百官因受此制所囿，以致多人不再来朝，政务得
不到及时处理。时任宰相的王彪之遂上疏建议废除此旧制，让未患病的官员入朝理政。皇帝同意此议，
从此便成为定制执行。
南北朝时期，琅邪王氏在南朝为官者，其政治建树远不及东晋初期辉煌。但其族人中先后两位入
北朝者，却在政治建树方面留下了可圈可点的突出业绩：
其一为王肃。王肃系萧齐雍州刺史王奂之子，王导第七世孙。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
王奂因擅杀宁蛮长史刘兴祖并继而反齐而遭灭门之祸（王奂与5个儿子皆被杀），唯王肃及其弟王秉
幸免于难，遂出奔北魏，受到魏孝文帝重用，官至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车骑将军、扬
州刺史，封昌国县开国侯，并尚孝文帝之女陈留长公主，成为位高权重、且系帝姻的北魏重臣。王肃
系琅邪王氏由南入北官仕北朝的第一人，显赫的官位、特殊的身份和良好的家族文化教育，使之在北
魏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做出了重要的政治建树。一是帮助北魏制订典章制度。《北史》称，“自晋
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
仪国典，咸自肃出”。《通鉴》亦云，魏主“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王肃制订的典
章制度，其内容包括礼仪与官制等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这些促使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改革，为后来
实现南北政权的统一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础。二是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王肃入北后，先后发起或参与
了3次针对南朝萧齐的战役。第一次是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正月；第二次是太和二十二年（公元
498年）三月；第三次是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四月。上述3次战役除第二次失利外，其他两役均大
获全胜。第一次是与刘昶一起率军进攻义阳（今河南信阳），结果是“频破贼军，降者万余”。第三
次是与元协一起接管萧齐降将裴叔业镇守的寿春，在军临前线时一举击败萧齐援军，将萧齐军队“斩
首万数”。王肃及弟、子、侄显达于北魏，北魏亡后又仕于西魏、北周，为琅邪王氏在北方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为王褒。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西魏军队攻陷江陵，时任南朝梁南昌县侯、尚书左
仆射、护军将军的王褒（系王规子、王导第九世孙）被俘入北。由于他是琅邪王氏这一天下名门之后，
且具有出众的才华，因而受到了执掌西魏大权的宰相宇文泰的礼遇与重用。初入西魏，王褒即被授予
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职，其后北周代魏，他又被赐以石泉县子的爵位，历任开府仪同三司、内史
中大夫、太子少保、小司空、宜州刺史等职。建德年间，“有器局，雅识治体”的王褒经常参与朝廷
大事的议定，“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乘舆行幸，褒常侍从”。后，王褒病逝于宜州刺史任上，其
子王嗣爵位。由于王褒所奠定的基础，在随后开始的隋唐时期，这支琅邪王氏后裔，在政治舞台上
又有新的建树。
隋唐以降，科举制兴，门阀士族遂渐趋于消亡。初始，琅邪王氏家族成员对新兴的科举制尚不适
应，但凭着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深厚的家族文化素养，待入唐以后，琅邪王氏一门经过隋朝这一过渡
适应期，便有不少人通过科举入仕为官，并留下了一系列政绩与军功。王方庆是唐代琅邪王氏的代表
人物，他在任广州都督时能够克尽职守，颇有政声。时广州每年有昆仑（唐代对今中印半岛南部和南
洋诸岛地区的泛称）人乘船来广州与中国交易，前任都督路元睿因强索其货，被昆仑人杀死。王方庆
在职数载，秋毫无犯。此前，辖内诸州首领贪暴，受冤百姓到官府控告，都督府的官吏因已收受各首
领参饷，竟置之不理。王方庆则约束其僚属，不得与其私下交往。首领中凡有贪纵者，皆予惩治，于
是境内清肃。“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号第一，下诏赐瑞锦、杂采，以著善政”。王方庆任宰相
后，对当朝礼仪多有仪定。其中包括明堂告朔礼、季冬讲武礼、皇太子避讳礼、朝贺礼等诸多朝廷礼
仪。王遂长于理财，在任宣歙观察使和淄青行营粮科使时，“会兵宿淮西，……始调兵食岁三百万，
俄而贼殊，遂簿羡赀百万以献，帝高其能”。王丘早年主持科考，为杜绝当时“请托大行，取士颇滥，
每年至数百人”的腐败现象，他严加把关，穷其实才，使登科者仅满百人。“议者以为自则天之后凡
数十年，无如者”。后来，他兼任怀州刺史，在职清严，“人吏甚畏慕之”。唐代，琅邪王氏中的一
些任武职者，还为卫国靖边立下了战功。如唐代名将王难得（系魏州刺史王弘直曾孙）“有决勇，善
骑射”。天宝初，吐蕃赞普王子郎支都率部扰唐，因其骁勇过人，一时无有敢与其交量者。王难得见
此大怒，挟枪奋马直前与其搏杀，几个回合便将郎支都斩于马下，捷报传至京师，朝野称颂。天宝七
年（公元748年），王难得跟随大将哥舒翰击吐蕃于积石，擒俘了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子婿悉弄藏。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王难得率部与叛军作战。在收复京师长安的作战中，
其部下靳元曜不慎坠马，王难得见状便飞驰救之，不料被敌“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障目。难得自拔去
箭，并皮掣落，驰马复战，血流被面，而抗贼不已，肃宗深嘉之”。王潜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
任泾原节度使后，修缮壁垒，积蓄粮萆，储存兵器。率部自原州出发，越过硖石，俘吐蕃将领一名。
他治军严明，选优裁劣，使其军中无冗员。
唐末，以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为代表的“开闽王氏”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由王方庆
繁衍的这支族人（三王系王方庆第六世孙），开创闽国基业，为琅邪王氏在五代十国时期赢得了新的
辉煌。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乱世。此期，地方势力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国家处于四分五裂
的混乱状态。由于此时中央集权统治十分薄弱，才使得这支已沦为普通百姓的琅邪王氏族人，能够在
风云际会的历史背景下崭露头角，建功立业，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中和元年
（公元881年），王氏三兄弟先随王绪在家乡光州固始举义从军，于南征途中逐步掌握了义军领导权，
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八月攻占泉州，为开闽大业打下基础。继而于景福二年（公元893年）五月
占据福州，很快统一了福建全境，创建了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三王拓闽详情见卷一之“琅邪王氏族
群的繁衍与迁徙”专条）。从公元885年三王率部入闽，至公元946年闽国为南唐所灭，王氏治闽长达
61年，其中自三王入闽至闽王王审知逝世共40年。其在治国安邦方面的突出建树是：
其一，韬光养晦，保境安民。唐末五代，社会动荡，十国争雄。置身于乱世的三王兄弟，审时度
势，立足于闽国国小势弱这一实际，确立了韬光养晦、保境安民的基本方略。对内，他们平息动乱，
整顿吏治，稳定政局，加固城防，以求社会安定祥和。对外，则奉中原唐、后梁为正朔，凭借唐、后
梁的声威，使邻国找不到兴兵犯境之口实。王审知还将女儿嫁给吴越王钱镠,又命次子王延钧娶南汉
王刘隐的公主为妻。通过政治联姻，强化了与邻国的关系，保证了闽国的安宁，史称“三十年间，一
境晏然”。
其二，以民为本，发展经济。出生于农家的三王深知百姓之苦酸，执政之后，即将恢复、发展经
济作为其施政纲领。据泉州后，王潮便“招怀离散，均赋缮兵”。流民回籍后，借给耕牛，以供其生
产。攻克福州后，“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三王还鼓励山区农民垦荒造林，植
茶种果，沿海围滩造田，使全境“一年襁负至，二年田莱辟，三年民用足”。王审知还派兵造堤营田，
在各地兴修水利。仅在福州即疏浚西湖40里，溉田无数。王审知还设立“百工院”，引进中原地区的
先进手工业技术，在当地加以推广。当时，泉州茶文化发达，促进了陶瓷制造业的发展与繁荣。闽国
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珠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含露别江?”。
足见闽国亦制秘色瓷作为贡品。
其三，扩建港口，发展海上贸易。福建濒临东海和南海，早在唐代中后期，福州、泉州两港便已
通商国内外，造船业亦具相当基础。北抵渤海、新罗、日本，南达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
三王利用这一优势，进一步开拓港口，发展对外贸易。王审知命张睦领榷货务，“招徕蛮夷商贾，敛
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王审邽长子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期间，“复多发蛮船，以资公用，惊涛狂
飙，无有失坏，即藉之为利”。王延彬因此被官民誉为“招宝侍郎”。王审知还指挥工匠开山炸石，
新辟黄崎港以扩大海上贸易。经过努力，泉州港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到宋代时，泉州港内
外每日所聚船只不下15万艘。此一繁忙的海运盛况，均与当年王审知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直接关
系。
其四，招贤纳士，重文兴教。三王善于选贤任能，对具有真才实学者委以重任，不分亲疏。治闽
之初，王审邽即在泉州设“招贤院”，广纳从中原避乱来闽的名人学士。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
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唐朝宰相杨涉从弟杨沂、唐乾宁知名进士徐寅等人，亦都慕名来投王审知，均
被委以高官。日后，他们分别为构建王闽政权的典章制度、传播中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颜仁郁、
邹勇夫、詹敦仁等人，系当年追随三王举义入闽者，由于颇有干才，均被王审知委为地方长官。
三王深知“学校之设，是为教化之源”。入主福建后，即在各地广设学校，培养人才。使学校教
育遍及州、县。公元921年，王审知采纳翁承赞建议，由政府拨款，在福州留晖门外立“四门学以教
闽中秀士”。四门学系当时福州最高学府，专供各州、县优秀学子进修深造。学生不收学费，这在当
时为世间所仅有。教育的兴办与普及，促使一批批人才联袂而出。仅以泉州为例：五代时，泉州中进
士者有6人。延至宋代，泉州中进士者即达862人（特奏名480人除外）。五代至宋代，泉州先后有4人
中状元；有8人居宰辅之位。这一高等人才辈出的现象，在全国各州府是极为罕见的。这与三王重视
教育，使该地形成好学之风，有着直接的关系。
王审知还重视版籍的搜罗与整理。斯时，来闽避乱的大批中原文士携带来大批典籍资料，身为琅
邪王氏之后的王审知，深知保存这批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遂于公元904年下令各州、县，认真搜集
各种版籍资料，尔后整理成篇，缮写数份或刻印成册，使大批经典文献得以保存，为宋代以后闽文化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审知及其后代（其子孙有5人称帝）治闽达60余年，改写了琅邪王氏虽历代多出相辅，但终为
人臣的历史，成为十国之一的最高统治者，为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的发展史书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其
作为一国之主在五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杰出政治建树，将永留青史。
宋代，除开闽王氏后裔王曾位居中枢，显于政坛之上外，琅邪王氏的另一支族人亦兴起于中国的
政治舞台上，并成为琅邪王氏在赵宋时期的代表性房支与堂号，这就是著名的“三槐堂王氏”。曾任唐
滑州黎阳令的王言，去官后携家自渭南迁至大名府莘县（今山东省莘县）定居，成为琅琅王氏在莘县房
支的始迁祖。王言为东晋名相王导第二十一世孙，小司空王褒第十三世孙，武则天宰相王方庆第十世孙。
王言孙王祜曾于庭内植槐三株，盼其后人有位登三公者。后来，其次子王旦为宰相，子孙多显于世，此
支琅邪王氏族人遂被称为“三槐堂王氏”。王曾系王导第二十一世孙，开闽三王之一的王审邽五世孙。
其父王克，于宋太平兴国年间任青州都尉，遂家于此。王曾天分极高，辛苦致学，是宋真宗时连中“三
元” （乡试、会试、廷试均为第一名）的奇才。宋景德元年十二月（即公元1005年1月），宋室与辽签
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为掩盖这一城下之盟的耻辱，遂粉饰太平，大搞所谓迎天书、行封禅等
迷信活动， 一时间， 一些所谓的“祥瑞之事”便相继出现。当真宗与王曾谈及此事时，时任右正言、
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的王曾便劝真宗不要相信这类东西。后，真宗大兴土木，修建供奉所谓“天书”的
玉清昭应宫时，众臣无敢言者，唯有王曾上书力陈五害，以事警谏皇帝。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
真宗病逝，王曾奉命为真宗起草遗诏，文曰：“皇后辅立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权”乃暂时摄理
之意，宰相丁谓为讨好刘皇后，要王曾将“权”字删去。王曾正色道：正因皇帝尚幼才要太后临朝，称
“权”字是以儆后人。且增减昭书自有法规，遂对丁谓这一献媚要求不予理睬。仁宗赵祯即位后，在议
定刘太后临朝之仪时，王曾提出，可按东汉之制，请太后坐于皇上之右，共听群臣奏事。当丁谓提出皇
帝仅需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临朝，军国大事由太后召辅臣裁定，一般事宜由宦官雷允恭转奏太后即
可时，王曾则反驳道：“皇帝、太后不在一起，如将权柄交与宦官之手，祸乱必将由此而起。”王曾的
建议，对历练与保护幼主，阻止宦官与佞臣勾结弄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王曾任宰相后，严谨持重，
操劳国事。为使幼帝尽快积累治国的经验与才干，他选孙、冯元等名儒作其师傅，劝讲于崇政殿。对
贤才之士，多有荐拔。但每涉人事任免，均不让外人知晓。为此，范仲淹曾对王曾说：公开选拔贤名之
士，乃系宰相之责，公德高望重，唯有在这一点上稍有欠缺。王曾答道：我身为执政重臣，如果将恩赏
皆揽于自己身上，那怨恨又孰归于谁？此后，范仲淹对王曾愈加敬佩。
在三槐王氏一族中，大凡为官之人，多能恪尽职守，勉力勤政，其政绩突出者代不乏人。开宝元
年（公元968年）冬，宋太祖亲征割据于太原的北汉政权。兵至潞州，粮草车辆塞路，因转运使调度
乏力，导致人马难行。关键时刻，太祖采纳宰相赵普建议，临时调王祜任潞州知州。王祜到任后，指
挥决断，很快将秩序整顿得井井有条，确保了此役的胜利。后，太祖任命王祜为大名知府，让其借机
调查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的劣迹，以便将其除掉。王祜经过调查，认为符彦卿行为虽失检点，但却无
反叛之意，遂以全家性命担保其无谋反之罪。此举虽保全了符彦卿性命，但因违背了皇上的本意，王
祜自己却因此而失宠。在勤政方面，王旦是个突出的代表。史称其“端重坚正，明达国体，接物若甚
和易，而风仪峻整。当官莅事，庄厉不可犯”。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契丹兵犯宋境，宋真
宗赵恒御驾亲征，王旦随真宗至澶州。因留守京师的雍王元份忽染暴疾，真宗便命王旦速返京师掌理
留守事宜。临行时，王旦奏问皇上：“如在十日之内收不到捷报，臣当如何处理？”真宗默然良久曰：
“可立皇太子”。王旦连夜赶返京师，不入家门，直入禁中，下令甚严，命所有人不得传出他返京的
消息。及真宗班师回京时，王家子弟均在城外准备迎接随皇帝返回的王旦，突然听到身后有吆喝马的
声音，众人回首警视，发现来者正是王旦。王旦在大敌当前对自己的亲人都要保密的举措，受到朝野
的一致称赞。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12年间，他对事关全局的军国大事，皆审慎周虑，
以求选取最佳方案。皇上为此称其为“致太平者”。在遴选大臣问题上，他力荐贤达而摒却小人。当
宋真宗与其论及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政治优劣时，王旦坦言道：“奸邪之人，诬陷良善，其言似忠，
人主难辨。而外人罕敢极言以取祸，故国忠、林甫得以专陷人。”因病去相后，他力推寇准为宰相。
在真宗于滋福殿召见王旦并命太子赵祯向其行拜见礼时，王旦一面感叹太子盛德，一面从社稷长安考
虑，向赵祯推荐了十几位可作大臣的人选。后来，这些人中只有李及、凌策未能拜相，但亦都是名臣，
余者均先后成为宋仁宗赵祯朝的首辅重臣。王旦之子王素任谏官时，直言不讳，连皇帝的过失也敢于
进谏。任按察使后，对贪刻之吏，严加惩处。与王素同为谏官的欧阳修、蔡襄、余靖亦因敢谏而闻名
朝野。在进谏时，多是王素首先直谏，其他三人随后支持，因而王素被朝臣称为“四谏之首”。知渭
州时，他固城蓄粮，布阵演兵，不久即将一处边陲荒州治理得兵强粮足，城坚民安，使常事滋扰的西
夏兵不敢妄动。待王素调离时，百姓“迎马首环泣，终日不得去”。王懿曾孙王震精通刑律，知开封
府时，将京畿之地治理得社会安定，因犯罪者少，以至监狱空虚。王伦在靖康之难后，以三槐之裔的
名义“上书申志”，主动要求出使金国谈判，“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数四”。后当金国要其出任平
滦三路都转运使，为其服务时，遭王伦严词拒绝。金人劝降无果，欲杀王伦。王伦请金人少缓，遂穿
戴上宋朝的冠带官服，面南跪拜而恸哭道：“先臣文正公（即王旦）以直道辅相两朝，天下所知。臣
今将命被留，欲污臣以伪职，臣敢受一死以辱命！”言毕慷慨赴死。
明代，太仓王氏（琅邪王氏的重要房支）的代表人物王锡爵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冬任礼
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后，“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由于政绩颇著，
受到神宗皇帝的褒纳。任阁辅时，曾奏请皇帝“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赈河
南饥”。清代，王锡爵曾孙王掞，历康熙、雍正两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在其任提督江浙学政时，
提拔了不少虽然地位低下但学问颇佳的人才，故获得了“穷通翁”的称号。任职期间，他上疏要求除
弊，并提出由官方发放学租以帮助贫困学生的建议；提倡兴办义学，让贫寒子弟能够免费学识文字；
他还提出严惩科考中的作弊行为，科举录取要慎重等一系列好的建议。在任刑部尚书时，他对办案官
吏只用满文录记口供提出异议，认为大清朝设汉满两族官吏，如果录供只用满文，汉族官员就看不懂，
只好人云亦云，那么，汉族官员岂不形同虚设？皇上采纳了王掞的建议，下令规定，今后录供时应汉、
满两文兼用，并成为定制。王掞官历六部，总务纲纪，在康熙皇帝年事已高，皇太子数立数废，诸皇
子为争太子之位已互相角逐，众臣为使日后有所依附而形成党争的形势下，王掞不怕迁怒获罪，上疏
千言，请立四皇子胤禛为太子。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春，王掞再言建储之事，并请求释放二阿
哥胤秖。为此受到康熙帝的指责，谓其行为与其曾祖父王锡爵当年力奏立明万历帝皇长子朱常洛为太
子之事如出一辙。一时群臣具畏，无人敢给其笔砚写奏折，王掞遂用唾沫濡墨，于宫门前的石阶上写
成奏折为自己辨白。康熙死后，四皇子胤禛继位，即清世宗雍正皇帝。令人不解的是，当年曾冒死请
立胤禛的王掞，在垂暮之年竟受到雍正皇帝的不公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