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州教案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践踏中国主权的同时，西方天主教、基督
教势力亦争先恐后地对中国实施了文化侵略。在沂州府境内的部分外国教会，以“传播”宗教为幌子，
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支持、庇护下，做了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对沂州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其主
要表现为：
专门收容地痞、流氓及无赖、恶霸入教，充当爪牙，并纵其无事生非，欺压平民。久在郯城、兰
山、费县一带传教的德国传教士白明德，“阴险谬戾，贪诈凶横，一味持势凌人，不识礼义廉耻，所
收教民类皆市井齐民不齿之徒。”这些人入教后，即“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
案惧罪，借为逋逃之薮”。如莒州李家藁科(现属莒南县)农民李恒山之父去自己地里摘豆荚，恶霸、
传教士李仪瑞竟指使李焕文等无赖教徒将李恒山之父抓去，硬诬李恒山之父偷摘了他家的豆荚。结果，
李恒山家被罚钱20吊、酒席1桌才得了事。万家王庄以大恶霸万乐元为首的流氓无赖入教后，更为霸
道，对不服从他们的农民轻则施罚酒席，重则既罚且打，即使系其亲属亦不能幸免。万乐元的叔父万
合林欲用“伙山”盖房子，被罚钱15吊，另外又罚酒席--由神甫坐首席，万合林须鸣炮欢迎，既要双
膝跪地，头顶盘子上菜，还要嘴带牛笼嘴吹喇叭供教士教徒席间取乐。赵清志之父因不听洋教士吹嘘，
说了一句不服气的话，结果被教徒捆吊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还声言要杀头。郯城圩尔桥李高升因议
论洋人，被罚6桌酒席，令其端上酒菜后鞠躬，还要打铙钹敬酒。
挟制官府，包揽词讼。教会吸收无赖、恶霸等入教后，对其恶行随时予以庇护。平时遇有教民与
平民争讼，不论是非曲直，“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教控民则挟制愤争”。史载，“山东兖、沂、曹、
济各教民掳人勒赎，德国传教士安治泰纵容包庇，地方官无可如何。”在兰山等地传教的白明德，每
遇民教争讼，“即颠倒曲直，代为出头函请究办，并不守约令教民自行具呈，遇有伤痕，亦不令其到
案请验，无凭无证，不准不休。每案必捏称打伤教友，为抵制之谋；被抢财物，为讹诈之计，甚至讹
财物又讹地，俾可广立教堂。”民众“莫不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
侵犯主权，干涉内政。传教士在沂州府各地“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圣言会主教安治
泰尤为突出，因而深受德国统治者的赏识。德国威廉二世就供认不讳地说：“在华的天主教，无时不
受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以中国各项事情报告我。”这些传
教士还时常盛气凌人地出入官府，作威作福，而且把他们不喜欢的官吏报到北京政府，要求撤换，公
然干涉中国内政。白明德更是凌驾于地方官吏之上，遇有教案，“白明德不能遂意，即以大言布于众，
云将函告主教”，由安治泰与官府交涉；“倘再不直，行当入总理衙门，必如其所愿而止。”
传教士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特权，而且在经济上对广大农民敲诈勒索，残酷盘剥。传教士每到一处，
“至官必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民多苦之”。其经济上对农民的敲诈盘剥主要表现为：一是
强占田产。各国传教士为拓展教会势力，“不惜在中国广建教堂，虽僻壤遐陬，无不星罗棋布。”西
方教会在沂州府的各地教堂所占土地，多是以低价收买或强行掠夺来的，美国长老会沂州南关教堂、
医院等所占土地近百亩，即多是靠强行掠夺而得。沂水王庄教会所拥有的800余亩土地，亦是通过这
一手段掠夺而来。再如，德国传教士华得胜到达费县后，即在塔山一带霸占了几千亩山林，盖起了一
片楼房，以充教堂和住所。而白明德在兰山等地更是时常借口“教案”讹地。二是出租土地，盘剥农
民。正如英人密可所说：“在中国的传教士皆善于治生，广置田宅”。王庄教会所拥有的800亩土地，
及其他教会“购置”的土地，均被教会“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地主一模一
样”。三是兼营各种投机事业。沂州府地区的传教士，“凡认为可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据
载，郯城神山教堂的掌教人戈巴德，就是兼作洋布、洋货生意的投机商。“其掌教洋人(戈巴德)自沂
郡带来洋布洋货甚多，闻乡民欲谋劫，遂以十之一济诸教民，余尽鬻于市。”另一材料则记载了布恩
溥、戈巴德囤积居奇高利剥削农民的情况：“闻二洋人甚富，教民依其财势强诈讹人，囤粮居奇，时
值荒旱，粮米艰难，乡人尤深衔之，此亦民教不和，闹事起衅之缘由也。”四是强向平民征税捐。调
查资料表明，当时沂州府境内的农民，除了向封建政府交钱粮，向地主交租外，还要向洋教堂纳“捐”，
以供教徒们挥霍和所谓神甫传教之用。莒州李家藁科教堂即宣布：凡不信教者每亩地交纳京钱两吊，
以作盖教堂之用(当时两吊钱可买小麦140斤)。万家王庄教会亦向群众要猪要牛要税，并在附近七、八
里内随意“收纳地租”。
教士、 教民的胡作非为， 使当地群众深受其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区内人民奋起抗争。从
1888开始至1899年，区内先后发生了数次规模较大的反洋教斗争。在郯城东北乡王家店、庄家店及沂
水县王庄等地，相继发生的反洋教斗争，是为第一次沂州教案。1895年，德国传教士白明德在兰山县
贪诈凶横， 恃势凌人， “郯城、费县等处皆控案累累”，调署兰山知县朱钟祺上奏山东巡抚，要求
“黜之归国，或易远方”。山东巡抚李秉衡以此转咨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与德国驻华公使进行了交
涉，是为第二次沂州教案。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及其教会势力侵略的加深，沂州各地反洋教斗
争时有发生， 德占胶州后， 反洋教斗争逐渐进入高潮，沂州地区人民纷纷掀起反抗斗争，仅1898～
1899年间即发生反教事件数十起，即第三次沂州教案。外国侵略者企图以武力镇压沂州府人民，反而
更加激起沂州府及山东其他州府人民的反帝怒火。“沂州教案”后，整个鲁南地区反洋教斗争蓬勃发
展，山东其他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向侵入当地的外国势力(主要是教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于汇成了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因发生于1898～1899年的“沂州教案”与前两次教案相比规模最大，涉及沂州府7属中的兰山、
郯城、费县、莒州、日照6个州县，影响颇深，故择其要者，记述如下：
一、神山教案
神山，又称神山堡，位于郯城县西北部(今属苍山县)，德国人在此建有教堂。掌教戈巴德用拉拢、
收买等手段，网罗地痞、恶棍等为教徒。教徒“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又或犯案惧罪，
借为逃跑之蔽”，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一旦“教、民究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或
多方恫吓……平民饮恨吞声，教徒志得意满”。当时，郯城县有教堂传教处所达9处之多。传教士名
为传教，实际上是洋货商人兼恶棍，他们以奇居高利剥削压榨农民。据时人兰山县乡董王小斋所记：
“闻二洋人(指教士戈巴德与布恩溥)甚富，教民依其财势强讹诈人，囤粮居奇。时值荒旱，粮米艰难，
乡人尤深衔之，此亦民教不和，闹事起衅之缘由也。”此时神山圩长杨清贤，以开酒店为业，其人不
识字，性耿直，善言语，富有正义感，在乡里颇有威望，并与郯城知县仓尔爽有结拜之交。杨清贤用
神山人王方凯为酒店帮伙。王方凯系天主教徒，和神山教堂中的管事兼充圩董的李经邦交好。王方凯
素日行为甚劣，时常凭借教堂势力，讹诈欺人，招摇生事。杨清贤对王方凯的不规作为，曾屡屡劝诫，
两人因此争执决裂。王方凯遂于1898年春出伙投依教堂，与李经邦狼狈为奸，并与县衙稿案帮办朱门
政暗通声气，包揽词讼，欺压好人，附近各庄乡民，无不受其害，人皆恨之入骨，由此人们对洋人洋
教仇恨日深。王方凯还借“看青”之机，恶意将杨清贤的一头毛驴推入村西井内淹死，事后还扬言：
“谁敢找我的事，要他狗命!”村邻百姓，实在看不下去，纷纷指责德国教士袒恶护邪。在社会舆论
下，戈巴德假意将王方凯逐出教会，乡民对此事半信半疑，公举杨清贤去教堂面见戈巴德，探望虚实。
戈巴德当即表示说：“王方凯素常不安分守法，教会中决不宽宥，假如他再有什么不法行为，可由地
方官惩办，与教堂再无关系。”杨清贤遂将王方凯欺侮乡民的事情向戈巴德一一说出，同时将打算到
县里去控告王方凯的想法也告诉了戈巴德。戈巴德再次表示“教堂决不过问”。
杨清贤在得悉戈巴德不再过问王方凯的事情后，便放心地到县衙控告王方凯的不法行为，知县仓
尔爽即派勇役捉拿王方凯到县。第二天还未及审讯，李经邦便拿着戈巴德的名片，到郯城县衙要人，
郯城县稿案朱门政，素与教士有勾结，遂以“误传到案”的名义，立即将王方凯开释。这时候，杨清
贤方在城内等候传讯，闻听王方凯已被教堂要了回去，甚为气忿，便直奔县衙责问仓尔爽，知县叹道：
“没办法，硬不过洋人。”杨追问：“怎么办?”知县说：“回去随你的便吧。”王方凯在释放回家
后，又纠集了一伙人，携带枪棒，堵在杨清贤门前高声谩骂，口口声声要为教民复仇，由是双方结仇
愈深。
1898年深秋，义和拳斗争声势日盛，清政府迫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命令地方大办团练，借以防
范。杨清贤因此借搞团练为名，以“抵制洋人洋教，均粮济贫”为号召，在北大山竖旗聚众，四乡饥
民闻讯纷纷响应，手持木棍、大刀、铁镐、火枪云集神山，多逾万人，在杨清贤等带领下，扒毁了神
山教堂。戈巴德吓得从房后逃匿，窜奔沂州城，杨清贤把教堂囤居的粮食杂物，全部匀给了贫民。
杨清贤抄洋教的消息一经传开，不几天，神山、磨山一带，方圆几十里民众“应者如流，无不乐
从”。许多富有之家慑于乡民压力，不得不“情愿散放粮米”，借以保全“身家”，所以“凡附教有
余之家，均皆自托各圩附近首事，情愿散放粮米、银钱，如有三十石者，愿捐二十石……”。据兰山
县乡董王小斋记述：“闹教匀粮”，“闻尚无任意强人讹诈等情事”。这年春节，神山一带“村村锣
鼓响，家家爆竹声”，乡民们空前欢跃。有人还编了顺口溜：“正月里来是新年，神山反出个杨清贤”，
“杨清贤，是好人，抄洋教，救穷人。”唱出了斗争胜利后内心的喜悦。
反教斗争的声威，使统治者大为震恐。德国主教安治泰飞电北京各国事务衙门，请清政府严加镇
压。沂州府立即饬令郯城知县仓尔爽派兵“飞驰神山捕拿”。但所派王德成出师不利，仓惶而归。县
令仓尔爽闻知，便亲自出马，去神山堡捕拿杨清贤。刚到庄就为反教民众围逼质责，幸亏当地士绅出
面说合，方才解围返城。
官府派员两赴神山无效，德国教士恼羞成怒。迫令沂州府撤换仓尔爽，另派余则达接职。余则达
是个亲近洋人，贪吝成性的人物。他一到任，先是从沂州府搬来官兵镇压，后又勾结德国侵略兵从日
照杀来。但各路民众，团结一致，“官去则散而为民，官回则聚而为军”，使统治者坐卧不安。翌年
3月，有1000多人在县城附近集聚，“欲均粮”，郯城县将城门紧闭，以防乡民入城，连每年3月都在
郯城北门外举行的天齐庙会也取消了。余则达见强压无效，又施软计，装出“不偏教，不袒民”的公
允样子，假惺惺地劝说富有之家“匀粮作饥民之食”，以此收买民心。不久，他从沂州搬来了马金叙
的官兵作策应，派帮统杜金衢借查放积谷赈粮为名，诱捕了杨振坤、杨振德、陈际阶、胡兆信、刘盛
贵、傅鸿勋等6名主要首领。杨清贤在乡民们掩护下出走他乡。几天后，官兵又血洗神山，围抄杨家。
乡民掩护杨家老少连夜逃走。杨清贤长子身负刀伤，仍奋不顾身，挟持七弟越墙逃出。
余则达捕捉6首领后，组织教民以“率众抢掠，焚劫一空”等罪向县控告，各庄乡民自动集聚千
余人，到县保释，余则达拒不准保。
马金叙部调走后，余则达又请拨夏辛酉的部分兵勇常驻其间，以巡查镇压，并推行联庄互保法，
以对付乡民，但乡民的反抗斗争始终没停止。余则达亦称：“卑职日夜愁思，难安寝馈。”不久，求
调脱身。余调离后，仓尔爽复任知县，怕事态扩大，向德人赔以银两，释放被捕乡民，了结此案。并
赠杨清贤一块书有“急公好义”的金字木匾。杨清贤出走后，先在底阁(今枣庄市台儿庄区)一带隐居
数载，后返回神山。
二、日照教案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在日照县后街头村一带(今属五莲县)传教的德国天主教圣言会夏教士，
听信教徒的谎言，说后街头有人要“聚众灭教”，要求县衙传究。经县官传讯，始知是教徒王英环、
王英富等人因向屠户厉学珍赊借未还，便向教士捏词耸听以图报复。德国的布教士听信教徒之言，忽
又称“查出许言踵等随同讥诮教务，指请县衙添传讯究”。其实亦系该教徒等因许言踵家富有，欲向
其讹索财物。这时刚由曹州府调去日照县的德国教士薛田资，不问虚实，便于1898年11月8日亲赴后
街头村，对群众威逼恫吓，追令村民将许言踵交出来送县。否则，“必派洋兵围庄剿杀”。薛田资的
凶横无理行径，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该村民众以许言踵等实系良民富户，无故遭受教徒、教士的
欺侮，遂群起不平，于11月9日将薛田资架至村外庙中评理。薛田资蛮不讲理，乡民被激怒，有一人
将其胡须揪损。日照县令闻讯后，星夜赶往弹压，对薛田资加以安慰保护，接回县城。
后街头村群众拖架薛田资事件发生后，沂州府连忙檄委候补知县乙沛恩到日照会同查办。适值德
国副主教福若瑟也由青岛到日照，他先劝令薛田资到青岛去休养，然后由日照县令吕炳元等与福若瑟
会商结案办法。经过谈判，双方议定，由后街头村民众为教徒买宅基，代修教堂5间和东西草厢房各2
间，仍请教士在教堂传教。教徒所失衣物，押令村民如数交出，倘有短少，由该县计值赔偿。并速拿
为首滋事之人，严加惩办。双方于1898年11月18日签订合同，将此案办结。
但是，当主教安治泰知道福若瑟与日照县议定的这个合同以后，十分不满。他认为这种解决办法
太温和了，是一种“不能指靠的和平”，只能助长仇教分子的气焰。然而他“无所借口”，便称“薛
田资受惊伤脑，顿翻前案”，并亲自到省洋务局去要求订立一项“更为苛刻”的方案。在安治泰的无
理要挟下，山东巡抚张汝梅只得又派兖州道彭虞孙与之再行谈判。最后按照安治泰的要求，于1898年
12月26日在兖州城签订了第二个合同。该合同除迫使地方官承认福若瑟议结的合同仍然有效外，又对
地方官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还以薛田资“终身”养身费的名义，额外勒索了25000两白银的赔款。并
由官府择地在县城修盖教堂一所，县官率绅士赔礼等。
安治泰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一方面向中国官府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德军出兵沂
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不仅向占领青岛的德军发出吁求，而且歪曲事实，大造舆论，德
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则积极配合。德国公使海靖主张把保护中国的教徒放在首位，他指出：“随着我
国在山东经济活动的开展，有必要在当地居民中造就一批‘追随者’，而基督教徒则是最好的苗子…
…因此，对于针对他们的暴力行动及排斥的企图断难坐视。”德国政府为了确保它在山东的利益，防
止别国插足，外交大臣布洛夫也强调指出：“慎重处理山东的传教士问题，实在是政府利益之所在”。
1898年12月间，安治泰向德国驻青岛的总督叶世克和驻北京的公使海靖提出了出兵沂州府的要求。
1899年3月，安又派薛田资和另一名传教士到青岛去见叶世克，要求派兵干涉。于是，叶世克在与安
治泰协商之后，决定3月中旬派军入侵日照。
叶世克入侵日照计划决定以后，他一面等待柏林的批准，一面派遣一个3人小组前往沂州府，进
行特务侦察活动。这个小组由少尉冯·韩耐曼、矿山工程师伏尔舒特和翻译莫茨组成。他们以行商为
名，在沂州府南部的海岸登陆之后，于3月22日行至兰山县的黄谷河村西住歇，乡民集聚围观，该德
人即疑为抢劫，遂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张狗剩、孙四2人，重伤李传、李桂荣2人(李桂
荣不久也因伤重身死)，乡民遂散去。该德人为推卸其杀人罪责，于当日晚向沂州府知府杨建烈诬告
说：他们于“是日午刻，携带行李货物小车六辆，行至兰境黄谷河村西住歇，突由庄东来乡民百余人，
分带枪械围住车辆，开枪吓放，欲行抢劫，伊等开放洋枪抵御，轰伤乡民3人，并经庄长等赶往保护，
该乡民遂各逃散”。“并未抢去财物，洋人及车夫等亦无受伤”。沂州府未经查处事由，即饬令选派
勇役护送其回归青岛。山东巡抚张汝梅亦不问情由，即批饬该府县“严拿滋事之人，务获究报”。
当叶世克入侵内地的计划一得到德国政府的批准，他便立即组成了两支侵略军，一支由120名海
军陆战队组成，其中包括一个10人组成的海军炮兵班，及两个机枪班；另一支由4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组成。3月29日晚，这两支队伍一支在军官法根海的率领下，于日照县的石臼所登陆，进犯日照县城；
另一支队伍继续航行至安东卫登陆，在韩耐曼的率领下，直趋兰山县韩家村。
德军于3月30日抵达韩家村后，立即放火焚烧居民房屋300余间，烧毁衣物、器具、牲畜、树林、
银钱、文约等物，总值银不下47600两。使40家居民老幼仓惶，尽室皆遁，因饥寒而亡者不知凡几。
入侵德军于3月30日到达日照城后，立即守住城门，占领县署。军官法根海交出叶世克给日照县
的信函告示，限6天内将薛田资案内各犯拿获，10日内审明定罪，并究出恤款等项（其实2.5万两白银
赔款安治泰早已取去），并声称该县如“抗违不从，必为我兵所拿，并城邑绅士数名解赴青岛”治罪。
1899年4月18日，入侵日照德军6人在林家滩测绘地图时，瞥见于姓妇人，便闯入室内拉住图奸。
于姓兄弟3人在附近坡地干活，听见喊声回家救护。于文福一进屋门，立被德兵开枪轰毙，于文明亦
受重伤。德兵为掩盖其图奸杀人罪行，颠倒是非，复又将于文祥揪带进城押办。于文福之妻与村众抬
死伤二人赴县控告，而德国军官法根海只听德兵一面假捏之词，矢口否认德兵入室图奸之事，并颠倒
黑白地说：德兵“因被于姓兄弟持棒赶追，情急放枪”。转欲治尸亲以诬告之罪。新任知县杨耀林再
三与之辩论，法根海“一味强词夺理，概置弗听，昂然而去”，致使被害乡民含冤负屈，申诉无门。
5月4日，德兵骑马从日照县十里铺、相家庄等处经过，该村操演团练习放鸟枪，德人遂疑为村民
开衅。于5日凌晨，胁迫知县杨耀林到该村挨户搜查枪支，强迫村民将所有土枪全部交出。搜完又将
在籍翰林蔡曾源和12名村民带至县衙押审，并将放枪之人加以笞责，用竹板、荆条抽打臀、腿、背部。
在实施这些侵略行动的同时，德驻中国公使海靖告知中国政府说：“中国官兵力有不足”，所以
德国派兵“助地方护教”。叶世克则电告张汝梅，声称是为了解决薛田资教案的案犯治罪和“究出衅
款等节”，并焚烧韩家村。
3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收到叶世克派兵侵犯日照和火烧韩家村的电报后，立即于31日复电叶
世克，对他入侵内地的所谓借口进行了驳斥，张汝梅指出，日照薛田资一案，上年已议结，银已由安
治泰取去，现仍严拿罪犯；至沂州一案，该德人并未照约先行照会地方官予为保护，为群众围观，并
未抢夺，该德人就开枪轰伤毙人命。“比照贵国法律，似亦无用枪毙人命，复又从而焚烧村庄之理”。
他警告德国人说：“沂州民情强悍，众志成城，德国如调兵前往焚烧村庄，万一乡民群起为难，本部
院将何以保护”。他要求叶世克务必停止派兵。然而亦未能阻止德人侵略行动。
三、沂水教案
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德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此后，沂水同鲁南各地一
样，“教堂日增，教民日众，教焰亦日炽”。平民与洋教徒稍有口角，教民则“挟教士威势凌轹平民”，
“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油，不餍不休”。而平民“重则罚款破家，轻则折
席赔礼。甚至罚席时不以人视平民，责令头顶杯盘，膝行而前。”“民间蓄仇忍辱，郁遏未伸，万众
一心，待机而发。”这就是继发生于1888年春夏之交的王庄教案10年后，沂水人民再度掀起反洋教
斗争新高潮的最根本的原因。
1898年秋，沂州府东部地区的莒州、日照两州县人民，与附近诸城县人民联合起来，组织了2万
余人的队伍，拉开了1898～1899年间沂州府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高潮的序幕。深受西方宗教势力欺压
的沂州北部的沂水人民，奋起响应，给在当地作威作福的长老会和圣言会等西方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
击。
沂水南北左泉(现属沂南县)，是美国长老会传入沂水最早的地方。倪维思曾在这里接纳了张克祥
等9名教徒，此后，当地教会势力获得较快的发展，而民教矛盾亦日益激化。1898年11月间，南北左
泉一带民众开始展开了反洋教斗争。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九)，当地反洋教民众与来自莒州的一部分
反洋教民众会合，攻打左泉教堂。尔后，又聚集一起，向沂州城进发，以图与驻府城的大教堂洋教势
力展开斗争。
事态的发展，震惊了当地教士及其上司。当时，为镇压沂水等地的反洋教斗争，美国驻烟台领事
法勒根据沂州长老会的要求， 电请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兵弹压。同时，法勒又“即刻寄电与美之钦差
(指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请彼立即行文与总署，使张抚台(汝梅)尽力保护沂郡一带之西人”。张汝梅
惧怕洋人，便命“(沂水)县令遣差役并巡抚之兵共十八人，特来(左泉)弹压”。与此同时，南北左泉
的地主恶霸等“亦聚众二百余人(即地主团练武装)，以备与教民(教会武装)同敌乱民”。在中外反动
势力的重压下，当地的反洋教斗争被镇压下去。
在晚于南北左泉教案两三天的时间内，圣母冢集(莒沂交界处，现属沂南县)一带的民众也与当地
教会势力发生了冲突。事发后，教会密谋勾结驻扎在左泉一带的官兵前往镇压。11月25日，官兵开至
圣母冢集，在当地横行霸道，或吃饭不给钱，或在集上乱收宰牛税等，更处处袒教抑民，从而激起了
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一时，“市井议论纷纷”，多谓“此非官兵，乃教徒张克祥所雇”者，亦有谓
“(官兵)有枪无子，不如夺之”者。于是，民众在宰牛人田庄太等人的带领下，准备惩罚一下助教会
为虐的官兵。当民众行进至官兵所驻旅店时，恰逢一官兵出店闲游，田庄太一见，立即持刀追赶，该
官兵见事不妙，急缩向店中，意欲提枪外出报复。官兵总役王某恐犯众怒，即禁止兵役外出。此时田
庄太等已拥至店门，总役王某急出店应付，企图将民众支走。民众未上其当，遂与王某发生撕打。士
兵戴德公遂开枪将田庄太击死，民众更怒不可遏，遂蜂拥而上，徒手与官兵搏斗。官兵有2人被打伤，
总役王某及另外4名士兵被捉。 其余兵役窜回左泉。 随后，田庄太子弟赴沂水县城呈控教徒张克祥
“使人将其兄击死。”沂水知县董杰为持平办理此案，“即时出标捉拿张某(克祥)”。张克祥闻讯后
乃买通差役，连夜潜往沂州府，向城内大教堂牧师告状。次日，牧师面禀沂州府知府定成，且将沂水
县所出之拘案呈上。定成向与教会关系密切，深恐因此而得罪美国教士，遂“立即札谕沂水知县(董
杰)，始保张(克祥)无虞”。
因圣母冢集地处莒沂交界，故此一事件两州县均有办理义务。1899年1月1日，沂水知县董杰会同
莒州知州蒋楷同到田庄太被杀处勘察现场，询问证人。经调查质讯后，董杰决定“将戴姓锁起，并总
役王姓一并解沂水县管押”。教会势力对沂水知县的秉公审理极为不满，于是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官
府施加压力，一面又通过报纸大造舆论。1899年4月15日的《山东时报》转载了上海《德文报》刊载
的《论沂州府之事》一文，文中说：“华官诚不能弹压乎？抑不肯弹压乎？谅不肯压服耳！不然，彼
见济南所派之兵丁保护教友，何将其押监不令其成功乎？”
由于沂水知县董杰主持正义秉公办案的行为，既违背了气焰嚣张的教会势力的意愿，也与昏庸腐
败的清廷“息事宁人”的外交宗旨相悖，故被当时的外国势力和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几经周折，董杰
丢官去职，此案最终也不了了之。
在圣母冢集一带民教、官民冲突之后，沂水西北乡西昌峪一带民众也掀起反洋教斗争的高潮。当
地民众组织了200余人的队伍，与教会势力及其支持下的恶教徒展开了斗争。事后，教会声称：“沂
水西北乡西昌峪有五家教徒被抢，其苦较(莒州)刘村为甚”，并指使“教友至县报官”。在教会的干
预下，官府于1898年12月28日派兵前往西昌峪，“即时拿获十余人，重责之后带城内管押”。实际上，
被捉的这10余人，多系无辜百姓。
沂州教案发生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于1899年1月15日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山东沂州府境内
乱势纷纷，延及各处，要求立即设法保全德国在山东游历以及住止之教士、匠师人等身家”，并威胁
说：“如有德国人被害，统惟贵国是问”。1月21日，海靖又要求保护在山东的德国教士及工程师，
并仍以派兵相威胁。在海靖一再恫吓下，清廷终于令山东巡抚张汝梅“饬派各队分头保护”莒、日、
沂等地德人。
教会方面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施行经济讹诈。1899年2月21日，主教安治泰
专门饬委傅约瑟、布恩溥、文安多3名教士前往沂、莒、日3州县“查考各教堂被抢情形，教民被抢粮
粒等物”。2月28日，傅约瑟等人向安治泰提交了一个索赔恤金的方案，其内容包括：
3州县(莒、日、沂)被拆毁教堂4座，念经房19处，约酌纹银7100两；3县教民被抢至今日给饭食约
酌纹银2800两；3县被抢教民共313家，教民自开失单共合京钱163714千文，经傅约瑟等“挨查确实”，
共酌纹银34200两。以上共计纹银44100两。与此同时，德国于3月底派兵入侵日照和兰山两县，对无辜
百姓进行烧杀抢掠。新任山东巡抚毓贤为使德兵早退，早日了结沂州教案，除“严饬兖沂道彭虞孙往
商安治泰”外，还“督饬该镇、府、县等随时相机因应，遇事慎重办理”。在谈判中安治泰“志存垄
断，语多要挟”，并恃此而多方讹诈。5月25日，德兵从日照撤走时，又带走当地士绅5名以作人质。
在尔后开始的济南谈判中，安治泰对沂属教案的索赔数目极大，除莒、日、沂3州县索赔44100两外，
对兰、郯、费3县教案，他提出须索赔80万吊，约合纹银84000两，两起索赔计128100两之多。这种漫
天要价的做法，遭到毓贤等人的拒绝，毓贤遂“檄饬沂属各州县，会查教堂、教民被焚被抢实在数目，
确切估计，以期印证”。
陆续接到沂属各州县的核查回禀后，毓贤便授意彭虞孙确拟方案，以备重谈。彭虞孙所拟方案为：
兰、郯、费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给36150两；莒、日、沂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减半酌给；
死者每名300两，伤重者每名100两，轻者减半，计约合银4050两。
以上共计62250两。
后经双方一再讨价还价，终于在6月27日订立了议结沂属教案的合同，内容包括：
共给教会纹银77820两。
兰、郯、费、莒、日5州县所有德国教案一并作为完结。
嗣后教民有寻衅复仇及词讼等事，应由地方官拿办，教堂不许干预。
德兵带去日照绅士5人，俟电谕释放后再付恤款。
兰山、日照等处德兵轰毙人命、焚烧房屋等案，应派员与德官另行洽谈。
除沂水由该县自了外，所有兰、郯、费、莒、日5州县各款概作官论。
7月4日，彭虞孙“呈送盖印签字合同前来”，毓贤“即饬藩司(布政使张人骏)设法筹拨，交洋务
局转发沂州府存候给领”。不久，沂水知县方奎亦与当地圣言会教士具体议结沂水圣言教案，终以赔
款千余两了结。与其他州县不同的是，沂水的赔款是直接由沂水人民负担，未作官论。
在中德议结案的过程中，美国长老会一面要其驻烟台领事法勒、驻华公使康格等要求清廷出兵保
护；一面也步德国之后尘要求赔偿损失。当时，方维廉、章嘉礼等“要求(赔偿)1635000大钱(即京钱)
即或相当于2000元银元，作为赔偿沂水、日照、莒州(长老会教徒)的财产损失”，并通过法勒、康格
与山东巡抚、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对于法勒、康格的照会抗议，清廷及山东地方官府以其损失甚微而
索赔过多而予以驳斥。后来清政府经不住美使的压力威胁，于1899年8月被迫谕令山东地方官府与方
维廉等妥议，经双方一再争辩，始得议结。讹赖得呈的美国教会人士对此结果还不满意，后来的美国
教士奚尔贝在其所著的《在山东前线》一书中写道：“(美国长老会)这个(赔偿)要求，以后以30万大钱
结案，但只有原来所要求的五分之一还不到”。整个沂州教案经过中德、中美之间的长期交涉，至此
全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