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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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至明、清时,修志已成为区内各级行政主官的一项重要政务,
纂修方志之举在沂州遂呈鼎盛之势。自明代嘉靖年间至1935年,区内府、州、县各级均有志书刊行问
世。
现临沂地区境内编修的州、府级志书有:明代嘉靖年间的《沂州志》(已佚) ;明代万历三十六年
(1608年)刊行的《沂州志》;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年)刊行的《沂州志》;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年)编
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刊行的《沂州府志》。另有分别成书于明代成化年间、万历年间和清代顺
治五年(1648年)的《莒州志》(以上3种《莒州志》均已佚)。
其间刊行的县(州)级志书在30部左右,现区内尚存的有: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刊行的《沂水县志》
和《蒙阴县志》;康熙十二年刊行的《郯城县志》;康熙二十四年刊行的《蒙阴县志》;康熙二十八
年刊行的《费县志》;康熙五十四年刊行的《日照县志》;乾隆十四年(1749年)刊行的《郯城县志》、
乾隆二十八年刊行的《郯城县志》和乾隆二十九年刊行的《郯城县志》重修本;嘉庆元年(1796年)刊
行的《莒州志》;道光七年(1827年)刊行的《沂水县志》;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行的《日照县志》;
光绪二十五年刊行的《费县志》(重修) ;宣统三年(1911年) 春刊行的《蒙阴县志》(抄本) ;民国六年
(1917年)刊行的《临沂县志》;民国二十四年刊行的《续修临沂县志》和《重修莒志》等。
此期的修志之举,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性文献,而且使一些有志于此者在修志实践
中成为闻名遐迩的方家、学者,其中佼佼者如郯城知县王植和《重修莒志》的主修庄陔兰等。王植是
国内较有影响的方志学家。乾隆十二年(1747年)调任郯城知县。任职期间,勘灾抚恤,治理水患,政
绩颇著。勤政之余,便着手编修《郯城县志》。乾隆十四年(1749年)县志脱稿。王植认为:志书编纂
必须“核史之实,仿经之意”,不可失其谨严,失博而杂。志书体例应有纲有目,层次清楚,门类顺
序编排要做到“文直事核,不溢美,不隐恶”,义例严谨,体裁明备,繁简适当。他在《郯城县志例
言》中特别指出,志书内容具关一邑,“不专为一邑设者不敢多载”。人物传事迹,要征而有信,不
可前有小序,后有论赞。方志为备文献而作,“官迹、人物,献之实也;阄韵扌离藻,文之华也。”
官迹、人物专主事实,而篇章、题咏,应广为搜讨俱入艺文。以宜设编年载一邑之大事,以统散漫。
这些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为学人所称道,而且对现在编修新方志仍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