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中，聊城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的生产状况，决定着经济的兴衰。
聊城地处黄河流域，农业开发有悠久的历史。从建国后出土的文物考证，大约在五、六千多年以前，境内已经有人类从事农业、渔猎等生产活动，种植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来源。商代后期，境内人口、经济发展较快。至战国时已形成一定规模。
秦统一中国后，置聊城县，社会出现暂时的稳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此时，聊城不但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丝绸纺织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明代，农业生产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种植，经济作物也开始形成规模。据明代《山东通志、物产篇》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棉花种植当时在聊城已不鲜见。
农业决定经济兴衰，而农业生产在历史上又受着水、旱灾害的制约。聊城县地处黄泛平原，历史上黄河水灾频繁，严重影响着农业发展。自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至1573年（明万历一年）的2100多年中，黄河干流改道6次经过聊城，32次决口漫及聊城。每次改道和决口使大片良田和村庄淹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农业较早开发，促进了聊城商业经济的发展。从出土的贝壳币和青铜刀币考证，远在奴隶社会，聊城已经出现生产的剩余产品，产生了商品交换。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艺技术的进步。约在四五千年以前，聊城一带的人类已经能制造相当精密的穿孔玉铲、象牙雕筒等工艺品；制造出用于殡葬的棺椁。秦代，聊城一带所产的丝绸已经成为宫廷的用品，纺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宋代，冶炼和建筑技术有很大发展，城内隆兴寺的铁塔，其腰部的龙凤、乐舞人物及力士浮雕，形象极为逼真，标志着当时聊城铸铁技术和工艺美术都达到一定的水平。
元代以后，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航运业的发展，聊城逐渐成为鲁西最大的物资交流中心。随着漕粮的北运，江南的大米、糖、茶、纸张、竹器、木器、药材等进入聊城市场，而聊城一带的土特产，如乌枣、槐米、黄花菜等，通过船运销往江南各地。乾隆年间在崇武驿一带（现在的双街）运河码头，货积如山，车马如流。运河中帆樯林立，舳舻相连。
乾隆年间，漕运的畅通，使聊城经济发展达到繁荣鼎盛时期。交通的便利，吸引江南、秦晋客商云集聊城。他们办作坊、开店铺，又促进了聊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服装、鞋帽、木器、皮革、烘炉、毛笔、银器、泥塑、木版印刷等十几种手工业，产品在百种以上。形成以毛笔、造纸、木刻印刷为支柱的三大产业。当时从事毛笔生产的手工业者达800余人。色纸作坊达40余家，从业者120多人。1822年（道光二年），城乡毛笔作坊达30多家，年产毛笔300万支，远销南北各省。较大的前店后厂毛笔作坊有“余子尚”、“玉山堂’、“老文友”、“魁久堂”、“文聚堂”、“德华斋”等10余家。秦晋商人在城内开设的店铺有“重盛”、“复兴”、“双和成”等布店；“荣兴”、“永茂”毡店；“进兴”粉店；还有“宗久德”银粉店等30多家。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聊城境内沿运河的主要集镇周店、李海务、梁水镇等村都设有钱庄。据“山陕会馆”重修碑记载，乾隆年间聊城有银号70余家。嘉庆年间已形成以“日增”、“义元”、“恒升”、“晋元”银号为主的金融市场。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的字号多属山西、陕西等客籍商人经营。
经济繁荣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清乾隆年间，城区规模已经非常可观，“廛市烟火之相望，不下十万户”。城内有光岳楼、绿云楼、吴天阁等崇楼高阁；四关有玉皇阁、护国隆兴寺、敬业禅林、吕祖庙等古寺名刹；沿运河又有山陕、江西、苏州、武林等会馆。以通济闸为中心，商业尤为繁荣，街道店铺鳞次栉比，商品齐全；作坊星罗棋布，随处可见。形成“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兴旺富庶的景象。
经济的繁荣不仅吸引了外籍客商，也为当时皇帝注目。康熙皇帝4次到聊城，乾隆皇帝东巡、南巡9次驻跸聊城，5次登光岳楼凭眺赋诗，留下十几首诗作。随从画师还把聊城城池面貌、运河风光、名胜古迹绘成大幅写生画，载入《南巡盛典》一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开始进入聊城市场，冲击当地民族工商业。城内秦晋商人开办的店铺也以转销洋布、洋瓷盆、洋火等洋货为主。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决口于河南兰考，运河堤防被冲毁。黄河在张秋镇南穿运河东流，南来的运河水被阻，北上漕船逐渐减少。1883年（光绪九年）引黄济运，因黄河淤塞，疏浚困难，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运河停航。
运河停航，使聊城失去便利的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客籍商人转去他乡，加之鸦片战争带来的影响，使聊城经济失去了昔日的繁荣。
洋货的倾销，使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冲击，但也传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在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的同时，聊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幼芽开始萌发。1922年（民国11年），脚踏缝纫机传入聊城，以机缝服装为主的服装店铺开始出现；1924年（民国13年），商振声等人创办“聊城电灯公司”；1918年（民国7年），聊城出现了第一家工厂—东临造枪厂；1925年（民国14年），建立“民生染织厂”；1926年（民国15年），创建电报局等等，一批采用西方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工厂、企业相继建立，标志着聊城生产技术的进步。
1938年日军侵占聊城后，前店后厂的书业作坊全部停业，外籍店铺大都关闭，百货业商店多数被毁，只剩下几家小型店铺开业。至1947年聊城解放，近10年内，人民群众苦于战乱，无心务工，城区工商业一片萧条冷落。
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因黄河河道南迁，受洪水威胁减小，但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缺乏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能力，大小水旱灾害仍然连续不断，粮食产量很低，倘遇自然灾害，轻则歉收，重则绝产，人民群众生活没有保证。
第一章 旧中国聊城县经济
在漫长的历史中，聊城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的生产状况，决定着经济的兴衰。
聊城地处黄河流域，农业开发有悠久的历史。从建国后出土的文物考证，大约在五、六千多年以前，境内已经有人类从事农业、渔猎等生产活动，种植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来源。商代后期，境内人口、经济发展较快。至战国时已形成一定规模。
秦统一中国后，置聊城县，社会出现暂时的稳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此时，聊城不但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丝绸纺织技术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明代，农业生产不再是单一的粮食种植，经济作物也开始形成规模。据明代《山东通志、物产篇》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棉花种植当时在聊城已不鲜见。
农业决定经济兴衰，而农业生产在历史上又受着水、旱灾害的制约。聊城县地处黄泛平原，历史上黄河水灾频繁，严重影响着农业发展。自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至1573年（明万历一年）的2100多年中，黄河干流改道6次经过聊城，32次决口漫及聊城。每次改道和决口使大片良田和村庄淹没，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农业较早开发，促进了聊城商业经济的发展。从出土的贝壳币和青铜刀币考证，远在奴隶社会，聊城已经出现生产的剩余产品，产生了商品交换。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艺技术的进步。约在四五千年以前，聊城一带的人类已经能制造相当精密的穿孔玉铲、象牙雕筒等工艺品；制造出用于殡葬的棺椁。秦代，聊城一带所产的丝绸已经成为宫廷的用品，纺织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宋代，冶炼和建筑技术有很大发展，城内隆兴寺的铁塔，其腰部的龙凤、乐舞人物及力士浮雕，形象极为逼真，标志着当时聊城铸铁技术和工艺美术都达到一定的水平。
元代以后，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航运业的发展，聊城逐渐成为鲁西最大的物资交流中心。随着漕粮的北运，江南的大米、糖、茶、纸张、竹器、木器、药材等进入聊城市场，而聊城一带的土特产，如乌枣、槐米、黄花菜等，通过船运销往江南各地。乾隆年间在崇武驿一带（现在的双街）运河码头，货积如山，车马如流。运河中帆樯林立，舳舻相连。
乾隆年间，漕运的畅通，使聊城经济发展达到繁荣鼎盛时期。交通的便利，吸引江南、秦晋客商云集聊城。他们办作坊、开店铺，又促进了聊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服装、鞋帽、木器、皮革、烘炉、毛笔、银器、泥塑、木版印刷等十几种手工业，产品在百种以上。形成以毛笔、造纸、木刻印刷为支柱的三大产业。当时从事毛笔生产的手工业者达800余人。色纸作坊达40余家，从业者120多人。1822年（道光二年），城乡毛笔作坊达30多家，年产毛笔300万支，远销南北各省。较大的前店后厂毛笔作坊有“余子尚”、“玉山堂’、“老文友”、“魁久堂”、“文聚堂”、“德华斋”等10余家。秦晋商人在城内开设的店铺有“重盛”、“复兴”、“双和成”等布店；“荣兴”、“永茂”毡店；“进兴”粉店；还有“宗久德”银粉店等30多家。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聊城境内沿运河的主要集镇周店、李海务、梁水镇等村都设有钱庄。据“山陕会馆”重修碑记载，乾隆年间聊城有银号70余家。嘉庆年间已形成以“日增”、“义元”、“恒升”、“晋元”银号为主的金融市场。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的字号多属山西、陕西等客籍商人经营。
经济繁荣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发展，清乾隆年间，城区规模已经非常可观，“廛市烟火之相望，不下十万户”。城内有光岳楼、绿云楼、吴天阁等崇楼高阁；四关有玉皇阁、护国隆兴寺、敬业禅林、吕祖庙等古寺名刹；沿运河又有山陕、江西、苏州、武林等会馆。以通济闸为中心，商业尤为繁荣，街道店铺鳞次栉比，商品齐全；作坊星罗棋布，随处可见。形成“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兴旺富庶的景象。
经济的繁荣不仅吸引了外籍客商，也为当时皇帝注目。康熙皇帝4次到聊城，乾隆皇帝东巡、南巡9次驻跸聊城，5次登光岳楼凭眺赋诗，留下十几首诗作。随从画师还把聊城城池面貌、运河风光、名胜古迹绘成大幅写生画，载入《南巡盛典》一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开始进入聊城市场，冲击当地民族工商业。城内秦晋商人开办的店铺也以转销洋布、洋瓷盆、洋火等洋货为主。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决口于河南兰考，运河堤防被冲毁。黄河在张秋镇南穿运河东流，南来的运河水被阻，北上漕船逐渐减少。1883年（光绪九年）引黄济运，因黄河淤塞，疏浚困难，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运河停航。
运河停航，使聊城失去便利的交通条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些客籍商人转去他乡，加之鸦片战争带来的影响，使聊城经济失去了昔日的繁荣。
洋货的倾销，使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冲击，但也传入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在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的同时，聊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幼芽开始萌发。1922年（民国11年），脚踏缝纫机传入聊城，以机缝服装为主的服装店铺开始出现；1924年（民国13年），商振声等人创办“聊城电灯公司”；1918年（民国7年），聊城出现了第一家工厂—东临造枪厂；1925年（民国14年），建立“民生染织厂”；1926年（民国15年），创建电报局等等，一批采用西方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工厂、企业相继建立，标志着聊城生产技术的进步。
1938年日军侵占聊城后，前店后厂的书业作坊全部停业，外籍店铺大都关闭，百货业商店多数被毁，只剩下几家小型店铺开业。至1947年聊城解放，近10年内，人民群众苦于战乱，无心务工，城区工商业一片萧条冷落。
明清时期的农业生产，因黄河河道南迁，受洪水威胁减小，但由于科学技术落后，缺乏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能力，大小水旱灾害仍然连续不断，粮食产量很低，倘遇自然灾害，轻则歉收，重则绝产，人民群众生活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