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旱灾主要有春旱和晚秋旱。从1368年（明洪武元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81年中，共计出现不同程度的旱灾111次，平均5年1遇。其中，5成年景的的中旱年60次，平均9年1次；农作物基本绝收的大旱年36次，平均16年1次；“赤地千里”的特大旱灾14次，平均35年1次。14次特大旱灾发生的年份及灾情为：
1458年（明天顺二年），春至立夏无雨，麦禾绝收。（《明实录》）
1483～1484年（明成化十九、二十年），连续两年大旱，饥荒严重，有的人被迫以人肉充饥。（《聊城县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春夏大旱，土地龟裂，蝗虫遍地，作物基本绝收。（《明实录》）
1492年（明弘治五年），聊城旱灾严重，粮食歉收，人民饥荒，堂邑疾病流行，无数百姓死亡。（《东昌府志》）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春旱，灾民以树皮草根充饥。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又遇春旱，不少人因生活所迫或变为盗贼，或外出逃荒。（《聊城县志》）
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山东遭受旱灾，民间有的用树皮草籽充饥，有的割死尸吃肉度日，伤亡惨重。（《明实录》）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旱灾、蝗虫威胁聊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聊城、堂邑饥荒严重，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东昌府志》）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大旱，十三年又大旱，井泉干涸，作物绝收，牛羊死亡无数。（《东昌府志》）
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春旱。粮价飞涨，有的人无钱买粮，盗掘新死人充饥。夏季疾病流行，尸体遍野。秋季蝗虫蔽天，老鼠千百成群，地无青苗，10人中有8～9人死亡。（《东昌府志》）
1670年（清康熙九年），山东全省大旱，聊城、德州、惠民最为严重，小麦绝产，秋粮基本绝收。（《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聊城、堂邑发生严重春荒，很多人被迫卖儿卖女。秋季疾病流行，死亡无数。（《堂邑县志》）
1755年（清乾隆五十年），春夏大旱，粮食严重歉收，有的饥民以人肉充饥。（《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1877年（清光绪三年），聊城、堂邑等97州县发生大旱，28州县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1943年（民国32年），聊城、堂邑、冠县、莘县遭受特大旱灾。自民国31年秋，堂邑周围就遭大旱，蝗虫遮天蔽日，落地成灾，地无青苗，人们以蝗虫，草籽充饥。1943年（民国32年），再次发生春夏大旱，小麦颗粒无收，人民饥荒严重，加之伪军抢粮掠财，造成东起道口铺，西至烟庄；南从桑阿镇，北至柳林，方圆75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建国后，旱灾仍较为频繁，但因水利条件得到改变，旱灾均未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
1949年春秋两季干旱，造成60万亩农作物受灾，47.1万亩成灾，粮食减产592万公斤。
1952年年降雨量470毫米，春秋皆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1万亩。旱情发生后，县委先后发动4.2万名干部群众浇水抢苗，共抢救秋苗28万亩，使成灾面积降至21.7万亩。
1957年年降雨量432毫米，旱情较为严重。由于广大群众井、河并用，抗灾夺丰，粮棉均获较好收成。
1959年年降雨量389.4毫米，旱季持续100余天，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5万亩。是年，因水利条件得以彻底改变，全市井灌14.5万亩，黄灌58万亩，仅有32万亩农田形成轻微灾害。
1968年夏秋两季持续干旱，百日无雨，年降雨量仅有正常年份的52%，全县有80万亩农作物受灾。旱情发生后，广大干部群众利用一切水源、水具奋力抗旱，共计浇地46.8万亩，成灾面积降为14万亩。
1972年年降雨量324.8毫米，为解放后少见的干旱年份。是年，动用机井4000眼，引黄河水多次，浇地75万亩，获得粮食亩产153.9公斤，皮棉亩产24.75公斤的丰收年景。
1976年春夏旱，1～5月降雨仅76.4毫米。为抗旱保收，全县提取地下水7646万立方米，引黄河水4.76亿立方米，井河有效灌溉面积为97.6万亩，占实有耕地面积的75%，使成灾面积降至9.8万亩。
1978年1～5月降雨81.3毫米。旱情出现后，全县8993眼机井投入抗旱，提取地下水9839万立方米，浇地142.4万亩次；引黄河水4次，计141天，引水3.58亿立方米。井河有效灌溉面积100.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7%，创出大灾之年不见灾的局面。
1981年1、2、4月无雨，3月降雨3.9毫米，5月份降雨8.3毫米。该年，广大群众积极抗旱夺丰，浇地10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
1983年春夏大旱。从1982年秋种到1983年春播，降雨量只有40.5毫米；3～5月虽降雨144.4毫米，但分为11次，有效率极低；6月降雨5毫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期降雨量的最小值。旱情发生后，全县动员15.7万人抗旱，取水4.1亿立方米，浇地106.8万亩，粮棉均获有史以来的最好收成。
第一节 旱灾
境内旱灾主要有春旱和晚秋旱。从1368年（明洪武元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81年中，共计出现不同程度的旱灾111次，平均5年1遇。其中，5成年景的的中旱年60次，平均9年1次；农作物基本绝收的大旱年36次，平均16年1次；“赤地千里”的特大旱灾14次，平均35年1次。14次特大旱灾发生的年份及灾情为：
1458年（明天顺二年），春至立夏无雨，麦禾绝收。（《明实录》）
1483～1484年（明成化十九、二十年），连续两年大旱，饥荒严重，有的人被迫以人肉充饥。（《聊城县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春夏大旱，土地龟裂，蝗虫遍地，作物基本绝收。（《明实录》）
1492年（明弘治五年），聊城旱灾严重，粮食歉收，人民饥荒，堂邑疾病流行，无数百姓死亡。（《东昌府志》）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春旱，灾民以树皮草根充饥。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又遇春旱，不少人因生活所迫或变为盗贼，或外出逃荒。（《聊城县志》）
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山东遭受旱灾，民间有的用树皮草籽充饥，有的割死尸吃肉度日，伤亡惨重。（《明实录》）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旱灾、蝗虫威胁聊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聊城、堂邑饥荒严重，人吃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东昌府志》）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大旱，十三年又大旱，井泉干涸，作物绝收，牛羊死亡无数。（《东昌府志》）
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春旱。粮价飞涨，有的人无钱买粮，盗掘新死人充饥。夏季疾病流行，尸体遍野。秋季蝗虫蔽天，老鼠千百成群，地无青苗，10人中有8～9人死亡。（《东昌府志》）
1670年（清康熙九年），山东全省大旱，聊城、德州、惠民最为严重，小麦绝产，秋粮基本绝收。（《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聊城、堂邑发生严重春荒，很多人被迫卖儿卖女。秋季疾病流行，死亡无数。（《堂邑县志》）
1755年（清乾隆五十年），春夏大旱，粮食严重歉收，有的饥民以人肉充饥。（《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1877年（清光绪三年），聊城、堂邑等97州县发生大旱，28州县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山东清代水旱灾情》）
1943年（民国32年），聊城、堂邑、冠县、莘县遭受特大旱灾。自民国31年秋，堂邑周围就遭大旱，蝗虫遮天蔽日，落地成灾，地无青苗，人们以蝗虫，草籽充饥。1943年（民国32年），再次发生春夏大旱，小麦颗粒无收，人民饥荒严重，加之伪军抢粮掠财，造成东起道口铺，西至烟庄；南从桑阿镇，北至柳林，方圆75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建国后，旱灾仍较为频繁，但因水利条件得到改变，旱灾均未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失。
1949年春秋两季干旱，造成60万亩农作物受灾，47.1万亩成灾，粮食减产592万公斤。
1952年年降雨量470毫米，春秋皆旱，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1万亩。旱情发生后，县委先后发动4.2万名干部群众浇水抢苗，共抢救秋苗28万亩，使成灾面积降至21.7万亩。
1957年年降雨量432毫米，旱情较为严重。由于广大群众井、河并用，抗灾夺丰，粮棉均获较好收成。
1959年年降雨量389.4毫米，旱季持续100余天，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5万亩。是年，因水利条件得以彻底改变，全市井灌14.5万亩，黄灌58万亩，仅有32万亩农田形成轻微灾害。
1968年夏秋两季持续干旱，百日无雨，年降雨量仅有正常年份的52%，全县有80万亩农作物受灾。旱情发生后，广大干部群众利用一切水源、水具奋力抗旱，共计浇地46.8万亩，成灾面积降为14万亩。
1972年年降雨量324.8毫米，为解放后少见的干旱年份。是年，动用机井4000眼，引黄河水多次，浇地75万亩，获得粮食亩产153.9公斤，皮棉亩产24.75公斤的丰收年景。
1976年春夏旱，1～5月降雨仅76.4毫米。为抗旱保收，全县提取地下水7646万立方米，引黄河水4.76亿立方米，井河有效灌溉面积为97.6万亩，占实有耕地面积的75%，使成灾面积降至9.8万亩。
1978年1～5月降雨81.3毫米。旱情出现后，全县8993眼机井投入抗旱，提取地下水9839万立方米，浇地142.4万亩次；引黄河水4次，计141天，引水3.58亿立方米。井河有效灌溉面积100.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7%，创出大灾之年不见灾的局面。
1981年1、2、4月无雨，3月降雨3.9毫米，5月份降雨8.3毫米。该年，广大群众积极抗旱夺丰，浇地10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0%。
1983年春夏大旱。从1982年秋种到1983年春播，降雨量只有40.5毫米；3～5月虽降雨144.4毫米，但分为11次，有效率极低；6月降雨5毫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期降雨量的最小值。旱情发生后，全县动员15.7万人抗旱，取水4.1亿立方米，浇地106.8万亩，粮棉均获有史以来的最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