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私塾（也称义学）在聊城县较为流行，形式多样。据1910年（宣统二年）《聊城县志》载：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知县李肇春在城内西口南、路东置买民房，设立义学。建房20余间，每年聘请文化、品德端正者来此讲学，学费由官款支出，官方吏员还随时来此查学，贫穷子弟颇受其益。1859年，（咸丰九年），聊城县知县许济清捐款俸“京蚨”五百千，沙镇绅士朱桂丹、张更裕等共集“京蚨”五百千，在沙镇太公庙设立义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堂邑南乡二甲李刘庄李锦墀、李锦坪捐款，于现在的张炉集乡肖天崇村建立义学等等。当时，聊城县城乡，一家或数家、一村或数村联合设塾者更为普遍。广大农村贫寒人家，为了让孩子识字，以求能从事低等职业谋生，便联合聘请塾师，于村庙、寺院内设塾。所聘请塾师多为家境贫寒的穷秀才，其经费主要是祠堂、庙宇所属耕地的地租或群众集资。此外，还有少数塾师在家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办学的。这种塾师家境贫寒，适当收费，借以糊口。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私塾学校大都由一个塾师在同一教室教授年龄不同、文化基础不同的学生，人数多少不定，少者三五人，多者二三十人，教授课程内容亦各不同。其特点是同窗读书，因人设教，无一定的教时，没有教学计划和学制规定。
私塾课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启蒙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字》等；二是为科举作准备的课程，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左氏春秋》等。此外，还有一些课外选读的书籍，如《孝经》、《女儿经》、《千家诗》、《古文观止》、《弟子规》、《龙文鞭影》、《唐诗合解》等。
1917年（民国6年），境内私塾有250多处，堂邑（现部分归聊城市）有私塾180多处。以沙镇、于集、梁水镇、斗虎屯、堂邑、朱老庄等乡镇最为兴盛。其中又以沙镇的孙丰，于集乡的孙堂，大张乡的李知洲，郑家乡的温集，侯营镇的孙克胜，蒋官屯镇的孟营，许营乡的韩庄、王庄，梁水镇镇的任老九、大杨庄村，李海务镇的谭庄，朱老庄乡的老韩庄村，堂邑镇南街、陈庄、南关等村的私塾较为出名。
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以后，聊城私塾教育开始衰落。但民国时期，境内仍有一定数量的私塾学校，读经讲经风气仍然很盛，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城内学校解散停办，市民子女无处就学，又曾出现一些零星私塾。至1947年聊城解放，私塾教育绝迹。
私塾教育学规极严，以“学以畏而成”、“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为信条，对学生滥加体罚，有“打板子”、“罚跪、罚站”等戒律。
第一节 私塾
清末民初，私塾（也称义学）在聊城县较为流行，形式多样。据1910年（宣统二年）《聊城县志》载：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知县李肇春在城内西口南、路东置买民房，设立义学。建房20余间，每年聘请文化、品德端正者来此讲学，学费由官款支出，官方吏员还随时来此查学，贫穷子弟颇受其益。1859年，（咸丰九年），聊城县知县许济清捐款俸“京蚨”五百千，沙镇绅士朱桂丹、张更裕等共集“京蚨”五百千，在沙镇太公庙设立义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堂邑南乡二甲李刘庄李锦墀、李锦坪捐款，于现在的张炉集乡肖天崇村建立义学等等。当时，聊城县城乡，一家或数家、一村或数村联合设塾者更为普遍。广大农村贫寒人家，为了让孩子识字，以求能从事低等职业谋生，便联合聘请塾师，于村庙、寺院内设塾。所聘请塾师多为家境贫寒的穷秀才，其经费主要是祠堂、庙宇所属耕地的地租或群众集资。此外，还有少数塾师在家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办学的。这种塾师家境贫寒，适当收费，借以糊口。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私塾学校大都由一个塾师在同一教室教授年龄不同、文化基础不同的学生，人数多少不定，少者三五人，多者二三十人，教授课程内容亦各不同。其特点是同窗读书，因人设教，无一定的教时，没有教学计划和学制规定。
私塾课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启蒙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字》等；二是为科举作准备的课程，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左氏春秋》等。此外，还有一些课外选读的书籍，如《孝经》、《女儿经》、《千家诗》、《古文观止》、《弟子规》、《龙文鞭影》、《唐诗合解》等。
1917年（民国6年），境内私塾有250多处，堂邑（现部分归聊城市）有私塾180多处。以沙镇、于集、梁水镇、斗虎屯、堂邑、朱老庄等乡镇最为兴盛。其中又以沙镇的孙丰，于集乡的孙堂，大张乡的李知洲，郑家乡的温集，侯营镇的孙克胜，蒋官屯镇的孟营，许营乡的韩庄、王庄，梁水镇镇的任老九、大杨庄村，李海务镇的谭庄，朱老庄乡的老韩庄村，堂邑镇南街、陈庄、南关等村的私塾较为出名。
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以后，聊城私塾教育开始衰落。但民国时期，境内仍有一定数量的私塾学校，读经讲经风气仍然很盛，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城内学校解散停办，市民子女无处就学，又曾出现一些零星私塾。至1947年聊城解放，私塾教育绝迹。
私塾教育学规极严，以“学以畏而成”、“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为信条，对学生滥加体罚，有“打板子”、“罚跪、罚站”等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