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全县经济处于无计划状态，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建国后，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出现，国民经济也随之纳入计划管理轨道。1954年7月，成立聊城县计划委员会，行使全县计划管理职能。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依照国家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体制，编制全县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全县国营经济、基本建设项目实行直接计划，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实行间接计划，对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派购。
1958年贯彻中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原则，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以“块”为主，以“条”为辅，“条块结合”的双轨管理体制，聊城市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市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和编制。由于受“左”倾冒进思想影响，计划编制严重脱离实际，出现“高指标”、“浮夸风”倾向，计划指标无法组织实施。1962年变双轨制管理为中央集中领导下的“条条”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把原来下放到地方的经济管理权收回中央，使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取代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计划管理体制。1964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中央开始有步骤地陆续下放部分计划管理权限，实行“由下而上，上下结合，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针。1966年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干扰，使计划部门不能行使正常的计划管理职能。1970年重新采用“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计划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地方在计划管理方面的权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单一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随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及市场调节部分逐步扩大，开始有计划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财政等经济杆杠指导计划目标的实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工作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围绕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方面来，提高了计划管理的科学性。
第一节 管理体制
建国前，全县经济处于无计划状态，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建国后，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开始出现，国民经济也随之纳入计划管理轨道。1954年7月，成立聊城县计划委员会，行使全县计划管理职能。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依照国家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体制，编制全县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全县国营经济、基本建设项目实行直接计划，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实行间接计划，对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派购。
1958年贯彻中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原则，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以“块”为主，以“条”为辅，“条块结合”的双轨管理体制，聊城市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市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和编制。由于受“左”倾冒进思想影响，计划编制严重脱离实际，出现“高指标”、“浮夸风”倾向，计划指标无法组织实施。1962年变双轨制管理为中央集中领导下的“条条”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把原来下放到地方的经济管理权收回中央，使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取代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计划管理体制。1964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中央开始有步骤地陆续下放部分计划管理权限，实行“由下而上，上下结合，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方针。1966年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干扰，使计划部门不能行使正常的计划管理职能。1970年重新采用“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计划管理体制，进一步扩大地方在计划管理方面的权限。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单一的指令性计划，逐步变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随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及市场调节部分逐步扩大，开始有计划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财政等经济杆杠指导计划目标的实现，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计划工作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围绕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方面来，提高了计划管理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