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1910年（宣统二年）县志载：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全县完赋人丁22215人，应征银2726两；全县有成熟地、自首大粮地、寄庄地等共1301787亩，应征银24929两。全年共计征银27655两。
民国期间，田赋沿用清制，群众称为完银子、完米。每亩年赋税征银2分多。930年（民国19年），全县人口约20万，共有耕地963000亩，每亩征银2分8厘7毫，共计征银27639两1钱，折合现洋110556.4元（每两折合现洋4元）。除按亩征钱外，每亩征漕米0.5公斤，全县共征粮481500公斤。此外，每亩耕地征附加小粮，折现洋1角，年征现洋9.63万元。是年，油类营业税征收450元，典当营业税征收11500元，牙税征收450元，牲畜营业税征收4000元，屠宰税2000元，印花税7800元，元木、碳税1000元等各种杂税共征收现洋27200元。
1939年（民国28年），全县28万人，耕地980000亩，每亩征小米10公斤，附加小米2.5～3.5公斤，年征正税小米980万公斤，附加小米290万公斤。
1941年（民国30年）至1944年（民国33年），抗日民主政府的收入：每年征收小米155万公斤，柴250万公斤；缉私及集市工商税，折合小米50万公斤。全县每年财政收入共计征收小米200万公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区逐年扩大，至1947年（民国36年），全县共征小米338.59万公斤，柴550万公斤，草127.38万公斤。
预算内收入 建国初，由于战争的创伤，工业基础薄弱，县财政收入依然主要来自农业，1949～1952年累计收入为931万元。其中农业税495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53.2%。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县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得到较快发展。至1957年，财政收入5年累计总收入为586.7万元。其中各项工商税收入为353.5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60.2%。改变了聊城历史上财政收入长期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状况。1958年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但因企业盲目上马，造成财力分散，工作失去平衡，统一计划被打乱。至1960年，3年总计收入为3520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2053.9万元，占总收入的58.3%。1961年中央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入开始增加。至1965年，5年累计收入4413.4万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部分工厂一度停产，财政管理出现混乱，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至1970年，5年总计收入3289.6万元。其中工商税和企业税收入2430.8万元，比经济调整时期减收1371.2万元。1971年，企业进行初步调整，加强管理，虽有错误路线干扰，财政收入仍得到增长。至1975年，5年累计总收入为5725.3万元，比上一个五年增收2430.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农业实行承包责任制，连年丰收，人民生活日益改善。1976～1980年，5年累计财政收入9002.9万元，比上个五年增收3277.6万元。1981～1985年“六五”计划期间，在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导下，工农业生产持续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五年中，全县财政总收入累计为13818万元。比“五五”时期增收4816万元，增长53.5%。1949年～1985年，全县（市）财政总收入41287.3万元。1985年比1949年增长16.83倍。1949年农业税收入占总收入的63%，1985年下降为7.34%。
预算外收入 为了办好各项事业，弥补预算内经费的不足，国家规定适当数量的税收附加，作为地方机动财力，统称预算外收入。聊城市预算外收入主要有：工商税附加，按工商税收的1%提取（自1985年工商税附加改征城市建设税，纳入预算内收入）；农业税附加，按正税的14%提取；工业用水、用电附加，按费用的8%提取；另外还有市财政集中的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收入（固定资产折旧费只用于企业的挖潜、革新、技术改造）。1955～1985年聊城市预算外总收入为2515.6万元。
第二节 财政收入
清末，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1910年（宣统二年）县志载：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全县完赋人丁22215人，应征银2726两；全县有成熟地、自首大粮地、寄庄地等共1301787亩，应征银24929两。全年共计征银27655两。
民国期间，田赋沿用清制，群众称为完银子、完米。每亩年赋税征银2分多。930年（民国19年），全县人口约20万，共有耕地963000亩，每亩征银2分8厘7毫，共计征银27639两1钱，折合现洋110556.4元（每两折合现洋4元）。除按亩征钱外，每亩征漕米0.5公斤，全县共征粮481500公斤。此外，每亩耕地征附加小粮，折现洋1角，年征现洋9.63万元。是年，油类营业税征收450元，典当营业税征收11500元，牙税征收450元，牲畜营业税征收4000元，屠宰税2000元，印花税7800元，元木、碳税1000元等各种杂税共征收现洋27200元。
1939年（民国28年），全县28万人，耕地980000亩，每亩征小米10公斤，附加小米2.5～3.5公斤，年征正税小米980万公斤，附加小米290万公斤。
1941年（民国30年）至1944年（民国33年），抗日民主政府的收入：每年征收小米155万公斤，柴250万公斤；缉私及集市工商税，折合小米50万公斤。全县每年财政收入共计征收小米200万公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区逐年扩大，至1947年（民国36年），全县共征小米338.59万公斤，柴550万公斤，草127.38万公斤。
预算内收入 建国初，由于战争的创伤，工业基础薄弱，县财政收入依然主要来自农业，1949～1952年累计收入为931万元。其中农业税495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53.2%。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县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得到较快发展。至1957年，财政收入5年累计总收入为586.7万元。其中各项工商税收入为353.5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60.2%。改变了聊城历史上财政收入长期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状况。1958年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但因企业盲目上马，造成财力分散，工作失去平衡，统一计划被打乱。至1960年，3年总计收入为3520万元，其中工商税收入2053.9万元，占总收入的58.3%。1961年中央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入开始增加。至1965年，5年累计收入4413.4万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部分工厂一度停产，财政管理出现混乱，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至1970年，5年总计收入3289.6万元。其中工商税和企业税收入2430.8万元，比经济调整时期减收1371.2万元。1971年，企业进行初步调整，加强管理，虽有错误路线干扰，财政收入仍得到增长。至1975年，5年累计总收入为5725.3万元，比上一个五年增收2430.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农业实行承包责任制，连年丰收，人民生活日益改善。1976～1980年，5年累计财政收入9002.9万元，比上个五年增收3277.6万元。1981～1985年“六五”计划期间，在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导下，工农业生产持续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创历史最高水平。五年中，全县财政总收入累计为13818万元。比“五五”时期增收4816万元，增长53.5%。1949年～1985年，全县（市）财政总收入41287.3万元。1985年比1949年增长16.83倍。1949年农业税收入占总收入的63%，1985年下降为7.34%。
预算外收入 为了办好各项事业，弥补预算内经费的不足，国家规定适当数量的税收附加，作为地方机动财力，统称预算外收入。聊城市预算外收入主要有：工商税附加，按工商税收的1%提取（自1985年工商税附加改征城市建设税，纳入预算内收入）；农业税附加，按正税的14%提取；工业用水、用电附加，按费用的8%提取；另外还有市财政集中的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其他收入（固定资产折旧费只用于企业的挖潜、革新、技术改造）。1955～1985年聊城市预算外总收入为2515.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