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风景秀丽，资源丰富，文化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境内即有先民在聊古庙、堠堌一带繁衍生息。几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同心协力，辛勤耕耘，共同创造出今日的文明昌盛。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地处东经115°14′～116°08′和北纬36°16′～36°42′之间。市境东邻茌平县，南接阳谷县，西连冠县，北靠临清市。总面积1245平方公里，其中岗地占30%，坡地占50%，洼地占20%。地貌大势低平宽广，西南略高，东北稍低，海拔高度变化在31～38米之间，坡降为五千五百分之一。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年平均气温13.2℃，平均年降雨量594毫米，日照时数2641.9小时，无霜期201天。有暴风、寒流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土壤类型有潮土、盐土2个土类，其质地均匀，肥力适中，适宜种植粮食、棉花、蔬菜。
全市设3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11个乡。1985年末，总人口72.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581人，是聊城地区人口多、密度高的县市之一。汉族人口71.6万，占总人口的98.9%；回、蒙、彝、侗、朝鲜等13个少数民族0.7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1%。城区建成面积12平方公里，位于市境中部，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文教卫生和体育设施较为齐全，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5年末，城区常住人口为14.6万人。
聊城因古聊国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齐头燕尾”，扼南北要冲，为齐国的军事要地。秦代始建县，名聊城，属东郡。此后，建置升降更迭，政区沿革多变。晋朝为平原国所辖，隋代先后归属博州和武阳郡领管，唐时分属博州和博平郡，宋金时隶属博州。元代始名东昌，为东昌路总管府治所，县为府领。1368年（明洪武元年）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为东昌府所辖。1947年1月1日解放，时称筑先县。1949年撤销筑先县恢复聊城县，隶属平原省聊城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全境划归山东省。1958年12月，更名聊城市，归属山东省直辖。1963年3月，改市为县，复属聊城专区。1983年8月，撤销聊城县恢复聊城市，由山东省直辖至今。
聊城经济发展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期间，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解放前夕依然还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农业县。1949年总产值仅有3345万元（按当年价格），其咎不在百姓，而在历代统治者。自秦代始，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以“重农抑商”为国策，在此种政策的影响下，“男耕女织”成为典型的家庭经济模式，经营工商业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科技发明被看作奇技淫巧。聊城人民的聪明才智被封闭在农田耕地上，生产技术、耕作方法无几多改进。此外，徭役频繁，租赋苛重，战火连绵，致使聊城经济兴而致衰，起伏徘徊，生产水平长进不大。
然而，聊城经济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几度辉煌。明清时期，聊城得运河舟楫之利，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为沿河9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当时，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马络绎，货积如山。沿河建有山陕、苏州、江西、武林、赣江等商人会馆6处，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所谓“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就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写照。可惜1855年之后，因大运河流断道涸，聊城又变为交通闭塞之域，加之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混战，聊城工商业逐渐萧条，又回到“男耕女织”的圈子里滚爬。
解放后，聊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全市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在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聊城经济复苏迅速。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850万元，比1949年增长32.7%，平均每年增长9.9%。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管理上实行“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农业总产值已达9405万元，比1952年增长19.8%，平均每年递增3.7%。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刮浮夸风和“共产风”，聊城经济被高指标、高积累所困扰，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后来又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全市生产呈下降趋势。1961年比1960年下降36%，1962年比1961年又下降28%，致使日用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困难。1962年开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978万元，比1962年增加106%，为“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稳固的基础。不幸的是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生产受到破坏，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奋斗，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仍达到15618万元，比1965年增长42.3%，平均年增长7.3%。“四五”期间，经济发展较为曲折。前两年基本维持“三五”末的水平。1973年略有上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614万元，比1970年增长32%，而1974年又下跌至17884万元，比1973年下降了15.3%。1975年再度回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747万元，比1970年增长64.9%，平均年增长10.5%。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系统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农村到城镇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多种经济责任制，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并在加强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乡（村）镇工业，注重搞活流通，使聊城市的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6.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6.4%，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4%。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4%。198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9154万元，比1949年的5914万元增加12倍之多；国民生产总值为49282万元，比1949年的2398万元增加近20倍；国民收入为43254万元，比1949年的2278万元增加近18倍。
聊城历来是粮食、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综合农业区。解放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水利条件、生产工具、农业技术的制约，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粮食单产仅有66.5公斤，棉花亩产不过13.5公斤（皮棉）。建国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互助组已大量发展，并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后，在仅仅5年的时间里，全县98%的农户由互助组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期间，全县农业虽因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又过于单一，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但仍取得长足的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到7604万元，比1949年增长37%。其中种植业总产值6665万元，比1949年增长38.36%；林业总产值515万元，比1949年减少12.6%；牧业总产值399万元，比1949年增长167.8%；渔业总产值25万元，比1949年增长400%。1958年后，农村工作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至1977年，始终没有摆脱在所有制方面追求“一大二公”；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抽肥补瘦；经营上机械呆板，整齐划一等“左”倾思想的禁锢，正确的生产方针在有些村庄得不到有效实施，使本应达到的速度未能达到。但由于全市农村不间断地抓住以改土治水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面积推广良种及农业先进技术，改进和增加农机具，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农作物产量逐步提高。1978年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可比价、新口经）为12579万元，比1949年的5551万元增长1.27倍，年平均递增2.9%，与全国增长速度相当。粮食总产20138.5万公斤，比1949年的9026万公斤增加1.23倍，年平均递增2.8%；棉花总产616.5万公斤，比1949年的142万公斤增加3.34倍，年平均递增5.19%。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1018公斤，比1949年的498.5公斤增加1.04倍，年平均递增2.5%；生产棉花31.4公斤，比1949年的7.85公斤增加2.97倍，年平均递增4.9%。人均纯收入98元，比1949年的32元增加66元，年平均递增3.9%。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和各种联合体，并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以工补农”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得以很大发展，农村经济已由自给半自给向着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198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5687万元，比1978年的12579万元增加1倍多；粮食总产257315吨，比1978年增加55930吨；棉花总产23250吨，比1978年增加17085吨；油料总产9575吨，比1978年增加8650吨；淡水产品总量1114吨，比1978年增加384吨；大牲畜存栏量6.29万头，比1978年增加2.89万头。其他大宗经济作物如西瓜、蔬菜、水果等也均跃为全省高产县市之一。这一时期聊城农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有波折与失误，特别是1984年出现“卖棉难”等情况之后，聊城市片面作出“农产品过剩”的论断，导致1985年农业经济发展失常，产值下降。此后由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制定出“稳增粮棉，猛攻菜园，突破工业，带动全盘”的方针，全市又呈现出蔬菜增加，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好势头。
聊城工业发端较早，清乾隆年间已有木版印刷、服装鞋帽、荐毯制毡、草编柳编、烟花炮竹等大型作坊30余家，从业人员达1200多人。鸦片战争后，由于运河干涸停运和国外商品输入，聊城手工业日趋衰落。民国时期，开始发展粮油加工和机械工业，但数量、规模均不大。1949年全县仅有全民所有制企业2家，工业总产值只有363万元。1950年后，工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至1952年，现代企业由2个发展到33个，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63万元发展到712万元。1953年后，工业生产步入持续增长的“一五”时期。这一时期，虽然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但由于能源和原材料缺乏，重工业发展速度仍大大低于轻工业。195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1801万元，比1952年增加1089万元，年平均递增20%。乡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为1297万元，其中轻工业产值为1296万元，重工业产值仅有1万元，工业结构不够合理。1958～1961年，工业生产出现盲目发展，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的现象，在毫无条件的情况下先后建起钢厂、炼焦厂、铸铁厂等重工业项目，较大的村庄也相继竖起土炼铁炉，轻工业项目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工业生产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1963～1965年，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进行全面调整，适度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部分设置不合理的重工业项目下马，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增长。三年内工业产值增加1042万元，年平均递增15%。1966～1976年，因战备先后有8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从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迁至聊城；聊城国棉厂、市化肥厂、第二毛纺厂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相继建成。故此，工业发展速度仍然较快，经济效益也比较好。197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2374万元，比1966年增加18844万元，年平均递增16.8%。80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形势的发展，工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采取与外地加强经济技术协作，发展横向联合，依靠当地资源，重点发展低能耗、低原材料耗工业以及推广节能等措施，使全市工业的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发展后劲实现了同步增长，并创出“单鲸牌”104、108船用钟、“鲁西牌”X195柴油机、“墨菊牌”02005全毛黑灰大衣呢等5种部优产品和“五环牌”HS系列手拉葫芦、“泰山牌”KLC型机械手表等12种省优产品，形成了以郑家乡、张炉集乡为中心的轴承保持器制作，以李海务镇为中心的地毯加工，以道口铺乡为中心的农机配件产销等10大企业群体，产品远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些产品还打入国际市场。1985年全市有轻纺、化工、酿造、机械、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等各类工业企业669家，其中国家定点生产企业22家，省重点生产厂家48家，全年工业产值53907万元，是1978年的2.3倍，7年增长31131万元，平均每年增长4447.3万元。工业结构也日趋合理，在乡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9.1%，重工业占30.9%。
聊城商业发源较早。清乾隆年间，聊城就已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集散地。金店、银号、药铺、笔庄、茶庄、杂货、染坊、旅店、百货、食品、五金等诸业，均具相当规模。仅山西、陕西两地商人创办的大型商号就有五六十家，中小型的更多。这些商贾在聊城建公所、修会馆，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商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以及帝国主义武装入侵和经济渗透等诸多因素影响，聊城商业逐步萧条。鸦片战争前的清道光年间，仅百货业在城镇即有“重兴”、“复兴”等较大店铺30多家。鸦片战争后，“洋货”充斥市场，“京广货”受到排斥，至1937年（民国26年），较大店铺仅剩10多家。1938年日军侵占聊城后，实行经济封锁，城乡物资交流中断，商路阻绝，各业凋敝，即使幸存者，也多做些小本生意，并不时停顿闭歇。1949年后，国家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并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小企业、商贩采取合理安置，鼓励经营的措施，私营工商业发展较快。1955年城乡私营商业发展到4035户，从业人员达4400余人。1956年聊城完成对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3560户私营商业，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组成部分。1958年后，商业经营受“左”的思想影响严重，一些机构、网点遭到撤并或改制，农村集市贸易被错误地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一度关闭，致使商业流通不畅。60年代初，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关于改造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商业经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1976年间，由于“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统一十日”集市等，管理非常混乱，造成货流阻塞，供应紧张，商品购销数额及利润指标均低于正常时期的增长水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改变过去一统到底，少渠道多环节封闭式的商业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系，形成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私营商业多种经营成分并存的经济运行机制，商业繁荣昌盛，购销两旺。1985年全市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经营单位发展到5730个（户），从业人员猛增至16261人；农副产品收购额达13896万元，比1976年的3169万元增长3.4倍；社会商品零售额达28980万元，比1976年的7778万元增长2.7倍；外贸商品收购额达779万元，比1976年的237万元增长2.2倍。
聊城教育事业源远流长。明清两代，文运大开，书院林立，私塾遍及城乡，鸿儒相卿连翩鹊起，骚客文人脱颖而出，先后考中状元3人（内有武状元1人），进士71人（内含武进士16人），举人323人（内含武举人129人）。清末，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昌府启文书院改为官立中学堂，冠全省官立中学之首。大批初等、高等小学堂取代了私塾。民国初，聊城设有山东省立聊城第三师范学校、山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这两座学校不但是当时鲁西北的最高学府，而且还是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日军侵占聊城期间，沦陷区多数学校停办或内迁，少数小学被迫实施奴化教育；抗日民主政府控制区的小学改称抗日小学、抗日高小和完小，学生均参与政治、生产活动。全国解放后，聊城教育发展较快。1951～1953年，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农村普遍兴建学校，全县共增设中等专业学校1处、普通中学3处，小学223处。1956～1966年十年中，全面贯彻“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在整顿中大力发展教育，先后增建中等专业学校8处，普通中学4处，小学1151处。1966～1976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教学质量明显下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电化教育从无到有，中等专业教育门类增多，小学教育普遍实现了“六配套”。1985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达850处，在校学生117615名，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聊城古为鲁西文化中心。建国以后，文化事业发展较快，1954年聊城建立了全省第一处县级广播站。至1985年，城区已有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机构，并设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书画院和多处影剧院。各乡镇普遍建有文化站、图书室、放映队，青年民兵之家遍及农村。京剧团、杂技团、豫剧团等地、市专业文艺团体和众多的群众性文艺组织，活跃着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市图书馆藏书93万余册，地市博物馆收藏文物千余件。
全国解放以后，聊城的医疗卫生事业亦得到较大发展。50年代，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性病等传染病，控制了麻疹、白喉、乙型脑炎、伤寒等疾病的发病率。70年代初，各公社相继建起卫生院，合作医疗组织遍及广大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就近得到医治。至1985年，境内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28处，地属及其企业下属的医疗卫生单位、医务室达122处。卫生技术人员增为2864名，病床增至2120张，各种医疗设施齐全。由于群众性医疗保健措施及就医条件的加强与改善，新生婴儿死亡率降至20‰，各种传染病基本消灭，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
聊城体育事业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早期的民间体育活动主要有武术、中国象棋、游泳等。竞技体育于民国初年传入聊城，初期主要在学校、军队中开展，后来逐步发展到民众。解放后，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各项体育运动都有很大发展。至1985年，田径运动员累计有7人次打破全国纪录，15人次打破全省纪录，162人次取得全区田径运动会第一名。排球、篮球、体操、射击、航模等运动队，也都多次参加全省、全国比赛，均取得较好成绩。
聊城科技事业，民国时期基础薄弱，科技人员稀少，民间科技活动得不到指导和推广。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发展科技事业，建立专管机构，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发明创造，推广应用技术，各类科技人员不断增加，群众性科研活动不断发展，科研网络逐步形成，科研活动已深入农业、工业、建筑、医疗以及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1978～1985年累计，全市获地级以上科技成果54项，其中省部级10项，地级44项。
聊城的城市构造、空间形态独特，虽地处华北平原，城市风貌却有江南水乡的风韵。古城四面环水，象一艘巨大的方舟飘浮于万顷碧波之中。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古城区，以光岳楼为中心向四面辐射，形成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各条大街向外伸展，依次有“四口”（东口、西口、南口、北口）、“四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区内街道经纬分明，垂直交叉，形成棋盘方格状框架，楼舍房屋，古朴典雅，至今仍保留着白墙、灰瓦、坡屋顶的明代建筑风格。古城周围是风光秀丽的环城湖。环城湖以东为运河城区，是明清时期随着漕运兴盛发展起来的商埠区，街巷多布列在运河两岸，随坡就势，依河而建，大小街巷皆于运河相通，形成此城区框架。区内峻崇浑朴的铁塔，精巧华丽的山陕会馆，条石铺砌的大小码头，以及苍劲挺拔的百年古槐，仍可使人们体味到昔日的繁荣。运河城区以东以北是解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城区。新城区以纵贯南北的柳园路和横穿西东的东昌路为主干，网络此区，是一个道路宽阔平直，楼房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城区，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分明，主干道、次干道井然有序，公共设施齐全，房舍楼厦新奇别致，充满着时代气息。从空中俯瞰全城，清澈的湖水象一幅巨大的缎带环绕古城，羽湖、莲湖等20多个小湖又象一面面明镜嵌镶在古运河城区之间。古老的大运河象一条玉带在城区婉蜒而过，铁塔、光岳楼、山陕会馆如明珠闪烁于城中湖畔，可谓以水带文，以文映水；城中有湖，湖中有城，河湖交织如画。虽地处华北，但据“水秀”，是一座全国少有的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聊城名胜古迹众多。始建于1374年（明洪武七年）的光岳楼，虽历经沧桑600余年，仍巍然屹立在古城中央，吸引过无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光，并赢得“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的赞誉。登临光岳楼，不仅可领略“霄汉凭陵日月悬，下临无地上通仙”的意境，还可一睹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典型官式建筑风貌。光岳楼是聊城文明古朴的象征，也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楼阁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座落在东关古运河西岸双街南首的山陕会馆，建于1743年（清乾隆八年），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院落布局精奇，建筑连接得体，用工精细，富丽堂皇。山门装饰华美，金碧辉煌；戏楼飞檐四出，玲珑剔透；大殿雕梁画栋，殿额雕刻精细巧妙，龙凤花草，三老八仙，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山陕会馆是聊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象征，也是全国会馆建筑的瑰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被古人称为聊城八景之一的宋代铁塔，今日仍是人们的喜游之地。清代被誉为全国四大私人藏书楼的海源阁，现在仍有“书藏万卷小琅嬛”的不凡气势，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著名的旅游胜地环城湖，湖光榭影，玉带卧波，独具一格。石砌湖岸曲折优美，花草树木千姿百态。千顷湖水，清如许，明如镜，四季风光各具特色。阳春三月，轻风拂面，春阳融融，涟漪漾漾；盛夏之日，湖风习习，爽气袭人，阵阵荷香沁人肺腑；金秋时节，芦花飞絮，蒲草生辉，锦鳞游弋；隆冬腊月，冰封湖面，银光闪烁，溜冰健儿飞燕穿梭。湖心岛翠竹繁茂，环境清幽。岛上溢香斋、观景台古色古香，翠园、沁园名花异草，争芳斗艳。隽秀典雅的望岳亭重檐攒头，琉璃瓦顶，丽日之下与光岳楼遥相辉映。此岛同清香飘溢的荷香园，精巧雅致的水寨竹楼，清波依依的沙滩浴场，风格独特的钓鱼台等十几处景观构成一体，组成风光旖旎，面积广阔的旅游区。泛舟湖面，可以欣赏城区的自然风光，领略渔舟唱晚的意境。此外，还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这一切都是聊城悠久文明历史的实证。
聊城人才辈出，代有名人。战国时期，有因射书救聊城，被世代传颂的高士鲁仲连；汉代，有治国安邦的贤臣良将贾琼；唐代，有录用颜真卿、李华等人的考功员外郎孙逖，大理寺正卿王志憧；宋代，有以文章著称天下的李垂；明代，有被熹宗誉为“讲官第一”的建极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朱延禧和倡导“以才历职”的职方郎中耿如杞；凊代，既有首科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刑部尚书任克溥等名官重臣，又有被康熙皇帝赞为“字压天下”的状元邓钟岳等书画大家。在现代，有“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阳谷坡里暴动领袖赵以政，回族英雄金方昌，《八卦太极拳》创始人马永胜，音乐家李杰民，画家呼盉斋，辽金史学家傅乐焕，以及著名八角鼓艺人逯本荣等。
聊城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曾留下过檀乡、白波农民起义军的足迹；驰骋过红袄军的铁骑；呼啸过支持青州农民军的呐喊；飘扬过闯王李自成的义旗；发生过震惊清廷、名闻天下的王圣如农民起义。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的侵扰，清廷的屈外暴内，聊城人民建立捻党，参加黑旗军，组织义和团，以农村为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聊城就有党的活动。上海“五卅”惨案和“九·一八”事变以后，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省立聊城第三师范、省立聊城第二中学的师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奋不顾身地奔向街头，游行示威，发表演讲，谴责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冀鲁豫一带颇有影响。1927年10月，鲁西北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聊城创立，并于1928年1月14日发动了震撼山东的“坡里暴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聊城党组织帮助抗日将领范筑先坚定守土抗战的决心，发出“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著名皓电，成立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建立县级抗日政权23个，组建35个支队，3路民军共计6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在梁水镇、南镇、范县、濮县、济南等地进行大小战役10余次；在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儿童、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创办《抗战日报》，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一度把聊城建成“抗战的小延安”，曾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誉。1938年11月聊城失守后，人民的革命斗争，虽迭经日伪反动势力的镇压，但仍此伏彼起，不屈不挠。解放战争时期，聊城人民参军支前，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忱，仅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底就有5500多名青年踊跃参军，还先后派出400余名干部南下，组织2万余人次、7千余付担架支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聊城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先后有1647名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经过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聊城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终于推翻“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解放以来，聊城人民在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腐败痕迹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几代人在失误中奋起，在求索中思考，在比较中抉择，感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认定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即使在“左”的倾向笼罩大地的年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年月，广大干部群众仍坚持兴修水利，兴办交通，奋力振兴地方经济。
聊城人民勤劳俭朴，聪慧勇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过辉煌的业绩；现在，全市人民正团结一致，全力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进一步建设繁荣、昌盛、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聊城努力奋斗。
概述
聊城风景秀丽，资源丰富，文化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境内即有先民在聊古庙、堠堌一带繁衍生息。几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同心协力，辛勤耕耘，共同创造出今日的文明昌盛。
聊城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地处东经115°14′～116°08′和北纬36°16′～36°42′之间。市境东邻茌平县，南接阳谷县，西连冠县，北靠临清市。总面积1245平方公里，其中岗地占30%，坡地占50%，洼地占20%。地貌大势低平宽广，西南略高，东北稍低，海拔高度变化在31～38米之间，坡降为五千五百分之一。属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年平均气温13.2℃，平均年降雨量594毫米，日照时数2641.9小时，无霜期201天。有暴风、寒流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土壤类型有潮土、盐土2个土类，其质地均匀，肥力适中，适宜种植粮食、棉花、蔬菜。
全市设3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11个乡。1985年末，总人口72.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581人，是聊城地区人口多、密度高的县市之一。汉族人口71.6万，占总人口的98.9%；回、蒙、彝、侗、朝鲜等13个少数民族0.78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1%。城区建成面积12平方公里，位于市境中部，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文教卫生和体育设施较为齐全，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5年末，城区常住人口为14.6万人。
聊城因古聊国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地处“齐头燕尾”，扼南北要冲，为齐国的军事要地。秦代始建县，名聊城，属东郡。此后，建置升降更迭，政区沿革多变。晋朝为平原国所辖，隋代先后归属博州和武阳郡领管，唐时分属博州和博平郡，宋金时隶属博州。元代始名东昌，为东昌路总管府治所，县为府领。1368年（明洪武元年）至1911年（清宣统三年）为东昌府所辖。1947年1月1日解放，时称筑先县。1949年撤销筑先县恢复聊城县，隶属平原省聊城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全境划归山东省。1958年12月，更名聊城市，归属山东省直辖。1963年3月，改市为县，复属聊城专区。1983年8月，撤销聊城县恢复聊城市，由山东省直辖至今。
聊城经济发展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期间，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解放前夕依然还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农业县。1949年总产值仅有3345万元（按当年价格），其咎不在百姓，而在历代统治者。自秦代始，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以“重农抑商”为国策，在此种政策的影响下，“男耕女织”成为典型的家庭经济模式，经营工商业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科技发明被看作奇技淫巧。聊城人民的聪明才智被封闭在农田耕地上，生产技术、耕作方法无几多改进。此外，徭役频繁，租赋苛重，战火连绵，致使聊城经济兴而致衰，起伏徘徊，生产水平长进不大。
然而，聊城经济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几度辉煌。明清时期，聊城得运河舟楫之利，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为沿河9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当时，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马络绎，货积如山。沿河建有山陕、苏州、江西、武林、赣江等商人会馆6处，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所谓“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就是对当时繁荣景象的写照。可惜1855年之后，因大运河流断道涸，聊城又变为交通闭塞之域，加之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混战，聊城工商业逐渐萧条，又回到“男耕女织”的圈子里滚爬。
解放后，聊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全市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在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聊城经济复苏迅速。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850万元，比1949年增长32.7%，平均每年增长9.9%。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管理上实行“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计划体制。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农业总产值已达9405万元，比1952年增长19.8%，平均每年递增3.7%。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搞“大跃进”，刮浮夸风和“共产风”，聊城经济被高指标、高积累所困扰，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后来又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全市生产呈下降趋势。1961年比1960年下降36%，1962年比1961年又下降28%，致使日用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困难。1962年开始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978万元，比1962年增加106%，为“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比较稳固的基础。不幸的是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生产受到破坏，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奋斗，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仍达到15618万元，比1965年增长42.3%，平均年增长7.3%。“四五”期间，经济发展较为曲折。前两年基本维持“三五”末的水平。1973年略有上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614万元，比1970年增长32%，而1974年又下跌至17884万元，比1973年下降了15.3%。1975年再度回升，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747万元，比1970年增长64.9%，平均年增长10.5%。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系统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农村到城镇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多种经济责任制，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并在加强农业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乡（村）镇工业，注重搞活流通，使聊城市的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6.2%，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6.4%，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4%。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4%。1985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9154万元，比1949年的5914万元增加12倍之多；国民生产总值为49282万元，比1949年的2398万元增加近20倍；国民收入为43254万元，比1949年的2278万元增加近18倍。
聊城历来是粮食、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综合农业区。解放前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和水利条件、生产工具、农业技术的制约，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粮食单产仅有66.5公斤，棉花亩产不过13.5公斤（皮棉）。建国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互助组已大量发展，并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后，在仅仅5年的时间里，全县98%的农户由互助组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期间，全县农业虽因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又过于单一，出现过一些失误和偏差，但仍取得长足的发展。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到7604万元，比1949年增长37%。其中种植业总产值6665万元，比1949年增长38.36%；林业总产值515万元，比1949年减少12.6%；牧业总产值399万元，比1949年增长167.8%；渔业总产值25万元，比1949年增长400%。1958年后，农村工作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至1977年，始终没有摆脱在所有制方面追求“一大二公”；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抽肥补瘦；经营上机械呆板，整齐划一等“左”倾思想的禁锢，正确的生产方针在有些村庄得不到有效实施，使本应达到的速度未能达到。但由于全市农村不间断地抓住以改土治水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面积推广良种及农业先进技术，改进和增加农机具，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农作物产量逐步提高。1978年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可比价、新口经）为12579万元，比1949年的5551万元增长1.27倍，年平均递增2.9%，与全国增长速度相当。粮食总产20138.5万公斤，比1949年的9026万公斤增加1.23倍，年平均递增2.8%；棉花总产616.5万公斤，比1949年的142万公斤增加3.34倍，年平均递增5.19%。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1018公斤，比1949年的498.5公斤增加1.04倍，年平均递增2.5%；生产棉花31.4公斤，比1949年的7.85公斤增加2.97倍，年平均递增4.9%。人均纯收入98元，比1949年的32元增加66元，年平均递增3.9%。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发展专业户、重点户和各种联合体，并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以工补农”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得以很大发展，农村经济已由自给半自给向着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1985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5687万元，比1978年的12579万元增加1倍多；粮食总产257315吨，比1978年增加55930吨；棉花总产23250吨，比1978年增加17085吨；油料总产9575吨，比1978年增加8650吨；淡水产品总量1114吨，比1978年增加384吨；大牲畜存栏量6.29万头，比1978年增加2.89万头。其他大宗经济作物如西瓜、蔬菜、水果等也均跃为全省高产县市之一。这一时期聊城农业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有波折与失误，特别是1984年出现“卖棉难”等情况之后，聊城市片面作出“农产品过剩”的论断，导致1985年农业经济发展失常，产值下降。此后由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制定出“稳增粮棉，猛攻菜园，突破工业，带动全盘”的方针，全市又呈现出蔬菜增加，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好势头。
聊城工业发端较早，清乾隆年间已有木版印刷、服装鞋帽、荐毯制毡、草编柳编、烟花炮竹等大型作坊30余家，从业人员达1200多人。鸦片战争后，由于运河干涸停运和国外商品输入，聊城手工业日趋衰落。民国时期，开始发展粮油加工和机械工业，但数量、规模均不大。1949年全县仅有全民所有制企业2家，工业总产值只有363万元。1950年后，工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至1952年，现代企业由2个发展到33个，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63万元发展到712万元。1953年后，工业生产步入持续增长的“一五”时期。这一时期，虽然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但由于能源和原材料缺乏，重工业发展速度仍大大低于轻工业。195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1801万元，比1952年增加1089万元，年平均递增20%。乡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为1297万元，其中轻工业产值为1296万元，重工业产值仅有1万元，工业结构不够合理。1958～1961年，工业生产出现盲目发展，片面强调“以钢为纲”的现象，在毫无条件的情况下先后建起钢厂、炼焦厂、铸铁厂等重工业项目，较大的村庄也相继竖起土炼铁炉，轻工业项目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工业生产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1963～1965年，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进行全面调整，适度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部分设置不合理的重工业项目下马，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增长。三年内工业产值增加1042万元，年平均递增15%。1966～1976年，因战备先后有8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从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迁至聊城；聊城国棉厂、市化肥厂、第二毛纺厂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相继建成。故此，工业发展速度仍然较快，经济效益也比较好。197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2374万元，比1966年增加18844万元，年平均递增16.8%。80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形势的发展，工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采取与外地加强经济技术协作，发展横向联合，依靠当地资源，重点发展低能耗、低原材料耗工业以及推广节能等措施，使全市工业的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发展后劲实现了同步增长，并创出“单鲸牌”104、108船用钟、“鲁西牌”X195柴油机、“墨菊牌”02005全毛黑灰大衣呢等5种部优产品和“五环牌”HS系列手拉葫芦、“泰山牌”KLC型机械手表等12种省优产品，形成了以郑家乡、张炉集乡为中心的轴承保持器制作，以李海务镇为中心的地毯加工，以道口铺乡为中心的农机配件产销等10大企业群体，产品远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些产品还打入国际市场。1985年全市有轻纺、化工、酿造、机械、食品、农副产品加工等各类工业企业669家，其中国家定点生产企业22家，省重点生产厂家48家，全年工业产值53907万元，是1978年的2.3倍，7年增长31131万元，平均每年增长4447.3万元。工业结构也日趋合理，在乡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9.1%，重工业占30.9%。
聊城商业发源较早。清乾隆年间，聊城就已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集散地。金店、银号、药铺、笔庄、茶庄、杂货、染坊、旅店、百货、食品、五金等诸业，均具相当规模。仅山西、陕西两地商人创办的大型商号就有五六十家，中小型的更多。这些商贾在聊城建公所、修会馆，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商业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鸦片战争后，由于封建割据，军阀混战以及帝国主义武装入侵和经济渗透等诸多因素影响，聊城商业逐步萧条。鸦片战争前的清道光年间，仅百货业在城镇即有“重兴”、“复兴”等较大店铺30多家。鸦片战争后，“洋货”充斥市场，“京广货”受到排斥，至1937年（民国26年），较大店铺仅剩10多家。1938年日军侵占聊城后，实行经济封锁，城乡物资交流中断，商路阻绝，各业凋敝，即使幸存者，也多做些小本生意，并不时停顿闭歇。1949年后，国家积极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并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小企业、商贩采取合理安置，鼓励经营的措施，私营工商业发展较快。1955年城乡私营商业发展到4035户，从业人员达4400余人。1956年聊城完成对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3560户私营商业，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组成部分。1958年后，商业经营受“左”的思想影响严重，一些机构、网点遭到撤并或改制，农村集市贸易被错误地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一度关闭，致使商业流通不畅。60年代初，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关于改造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商业经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6～1976年间，由于“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统一十日”集市等，管理非常混乱，造成货流阻塞，供应紧张，商品购销数额及利润指标均低于正常时期的增长水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改变过去一统到底，少渠道多环节封闭式的商业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流通体系，形成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私营商业多种经营成分并存的经济运行机制，商业繁荣昌盛，购销两旺。1985年全市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经营单位发展到5730个（户），从业人员猛增至16261人；农副产品收购额达13896万元，比1976年的3169万元增长3.4倍；社会商品零售额达28980万元，比1976年的7778万元增长2.7倍；外贸商品收购额达779万元，比1976年的237万元增长2.2倍。
聊城教育事业源远流长。明清两代，文运大开，书院林立，私塾遍及城乡，鸿儒相卿连翩鹊起，骚客文人脱颖而出，先后考中状元3人（内有武状元1人），进士71人（内含武进士16人），举人323人（内含武举人129人）。清末，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昌府启文书院改为官立中学堂，冠全省官立中学之首。大批初等、高等小学堂取代了私塾。民国初，聊城设有山东省立聊城第三师范学校、山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这两座学校不但是当时鲁西北的最高学府，而且还是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日军侵占聊城期间，沦陷区多数学校停办或内迁，少数小学被迫实施奴化教育；抗日民主政府控制区的小学改称抗日小学、抗日高小和完小，学生均参与政治、生产活动。全国解放后，聊城教育发展较快。1951～1953年，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农村普遍兴建学校，全县共增设中等专业学校1处、普通中学3处，小学223处。1956～1966年十年中，全面贯彻“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在整顿中大力发展教育，先后增建中等专业学校8处，普通中学4处，小学1151处。1966～1976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教学质量明显下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事业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电化教育从无到有，中等专业教育门类增多，小学教育普遍实现了“六配套”。1985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达850处，在校学生117615名，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聊城古为鲁西文化中心。建国以后，文化事业发展较快，1954年聊城建立了全省第一处县级广播站。至1985年，城区已有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机构，并设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书画院和多处影剧院。各乡镇普遍建有文化站、图书室、放映队，青年民兵之家遍及农村。京剧团、杂技团、豫剧团等地、市专业文艺团体和众多的群众性文艺组织，活跃着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市图书馆藏书93万余册，地市博物馆收藏文物千余件。
全国解放以后，聊城的医疗卫生事业亦得到较大发展。50年代，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性病等传染病，控制了麻疹、白喉、乙型脑炎、伤寒等疾病的发病率。70年代初，各公社相继建起卫生院，合作医疗组织遍及广大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就近得到医治。至1985年，境内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28处，地属及其企业下属的医疗卫生单位、医务室达122处。卫生技术人员增为2864名，病床增至2120张，各种医疗设施齐全。由于群众性医疗保健措施及就医条件的加强与改善，新生婴儿死亡率降至20‰，各种传染病基本消灭，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
聊城体育事业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早期的民间体育活动主要有武术、中国象棋、游泳等。竞技体育于民国初年传入聊城，初期主要在学校、军队中开展，后来逐步发展到民众。解放后，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各项体育运动都有很大发展。至1985年，田径运动员累计有7人次打破全国纪录，15人次打破全省纪录，162人次取得全区田径运动会第一名。排球、篮球、体操、射击、航模等运动队，也都多次参加全省、全国比赛，均取得较好成绩。
聊城科技事业，民国时期基础薄弱，科技人员稀少，民间科技活动得不到指导和推广。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发展科技事业，建立专管机构，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发明创造，推广应用技术，各类科技人员不断增加，群众性科研活动不断发展，科研网络逐步形成，科研活动已深入农业、工业、建筑、医疗以及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1978～1985年累计，全市获地级以上科技成果54项，其中省部级10项，地级44项。
聊城的城市构造、空间形态独特，虽地处华北平原，城市风貌却有江南水乡的风韵。古城四面环水，象一艘巨大的方舟飘浮于万顷碧波之中。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古城区，以光岳楼为中心向四面辐射，形成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各条大街向外伸展，依次有“四口”（东口、西口、南口、北口）、“四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区内街道经纬分明，垂直交叉，形成棋盘方格状框架，楼舍房屋，古朴典雅，至今仍保留着白墙、灰瓦、坡屋顶的明代建筑风格。古城周围是风光秀丽的环城湖。环城湖以东为运河城区，是明清时期随着漕运兴盛发展起来的商埠区，街巷多布列在运河两岸，随坡就势，依河而建，大小街巷皆于运河相通，形成此城区框架。区内峻崇浑朴的铁塔，精巧华丽的山陕会馆，条石铺砌的大小码头，以及苍劲挺拔的百年古槐，仍可使人们体味到昔日的繁荣。运河城区以东以北是解放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城区。新城区以纵贯南北的柳园路和横穿西东的东昌路为主干，网络此区，是一个道路宽阔平直，楼房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城区，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分明，主干道、次干道井然有序，公共设施齐全，房舍楼厦新奇别致，充满着时代气息。从空中俯瞰全城，清澈的湖水象一幅巨大的缎带环绕古城，羽湖、莲湖等20多个小湖又象一面面明镜嵌镶在古运河城区之间。古老的大运河象一条玉带在城区婉蜒而过，铁塔、光岳楼、山陕会馆如明珠闪烁于城中湖畔，可谓以水带文，以文映水；城中有湖，湖中有城，河湖交织如画。虽地处华北，但据“水秀”，是一座全国少有的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聊城名胜古迹众多。始建于1374年（明洪武七年）的光岳楼，虽历经沧桑600余年，仍巍然屹立在古城中央，吸引过无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前来登楼观光，并赢得“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的赞誉。登临光岳楼，不仅可领略“霄汉凭陵日月悬，下临无地上通仙”的意境，还可一睹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典型官式建筑风貌。光岳楼是聊城文明古朴的象征，也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楼阁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座落在东关古运河西岸双街南首的山陕会馆，建于1743年（清乾隆八年），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院落布局精奇，建筑连接得体，用工精细，富丽堂皇。山门装饰华美，金碧辉煌；戏楼飞檐四出，玲珑剔透；大殿雕梁画栋，殿额雕刻精细巧妙，龙凤花草，三老八仙，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山陕会馆是聊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象征，也是全国会馆建筑的瑰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昔日被古人称为聊城八景之一的宋代铁塔，今日仍是人们的喜游之地。清代被誉为全国四大私人藏书楼的海源阁，现在仍有“书藏万卷小琅嬛”的不凡气势，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著名的旅游胜地环城湖，湖光榭影，玉带卧波，独具一格。石砌湖岸曲折优美，花草树木千姿百态。千顷湖水，清如许，明如镜，四季风光各具特色。阳春三月，轻风拂面，春阳融融，涟漪漾漾；盛夏之日，湖风习习，爽气袭人，阵阵荷香沁人肺腑；金秋时节，芦花飞絮，蒲草生辉，锦鳞游弋；隆冬腊月，冰封湖面，银光闪烁，溜冰健儿飞燕穿梭。湖心岛翠竹繁茂，环境清幽。岛上溢香斋、观景台古色古香，翠园、沁园名花异草，争芳斗艳。隽秀典雅的望岳亭重檐攒头，琉璃瓦顶，丽日之下与光岳楼遥相辉映。此岛同清香飘溢的荷香园，精巧雅致的水寨竹楼，清波依依的沙滩浴场，风格独特的钓鱼台等十几处景观构成一体，组成风光旖旎，面积广阔的旅游区。泛舟湖面，可以欣赏城区的自然风光，领略渔舟唱晚的意境。此外，还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这一切都是聊城悠久文明历史的实证。
聊城人才辈出，代有名人。战国时期，有因射书救聊城，被世代传颂的高士鲁仲连；汉代，有治国安邦的贤臣良将贾琼；唐代，有录用颜真卿、李华等人的考功员外郎孙逖，大理寺正卿王志憧；宋代，有以文章著称天下的李垂；明代，有被熹宗誉为“讲官第一”的建极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朱延禧和倡导“以才历职”的职方郎中耿如杞；凊代，既有首科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刑部尚书任克溥等名官重臣，又有被康熙皇帝赞为“字压天下”的状元邓钟岳等书画大家。在现代，有“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阳谷坡里暴动领袖赵以政，回族英雄金方昌，《八卦太极拳》创始人马永胜，音乐家李杰民，画家呼盉斋，辽金史学家傅乐焕，以及著名八角鼓艺人逯本荣等。
聊城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曾留下过檀乡、白波农民起义军的足迹；驰骋过红袄军的铁骑；呼啸过支持青州农民军的呐喊；飘扬过闯王李自成的义旗；发生过震惊清廷、名闻天下的王圣如农民起义。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的侵扰，清廷的屈外暴内，聊城人民建立捻党，参加黑旗军，组织义和团，以农村为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聊城就有党的活动。上海“五卅”惨案和“九·一八”事变以后，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省立聊城第三师范、省立聊城第二中学的师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奋不顾身地奔向街头，游行示威，发表演讲，谴责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冀鲁豫一带颇有影响。1927年10月，鲁西北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在聊城创立，并于1928年1月14日发动了震撼山东的“坡里暴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聊城党组织帮助抗日将领范筑先坚定守土抗战的决心，发出“裂眦北视，决不南渡”的著名皓电，成立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建立县级抗日政权23个，组建35个支队，3路民军共计6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在梁水镇、南镇、范县、濮县、济南等地进行大小战役10余次；在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儿童、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创办《抗战日报》，政治干部学校，军事教育团。一度把聊城建成“抗战的小延安”，曾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誉。1938年11月聊城失守后，人民的革命斗争，虽迭经日伪反动势力的镇压，但仍此伏彼起，不屈不挠。解放战争时期，聊城人民参军支前，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忱，仅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底就有5500多名青年踊跃参军，还先后派出400余名干部南下，组织2万余人次、7千余付担架支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聊城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先后有1647名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经过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聊城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终于推翻“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解放以来，聊城人民在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腐败痕迹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几代人在失误中奋起，在求索中思考，在比较中抉择，感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认定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即使在“左”的倾向笼罩大地的年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年月，广大干部群众仍坚持兴修水利，兴办交通，奋力振兴地方经济。
聊城人民勤劳俭朴，聪慧勇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过辉煌的业绩；现在，全市人民正团结一致，全力从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进一步建设繁荣、昌盛、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聊城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