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日用工业品购销

棉布百货

清代中期，城镇经营棉布、绸缎、百货、文具等商店80余家，较大的有“重盛”、“复兴”等布店，“尚子余”、“玉山堂”等毛笔作坊。清末民初减至40余家，1938年日军侵占聊城后，只剩小型商店10多家。

1950年建立了“平原省聊城专区百货分公司”，承担聊城县百货批发零售业务，从多方组织进货。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相互配合，在农村举办物资交流会，组织工业品下乡，多方扩大销售。

1954年始，棉布及棉布复制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定量标准年度间稍有变动。1962年每人1.1米，1963年农业人口每人1.1米，非农业人口每人1.3米。1978～1983年每人5.5米。对结婚、出生、死亡等特需布票，适当补助。1956年销售棉布256.2万米，缝纫机108架。

1958～1959年，由于货币投放量过多，一部分闲散游资冲击百货、针织品，致使百货销量增加，货源紧张。1959年销棉布490.6万米，手表57块，缝纫机283架，与1956年相比，棉布、缝纫机分别增长0.9倍和1.6倍。1960年，对毛线、胶鞋等商品，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61年凭票供应的商品，范围又有扩大。同时，还拿出部分自行车、手表、纺织品等物品，高价供应，一般高出平价1～3倍。1962年发放工业品购货券，对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回笼货币、安定民心都起了积极作用。1960～1961年百货销量明显下降。1962年后，商品供应稍有缓和，凭票供应范围逐步缩小。至1965年商品供应逐步好转。

“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数年份没有完成经济发展计划。1976年销棉布471.9万米，化纤布24万米，手表33987块，缝纫机1884架。

1978年后，流通渠道扩大，商品日益丰富，至1979年，除棉布、絮棉以外，百货、棉织品均敞开供应，1984年取消布票。由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一些高中档商品由冷变热，化纤布、尼龙布、成衣、座钟、手表、缝纫机等，供应量大幅度增长。1985年销售棉布406万米，化纤布252万米，手表37411块，缝纫机5147架。分别为1976年的0.86倍、11倍、1.1倍和2.7倍。

五金交电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聊城城镇有“鹿祥”、“广义”、“文兴”等铁货店10多家。多为前店后厂，手工锻打铸造。品种有犁耙、锄、锨、铲、镐、锅、剪刀、钩、铡、盆等，原料多来自山西泽州府。随着洋货倾销，秦晋商人在城镇开设的店铺多数倒闭。1938年日军侵占聊城后，外籍店铺全部关闭，只剩本地三四家小型铁货店。

解放后，国营商业、供销社、私商共同经营五金交电。1950年国营、集体商业销售自行车180辆，力车外胎820条，内胎910条。以后品种逐步增多，1951年开始销售水车、收音机等。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日用电器、五金产品等，需求量增加。是年，销售自行车836辆，收音机78台，步犁1932部，力车外胎7928条，内胎8975条，水车5281部。

1958年大办工业，农村推行运输车辆胶轮化、轴承化，是年，供销社销力车外胎9018条，内胎13000条，水车7755部，比1956年分别增长13%、45%和46%。在“大跃进”、“反右倾”思想指导下，一度出现脱离实际，逐级制定“跃进”计划的偏向，盲目采购，货物积压，造成很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设置多变，经营被动，商品缺口很大，多数年份未能完成计划，商品销量低于正常年份的递增幅度。1971年销自行车2062辆，收音机972台。“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销自行车4220辆，收音机6708台。比1971年分别增长1倍和5.9倍。

1979年后，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逐渐成为热门货。进入80年代，开始销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收录机等。1985年销电视机5743架（其中彩色电视机2081架），电冰箱199台，洗衣机1346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