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境内民间造纸业历史较早，清末民国时期，有造纸作坊10余家。蒋官屯镇后张村生产的纸张称“张家纸”，最初为张凤菊创办，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生产表纸、火纸、毛头纸，后期生产文化土纸，用于引火，祭祀敬神、卫生和文化生活。民国初年，朱老庄乡刘海子村生产炮纸，用以卷制鞭炮。小郑庄生产的草纸也较有名气。蒋官屯镇、堂邑镇、道口铺乡一带还有数家造纸作坊，规模较小。1942年（民国31年），谭庄谭文博与谭文宣两家合资开办草纸作坊，至1957年停业。造纸作坊采用传统工艺，手工操作，主要原料为麦秸、蒲棒，杂以石灰，浸入坑池，水泡7～8天后，用大锅蒸煮，石碾碾碎，再用清水淘净灰份，将纸浆倒入草纸池，用木制长方帘抄捞，叠压后，贴于墙上凉晒，干后即可包装。
1958年在运河东岸念窑村北建县造纸厂，初有职工40名，因资金短缺，烘缸和蒸球等设备安装一度中断。1960年土法上马，以麦草手工生产文化用纸。1963年起，扩建一台双缸双网造纸机，日产量由0.5吨，提高到3.3吨；有光纸成本由每吨1692.5元降为848.9元。由于工艺改革，使纸质具有白、薄、细等特点，所产黄色标语纸在广交会上受到好评，18g/平方米邮封纸也拓宽了销路。1966年后，安装一台1092m/平方米日产7吨多缸长网造纸机，一台1092m/平方米日产2吨单缸单网造纸机，年产能力5000吨。1976年后，纸机扩展到1台，固定资产投资达680万元，年制浆能力5783吨，造纸能力达万吨。产品品种有：有光纸、凸板纸、单面胶版纸、书皮纸、卫生纸、打字纸等10余种。
1972年建聊城纸箱纸盒厂。1976年建县属乡镇企业朱老庄纸箱厂和道口铺造纸厂，分别于1977年和1978年投产。朱老庄纸箱厂生产的180克规格瓦楞纸，厚薄均匀，拉力较强，所产大小包装盒，销路很广。道口铺造纸厂，生产包装纸、40克有光纸及卫生纸等，年生产能力600吨。1985年4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有职工722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637万元，年产机制纸6227吨，产值928万元。
1978年后村办、联户办和家庭个体办造纸业数量猛增，产量颇为可观。堂邑镇西花园村几乎家家造纸，可谓“晴天纸为墙，池边全家忙”。村办、户办造纸业有的采用传统工艺抄纸；有的以旧书报、旧纸箱为原料，土法生产包装纸、毛头纸和草纸，年产量达640吨。
印刷
“东昌作坊，书笔两行”，印刷业是境内发展较早，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明代中叶，聊城即有好友堂书业作坊，印刷启蒙读物《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明末清初，被誉为聊城印刷业四大家的“书业德”、“有益堂”、“善成堂”、“宝兴堂”相继创办，多者有人员上百名。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印刷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城内有大小作坊几十家，所印书籍包括经、史、子、集，种类达数千种。
一部书从写样、刻版、印刷到成书，要经过若干工序，最初须依据原刻本影摹，或按原稿用毛笔书写到毛泰纸上，字迹能透过纸背，清晰可辨，然后上版雕刻。晚清时，写样以堂邑定远寨刘凤藻最负盛名，其宋体字字形端庄，笔画爽朗，正楷字融合柳欧，间架波磔，疏密得当。书业德《前四史》、《史记精华录》，宝兴堂《神农本草经》、《昭明文选》等多部书版，都出自其手笔。书版的选材一般为梨木、枣木和梓木，因木质坚实匀净，可经久耐用。刻工多来自堂邑境内放马场一带的后杏园、三奶奶庙、靖屯等村。刻版工程浩繁，《四书备旨》466页，需刻466块书版，《三国志演义》需刻1100多块书版，部头较大的书籍，即使分头去刻，往往也须两三年之久。版刻好后，还要用花椒水煮沸浸透，才可久存，不生虫蠹。印书的墨浆由浆糊加松烟糟成，在瓷缸内经过一整夏日的高温发酵，然后掺入水胶汁啮蚀，再用水磨拐过，使之细腻、均匀、墨黑、光泽，才可使用。印时将墨汁用排笔刷在书版上，铺上书纸，用细棕刷趟过，揭下晾干，再经过折页、加封、包角、打眼、订线等多道工序，装订成册，装入书套，扣上骨签，方为成品。清代及民国时期境内主要书业作坊有：
书业德 地址在东门里路南（今新华商场），于清康熙年间创办。兴盛时期职工逾百人，有各类书版一千多种，规模居同行业之首。所印图书主要有《五经体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前四史》、《史记》、《前后汉书》、《春秋左传》、《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康熙字典》、《古文观止》、《伤寒论》、《本草纲目》等，远销至北京、天津、大同、洛阳、徐州、南京、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埠。书业德前后延续数百年之久，1923年（民国12年），改称书业有限公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停业。
有益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路北，于清雍正年间开业。除刻印“四书”、“五经”外，还大量刻印小说、医书和启蒙读物。石印书籍兴起后，有益堂日渐衰落。1946年关门歇业，
善成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路南，于清雍正年间开业。所印书籍远销数省，每种书籍均印有“东昌善成堂藏版”字样。清咸丰年间运河淤塞，南方书纸运输不便，善成堂开始衰落，延至1945年彻底倒闭。
宝兴堂 地址在东门里安乐巷街路西，清乾隆年间开办，其刻印的《红楼梦》、《西厢记》等版本书籍行销各地，颇受欢迎。清末废科举制，刻印了《经济特科》、《策论粹新》等新书，民国初年开始萧条，1947年停业。
敬文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清中叶开业，民国初年关闭。
文英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路南，清乾隆年间开业，民国中期歇业。
清末至民国期间，城内书业作坊还有聚锦堂、聚和堂、聚盛堂、崇文堂、文奎堂、锦文堂、万育堂、品文堂、三合堂、万兴成、博古堂、文焕堂、文筠堂、金善堂、公仁堂、魁允堂等。其中崇文堂规模较大，职工店员多达五六十人。
除上述以经营为目的的书业作坊外，尚有私人家庭木版印刷数家。多为雇聘工人雕刻书版，在自己家中印刷成书。其中以杨以增家刻图书最多，先后刻印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另外，清初开国状元傅以渐、江苏巡抚傅绳勋、杨以增老师叶葆（石农）、清代传胪朱学笃等人家中，都刻印了不少家刻本丛书。
清末民初，石印、铅印技术传入聊城，木版印刷业开始衰落。最早开业的石印局是茹古文社，由王露亭于1912（民国元年）创办，地址在古楼东大街，主要印刷学校辅导教材、讲义，及家谱、神轴等，1938年后停业。1912年，端木士泉创办郁文石印局，设在古楼东街路南，有石印机3台。日军侵占聊城后，因印刷过抗日宣传品，被查封停业。民国初年开业的还有华昌石印局、松竹斋石印局，以及耀鲁、新华两家铅印社，均于1938年停业。
1938年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将临清汶卫印刷局迁至聊城，建立“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印刷部”，接替“新华”印刷社印刷《抗战日报》，每日出版6000份。同年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还于中华书局原址成立“华北战地文化供应社”，内设印刷部，有职工70余名，印刷设备有对开机1部，四开机2部、脚登机8部、石印机4部及全套铅字和铸字模。4个月内，印刷抗日书籍30多种，其中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再版4次，印刷达万册以上。干校印刷部和战地文化供应社于同年11月转入敌后。
1938年后，聊城营业的石印局有“松竹斋”、“文升恒”和“广立祥”。文升恒石印局1938年8月开业，至1954年歇业。广立祥石印局于1940年开业，1948年松竹斋、广立祥合股成立东明石印局，后改称复兴印刷局。1949年松竹斋和广立祥又各自独立经营，至1955年下半年对个体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停业。
1949年初，聊城专区行政公署建文印室，1950年5月改设“裕丰石印局”，除承担机关文印外，也对外营业，1952年改称实业公司印刷厂。1953年成立古楼西街印刷厂，1958年称聊城市报社印刷厂，承印《聊城市报》。1959年实业公司印刷厂与市报社印刷厂合并，成立聊城市印刷厂，为境内印刷行业骨干厂家。主要印刷大、中、小学课本，基础训练，文学作品，统计表册等。1984年增设彩印设备，主要为各厂家生产彩色商标、包装盒等，年生产能力达10000万印/对开。印刷业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还有郁光印刷厂、柳园印刷厂、李海务镇印刷厂、市印刷社和道口铺乡经济联社印刷厂。1985年6家印刷厂共有人员422人，生产印刷品8423万印，总产值272万元。除市属独立核算企业之外，境内尚有非独立核算企业7家。其中1958年建《聊城大众》报社印刷厂，1959年与设在东阿的聊城地区出版社印刷厂合并，主要承印《聊城日报》，1961年后改称地委印刷所。还有北顺小学印刷厂、实验小学印刷厂等。至1985年，7家非独立核算企业共有人员134人，生产印刷品369吨，产值78万元。
1978年以后，各种印刷业务剧增，除学校外，一些企业和机关也附设印刷厂。一批街道办、乡镇办及村办、个体办印刷厂数量众多，有的规模也很可观。具有彩印生产能力的除市印刷厂外，还有老柳头标牌厂、聊城西郊标牌厂和道口铺东风彩印厂。分布于城区的印刷厂有36家，全市印刷业厂家总数达110家以上。
第四节 造纸印刷工业
造纸
境内民间造纸业历史较早，清末民国时期，有造纸作坊10余家。蒋官屯镇后张村生产的纸张称“张家纸”，最初为张凤菊创办，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生产表纸、火纸、毛头纸，后期生产文化土纸，用于引火，祭祀敬神、卫生和文化生活。民国初年，朱老庄乡刘海子村生产炮纸，用以卷制鞭炮。小郑庄生产的草纸也较有名气。蒋官屯镇、堂邑镇、道口铺乡一带还有数家造纸作坊，规模较小。1942年（民国31年），谭庄谭文博与谭文宣两家合资开办草纸作坊，至1957年停业。造纸作坊采用传统工艺，手工操作，主要原料为麦秸、蒲棒，杂以石灰，浸入坑池，水泡7～8天后，用大锅蒸煮，石碾碾碎，再用清水淘净灰份，将纸浆倒入草纸池，用木制长方帘抄捞，叠压后，贴于墙上凉晒，干后即可包装。
1958年在运河东岸念窑村北建县造纸厂，初有职工40名，因资金短缺，烘缸和蒸球等设备安装一度中断。1960年土法上马，以麦草手工生产文化用纸。1963年起，扩建一台双缸双网造纸机，日产量由0.5吨，提高到3.3吨；有光纸成本由每吨1692.5元降为848.9元。由于工艺改革，使纸质具有白、薄、细等特点，所产黄色标语纸在广交会上受到好评，18g/平方米邮封纸也拓宽了销路。1966年后，安装一台1092m/平方米日产7吨多缸长网造纸机，一台1092m/平方米日产2吨单缸单网造纸机，年产能力5000吨。1976年后，纸机扩展到1台，固定资产投资达680万元，年制浆能力5783吨，造纸能力达万吨。产品品种有：有光纸、凸板纸、单面胶版纸、书皮纸、卫生纸、打字纸等10余种。
1972年建聊城纸箱纸盒厂。1976年建县属乡镇企业朱老庄纸箱厂和道口铺造纸厂，分别于1977年和1978年投产。朱老庄纸箱厂生产的180克规格瓦楞纸，厚薄均匀，拉力较强，所产大小包装盒，销路很广。道口铺造纸厂，生产包装纸、40克有光纸及卫生纸等，年生产能力600吨。1985年4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有职工722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637万元，年产机制纸6227吨，产值928万元。
1978年后村办、联户办和家庭个体办造纸业数量猛增，产量颇为可观。堂邑镇西花园村几乎家家造纸，可谓“晴天纸为墙，池边全家忙”。村办、户办造纸业有的采用传统工艺抄纸；有的以旧书报、旧纸箱为原料，土法生产包装纸、毛头纸和草纸，年产量达640吨。
印刷
“东昌作坊，书笔两行”，印刷业是境内发展较早，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明代中叶，聊城即有好友堂书业作坊，印刷启蒙读物《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明末清初，被誉为聊城印刷业四大家的“书业德”、“有益堂”、“善成堂”、“宝兴堂”相继创办，多者有人员上百名。清代乾隆、道光年间，印刷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城内有大小作坊几十家，所印书籍包括经、史、子、集，种类达数千种。
一部书从写样、刻版、印刷到成书，要经过若干工序，最初须依据原刻本影摹，或按原稿用毛笔书写到毛泰纸上，字迹能透过纸背，清晰可辨，然后上版雕刻。晚清时，写样以堂邑定远寨刘凤藻最负盛名，其宋体字字形端庄，笔画爽朗，正楷字融合柳欧，间架波磔，疏密得当。书业德《前四史》、《史记精华录》，宝兴堂《神农本草经》、《昭明文选》等多部书版，都出自其手笔。书版的选材一般为梨木、枣木和梓木，因木质坚实匀净，可经久耐用。刻工多来自堂邑境内放马场一带的后杏园、三奶奶庙、靖屯等村。刻版工程浩繁，《四书备旨》466页，需刻466块书版，《三国志演义》需刻1100多块书版，部头较大的书籍，即使分头去刻，往往也须两三年之久。版刻好后，还要用花椒水煮沸浸透，才可久存，不生虫蠹。印书的墨浆由浆糊加松烟糟成，在瓷缸内经过一整夏日的高温发酵，然后掺入水胶汁啮蚀，再用水磨拐过，使之细腻、均匀、墨黑、光泽，才可使用。印时将墨汁用排笔刷在书版上，铺上书纸，用细棕刷趟过，揭下晾干，再经过折页、加封、包角、打眼、订线等多道工序，装订成册，装入书套，扣上骨签，方为成品。清代及民国时期境内主要书业作坊有：
书业德 地址在东门里路南（今新华商场），于清康熙年间创办。兴盛时期职工逾百人，有各类书版一千多种，规模居同行业之首。所印图书主要有《五经体注》、《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前四史》、《史记》、《前后汉书》、《春秋左传》、《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康熙字典》、《古文观止》、《伤寒论》、《本草纲目》等，远销至北京、天津、大同、洛阳、徐州、南京、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埠。书业德前后延续数百年之久，1923年（民国12年），改称书业有限公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停业。
有益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路北，于清雍正年间开业。除刻印“四书”、“五经”外，还大量刻印小说、医书和启蒙读物。石印书籍兴起后，有益堂日渐衰落。1946年关门歇业，
善成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路南，于清雍正年间开业。所印书籍远销数省，每种书籍均印有“东昌善成堂藏版”字样。清咸丰年间运河淤塞，南方书纸运输不便，善成堂开始衰落，延至1945年彻底倒闭。
宝兴堂 地址在东门里安乐巷街路西，清乾隆年间开办，其刻印的《红楼梦》、《西厢记》等版本书籍行销各地，颇受欢迎。清末废科举制，刻印了《经济特科》、《策论粹新》等新书，民国初年开始萧条，1947年停业。
敬文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清中叶开业，民国初年关闭。
文英堂 地址在古楼东大街路南，清乾隆年间开业，民国中期歇业。
清末至民国期间，城内书业作坊还有聚锦堂、聚和堂、聚盛堂、崇文堂、文奎堂、锦文堂、万育堂、品文堂、三合堂、万兴成、博古堂、文焕堂、文筠堂、金善堂、公仁堂、魁允堂等。其中崇文堂规模较大，职工店员多达五六十人。
除上述以经营为目的的书业作坊外，尚有私人家庭木版印刷数家。多为雇聘工人雕刻书版，在自己家中印刷成书。其中以杨以增家刻图书最多，先后刻印海源阁丛书数十种。另外，清初开国状元傅以渐、江苏巡抚傅绳勋、杨以增老师叶葆（石农）、清代传胪朱学笃等人家中，都刻印了不少家刻本丛书。
清末民初，石印、铅印技术传入聊城，木版印刷业开始衰落。最早开业的石印局是茹古文社，由王露亭于1912（民国元年）创办，地址在古楼东大街，主要印刷学校辅导教材、讲义，及家谱、神轴等，1938年后停业。1912年，端木士泉创办郁文石印局，设在古楼东街路南，有石印机3台。日军侵占聊城后，因印刷过抗日宣传品，被查封停业。民国初年开业的还有华昌石印局、松竹斋石印局，以及耀鲁、新华两家铅印社，均于1938年停业。
1938年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将临清汶卫印刷局迁至聊城，建立“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印刷部”，接替“新华”印刷社印刷《抗战日报》，每日出版6000份。同年7月，中共鲁西北特委还于中华书局原址成立“华北战地文化供应社”，内设印刷部，有职工70余名，印刷设备有对开机1部，四开机2部、脚登机8部、石印机4部及全套铅字和铸字模。4个月内，印刷抗日书籍30多种，其中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再版4次，印刷达万册以上。干校印刷部和战地文化供应社于同年11月转入敌后。
1938年后，聊城营业的石印局有“松竹斋”、“文升恒”和“广立祥”。文升恒石印局1938年8月开业，至1954年歇业。广立祥石印局于1940年开业，1948年松竹斋、广立祥合股成立东明石印局，后改称复兴印刷局。1949年松竹斋和广立祥又各自独立经营，至1955年下半年对个体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停业。
1949年初，聊城专区行政公署建文印室，1950年5月改设“裕丰石印局”，除承担机关文印外，也对外营业，1952年改称实业公司印刷厂。1953年成立古楼西街印刷厂，1958年称聊城市报社印刷厂，承印《聊城市报》。1959年实业公司印刷厂与市报社印刷厂合并，成立聊城市印刷厂，为境内印刷行业骨干厂家。主要印刷大、中、小学课本，基础训练，文学作品，统计表册等。1984年增设彩印设备，主要为各厂家生产彩色商标、包装盒等，年生产能力达10000万印/对开。印刷业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还有郁光印刷厂、柳园印刷厂、李海务镇印刷厂、市印刷社和道口铺乡经济联社印刷厂。1985年6家印刷厂共有人员422人，生产印刷品8423万印，总产值272万元。除市属独立核算企业之外，境内尚有非独立核算企业7家。其中1958年建《聊城大众》报社印刷厂，1959年与设在东阿的聊城地区出版社印刷厂合并，主要承印《聊城日报》，1961年后改称地委印刷所。还有北顺小学印刷厂、实验小学印刷厂等。至1985年，7家非独立核算企业共有人员134人，生产印刷品369吨，产值78万元。
1978年以后，各种印刷业务剧增，除学校外，一些企业和机关也附设印刷厂。一批街道办、乡镇办及村办、个体办印刷厂数量众多，有的规模也很可观。具有彩印生产能力的除市印刷厂外，还有老柳头标牌厂、聊城西郊标牌厂和道口铺东风彩印厂。分布于城区的印刷厂有36家，全市印刷业厂家总数达110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