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庆峰王秀梅
我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已基本结束，绝大部分修志机构已转入续修新方志或编写年鉴等工作。就出版的新志书来看，不少志书存在着对政治部类记述比较薄弱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质量。现在，重提已版志书存在的这一问题，强调新编志书应强化对政治部类的记述，相信会对续修新方志，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强化对政治部类的记述是时代的要求。所谓政治部类，主要是指志书中党派社团、政权政事、司法、军事等编章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立法和监督权；各级政府有行政权；人民政协有议政、监督权；公、检、法、司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军队则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地方志是“经世致用”之作，为“资治”、“辅政”之书。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新方志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就是要为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加强对政治部类的记述，非如此，所写志书就不能很好地起到“资治”、“辅政”的作用。我们说已出版的新志书，有些对政治部类记述得薄弱，一般是指对党派社团、政权政事、公安司法等编章的内容写得不够。突击存在的问题是，记述的内容过于单薄，过于简略，与经济部类的内容比较，明显存在着薄弱、“偏枯”现象。这样，就不能全面地反映事实的真相，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本质。例如，有的志书在写“党派”、“政权”等编章的内容时，多是记了一些机构沿革、人事更选和历次党代会、人代会之类表面性的东西，很少记述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政权机构各自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引起的影响和结果。看不出共产党和国民党、新政权与旧政权的本质区别，看不出我们党和政府对各项事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作用，看不出党和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作出的重大决策、实际活动及突出政绩。这就不能全面地反映一方之政情，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的真理，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固然不能再沿袭旧志那种只重人文、忽视经济的倾向，但必须在突出经济记述的同时，强化对政治部类的记述，这是提高志书质量特别是政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志书“资治、教化、存史”三大社会功能的需要，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修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崇高责任。
二、要反映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盛衰亡的规律。我们写经济志，要求写出各种经济发展的兴衰起伏；同样，写政治志，也要写出不同政党和不同政权的兴衰起伏。经济发展的兴衰起伏是和政党、政权的兴衰起伏密切相联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经历的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有无产阶级政权，也有封建阶级政权，还有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伪政权。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政权都被人民群众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才在战斗中产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的党派、政权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少数人的利益的。只有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政权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所以它的根基最深，拥护的人最多。记述不同政党和各种政权的兴衰起伏，就是写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政体代替另一种政体，无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并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我们史志工作者就是要通过编修方志，揭示规律，总结经验教训，让人们看到历史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属于人民的党和政权才是真正强大的。写党派、政权的兴衰起伏，要力避写得一般化。一地的政党、政权、社团，是全国政党、政权、社团的一部分，这个“一部分”，无疑具有全国政党、政权、社团的共性，但也具有个性，共性体现在个性之中。要写共性，更要写个性、写地方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地区的地方组织、地方政权、地方社团的成立和发展固然和全国的大局势有联系，但归根结底是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地方各个政党、政权、社团的成立各有什么政治背景，性质有什么区别，各提出了哪些政治主张，各执行了什么政策，各干了些什么主要事情，经历了什么样的兴衰起伏，有哪些经验教训，给本地区的历史打下了什么样的印记等等，都应予以记述。至于全国性的大政方针，只能作为背景材料简要记述，切忌大段大段地摘引，主要应写地方党、政的决策与贯彻实施情况，力求写出地方特点，反映地方发展规律。
三、要写好党务、政务活动。一级党委和政府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事业运转的中枢。记述政治部类，一定要把党政机关的“中枢”地位写出来。不要只依时系机构、系人名、系会议，要重点写好党务、政务，突出政绩。“经纬错综，主在枢纽。”一级党委、一级政府，都是本地的决策机构，处于中心地位，只有把党务、政务中的典型资料记下来，才能起到资政存史作用。正象章学诚所说：“至于政略之体，义取谨严，意存补救”，“时事拘于先后，纪述要于经纶”。所谓经纶，就是整理丝缕，引申为处理政务大事，修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搞好党务、政务纪要，要把有利于治党、治政的要事记下来。旧时修志，有的把政治部类的记述名之曰“政略”，“略”字不仅有简略之意，还有谋略之意，常把他们的政绩在此作以记述。这样写法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当然，旧时统治者的施政目的与新社会共产党的施政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记述党务、政务时，一定要注意把共产党的党务、政务与旧时统治者的政务特别是与国民党的党务、政务对照着写，以揭露其欺骗性和反动本质。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政治部类的记述中，在写党的委员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群众团体及其各职能部门的决策和工作时，都要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有的《政权志》写行署机关的工作制度是这样列目的：一、专署会议，二、专署办公会议，三、分工负责、请示报告、文件审批制度，四、行政公署专题会议。上述四条有三条是写会议制度制度，这些会议制度能反映行署的工作制度吗？显然不能。行署机关的根本工作制度应该是民主集中制，行署的决策和组织实施的整个过程一刻也不能离开民主集中制。因此，要重点写好民主集中制。此外，还应写学习制度、调查研究制度、联系群众制度、领导班子之间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制度等。党和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关于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搞好自身建设的各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能保证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就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果。如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和监察工作，从严治党；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工作，增加工作透明度；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党委重点抓党务、不再过多地干预行政事务等，从而使职能重叠、管得过死、效率低下的旧体制逐渐向精简、高效、廉洁的新体制过渡。强化对政治部类的记述，还应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点记述好。
四、要记好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从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英雄的中华儿女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对这时期的政治斗争要浓墨重彩地记好，这是毫无疑义的。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发动和领导了剿匪肃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审干、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革命战争年代里，阶级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大搏斗，那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把阶级斗争作为纲来抓，那显然是错误的。建国之后搞的政治运动有些就犯了“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如“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使“五风”盛行，“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内乱”。当然，对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也不能全部抹杀，有的是对的，有的是基本对的。作为信史传世的地方志，理应把这些政治运动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述下来。这样，才能让后人“考其利弊，察其得失，使善者彰之，恶者抑之。”
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在志书中到底如何记述，方志界曾进行过热烈地讨论。开始有人提出“宜粗不宜细，宜略不宜详，宜分不宜合”的“三宜三不宜”主张，曾被不少人奉为原则，已出版的志书如《如东县志》、《奉贤县志》、《萧山县志》、《青州市志》等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记述的。后来，有不少人对此主张提出异议，认为“三宜三不宜”的原则与编写新方志应遵循的“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相矛盾。因为建国后的事情当属详记内容，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是左右国家形势的大事，当然不能例外。否则，不能很好地起到资政、存史、教育的作用。
我们认为，对建国后的政治运动绝对不能记得过于简单，过于粗略。记得过简，不利于全面总结工作，以吸取经验教训，不符合资治存史的要求，达不到教育的目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教训太惨重了。如果不把“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影响记述清楚，就不能让后人知往鉴来，接受教育，也就很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老作家巴金曾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修建“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目的是让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避免悲剧的重演。新编地方志是资料库，也应该起到那种“文化大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作用，成为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明镜，成为教育广大人民和子孙后代的生动教材。对建国后政治运动的记述，是分散记、集中记、还是分散与集中结合起来记，现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为，是分还是合，只是形式和方法问题，没有必要规定得过死，统一模式。只要能把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经验教训记述清楚，至于采取什么形式、何种方法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