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雇工增资与减租减息
1944年夏，抗日民主政府在本区已解放的部分县内（当时铁路沿线及靠近济南的齐河，济阳等部分村庄、城镇还没解放），开展了雇工增资运动。进行算帐教育，算地主的剥削帐，贫雇农的苦情帐。通过算帐对比，弄清了究竟谁养活谁。全区先后有10多万雇工不同程度的增加工资。雇工增资之后，1944年冬至1946年，全区先后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其内容：凡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不论何种形式，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减原租额的25%），佃农欠佃主的一切旧帐，全部豁免，押租取消；高利贷利息按原契约的一半清偿。利息超过本金一倍，止息还本；超过两倍，本息全部止付。典当给地主、富农的土地，按原价回赎。
二、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从此，土地改革运动便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至1951年春结束，历经5年时间，大体分为分田、复查、颁发土地证三个阶段。
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本区各县于1946年冬至1947年春，由点到面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方针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区、县分别组织土改工作大队，深入各乡、村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首先建立贫农协会，简称农会。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以区为单位（县以下的区）召开诉苦大会，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惩处有血债的恶霸地主。陵县丁庄乡（原德县六区）在孙家洼村召开全区斗争大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百多人在会上诉了苦，揭露了不法地主刘方营、许孝良的罪行。处决了孙德祥、许殿元等人。以村为单位分田、分房、分物、分粮。各村都成立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分配委员会。方法是，先雇农后贫农，最后是下中农。据原德县六区33个村庄统计，两个月内，共斗争地主、富农167户，斗出房子746间，土地7835亩，牲口182头，各种家具834件，木料1127根，粮食168100公斤，大车139辆，棉被衣物3683件，还有其它生产和生活用品。乐陵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共斗争地、富和反革命分子1406人，被处以极刑的21人，判徒刑的168人，缓刑的20人，受管制的288人。被没收土地、财产的1497户，其中地主1258户，富农151户，小土地出租者21户。没收耕地19786.5亩，非耕地1965.9亩，房屋11307间，大牲畜437头，主要农具2065件，其他农具4896件，粮食920751公斤，大小车500辆，水车4部，枪7支。
这一时期，由于时间短，组织发动不够，敌顽势力还没有完全摧垮，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及大江以南还没有解放。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盘踞在济南的国民党扬言打过黄河，夺回鲁北。运动中逃亡的地主、富农及顽杂组织还乡团夜袭农会，杀害土改干部。地主、富农要“变天”，贫雇农怕“变天”，一时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因此，有的村土改走了过场。又因1947年春，康生来渤海区检查土改工作，提出了“左”的错误口号，使土地改革出现了一些偏差。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七一”指示，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全区各县（市）进行了“土地复查”工作，对土改不彻底的村庄重新发动，对执行政策有偏差的进行纠正，对坏人掌权或被敌人腐蚀的村干部予以撤换，对损坏了中农利益的进行补偿，使贫雇农从经济上、政治上真正翻身。在复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是久被敌顽、土匪盘踞的新解放区。这些地方的土改复查工作，是结合肃清土匪、改造村政权一起进行的。如齐河县（当时是河西县）距济南较近，邱集小区共辖9个村庄，其中邱王、花庄、邱集群众发动不起来。区干部将全区党员集中起来，分三个组到这三个村发动群众诉苦，对于顽固不化的地主、富农组织群众“搬石头”、“拔钉子”。该县五区絮庄通过复查，查出地主路廷章僧帽套筒大枪1支，子弹89发，手榴弹13个。红庙村搜出逃亡地主华岩立手枪1支，子弹6发，还有隐匿不报的大量浮财。夏津县在复查中发现一、三、六区80个村，112户斗争对象中一半是中农；对被斗地主扫地出门。类似问题着重从土地、房屋、生产工具三方面进行纠偏。实行抽补的方法，对贫雇农需要补地、错斗的中农补偿，错斗工商业者应退还财产，缺乏生活条件的地、富的安置，从尚未分配的果实尾子，分配不公和个别干部多占的土地财产及公田、庙地中给以解决。
1951年初，转入划阶级、定成份，颁发土地证阶段，至1952年2月，土地改革全部结束。
德州地区土地改革后各县（市）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
第二节 土地改革
一、雇工增资与减租减息
1944年夏，抗日民主政府在本区已解放的部分县内（当时铁路沿线及靠近济南的齐河，济阳等部分村庄、城镇还没解放），开展了雇工增资运动。进行算帐教育，算地主的剥削帐，贫雇农的苦情帐。通过算帐对比，弄清了究竟谁养活谁。全区先后有10多万雇工不同程度的增加工资。雇工增资之后，1944年冬至1946年，全区先后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其内容：凡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不论何种形式，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减原租额的25%），佃农欠佃主的一切旧帐，全部豁免，押租取消；高利贷利息按原契约的一半清偿。利息超过本金一倍，止息还本；超过两倍，本息全部止付。典当给地主、富农的土地，按原价回赎。
二、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从此，土地改革运动便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至1951年春结束，历经5年时间，大体分为分田、复查、颁发土地证三个阶段。
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本区各县于1946年冬至1947年春，由点到面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方针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区、县分别组织土改工作大队，深入各乡、村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首先建立贫农协会，简称农会。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以区为单位（县以下的区）召开诉苦大会，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惩处有血债的恶霸地主。陵县丁庄乡（原德县六区）在孙家洼村召开全区斗争大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百多人在会上诉了苦，揭露了不法地主刘方营、许孝良的罪行。处决了孙德祥、许殿元等人。以村为单位分田、分房、分物、分粮。各村都成立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分配委员会。方法是，先雇农后贫农，最后是下中农。据原德县六区33个村庄统计，两个月内，共斗争地主、富农167户，斗出房子746间，土地7835亩，牲口182头，各种家具834件，木料1127根，粮食168100公斤，大车139辆，棉被衣物3683件，还有其它生产和生活用品。乐陵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共斗争地、富和反革命分子1406人，被处以极刑的21人，判徒刑的168人，缓刑的20人，受管制的288人。被没收土地、财产的1497户，其中地主1258户，富农151户，小土地出租者21户。没收耕地19786.5亩，非耕地1965.9亩，房屋11307间，大牲畜437头，主要农具2065件，其他农具4896件，粮食920751公斤，大小车500辆，水车4部，枪7支。
这一时期，由于时间短，组织发动不够，敌顽势力还没有完全摧垮，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及大江以南还没有解放。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盘踞在济南的国民党扬言打过黄河，夺回鲁北。运动中逃亡的地主、富农及顽杂组织还乡团夜袭农会，杀害土改干部。地主、富农要“变天”，贫雇农怕“变天”，一时乌烟瘴气，人心惶惶，因此，有的村土改走了过场。又因1947年春，康生来渤海区检查土改工作，提出了“左”的错误口号，使土地改革出现了一些偏差。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下达了“七一”指示，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全区各县（市）进行了“土地复查”工作，对土改不彻底的村庄重新发动，对执行政策有偏差的进行纠正，对坏人掌权或被敌人腐蚀的村干部予以撤换，对损坏了中农利益的进行补偿，使贫雇农从经济上、政治上真正翻身。在复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是久被敌顽、土匪盘踞的新解放区。这些地方的土改复查工作，是结合肃清土匪、改造村政权一起进行的。如齐河县（当时是河西县）距济南较近，邱集小区共辖9个村庄，其中邱王、花庄、邱集群众发动不起来。区干部将全区党员集中起来，分三个组到这三个村发动群众诉苦，对于顽固不化的地主、富农组织群众“搬石头”、“拔钉子”。该县五区絮庄通过复查，查出地主路廷章僧帽套筒大枪1支，子弹89发，手榴弹13个。红庙村搜出逃亡地主华岩立手枪1支，子弹6发，还有隐匿不报的大量浮财。夏津县在复查中发现一、三、六区80个村，112户斗争对象中一半是中农；对被斗地主扫地出门。类似问题着重从土地、房屋、生产工具三方面进行纠偏。实行抽补的方法，对贫雇农需要补地、错斗的中农补偿，错斗工商业者应退还财产，缺乏生活条件的地、富的安置，从尚未分配的果实尾子，分配不公和个别干部多占的土地财产及公田、庙地中给以解决。
1951年初，转入划阶级、定成份，颁发土地证阶段，至1952年2月，土地改革全部结束。
德州地区土地改革后各县（市）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