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反革命案件
建国初期，本区各种特务、恶霸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以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反攻复辟活动也甚为猖獗。尤其是铁路沿线解放较晚的齐河、禹城、平原、德州市及济阳等县，土地改革搞得不彻底，一些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隐蔽下来。1950年7月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是年8月上旬，全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政务院《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以后，对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大张旗鼓的审判。地委成立了由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公、检、法“三长”参加的裁判委员会，负责对死刑案件的审批。还成立了由专员王道和为审判长、法院院长傅炳翰为副审判长的地直机关镇反临时法庭。各县（市）也成立了人民法庭。比较大的县还以区为单位或联合两个区设立了分庭。据统计，全区共逮捕人犯××××人，由法院处理的××××人。为了扩大镇反运动的教育效果，全区采取各种形式召开宣判大会120场次，参加宣判大会的有29万人次。
195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区开展了肃反运动。肃反运动主要是在内部进行，打击的重点是混入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在内部肃反的同时，对社会上隐蔽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而又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同时进行打击。据统计，运动中共判处反革命案犯×× ×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判处死缓的×人，无期徒刑的××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其他刑罚的×××人。
1961～1978年，全区共判处历史反革命案件×××件，占整个反革命案件的31.1%。在这些案件中，50%以上是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杀人案。其次是有历史反革命身份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如平原县历史反革命杀人犯傅宝元，历史上曾充当土匪头子、匪独立大队长，为匪期间，曾参与杀害我干部、战士及群众112人，其中由傅犯亲手杀死的就有16人。解放后，傅犯畏罪潜逃，长期隐瞒历史，曾6次化名匿居。直至1970年又行凶伤人，才被逮捕归案，鉴于傅犯历史上所犯罪行特别严重，被判死刑。
1961～1985年，全区共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案×××件（不包括“文革”中的错判案件），其中1961～1965年判处××件，1966～1978年判处××件，1979～1985年判处××件。“文革”期间，全区判处“恶攻”的案件有× ××件，其中经过复查改判纠正的冤假错案占91.6%。
二、审判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案件
本区1951年12月和1952年2月先后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窍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一万余人。经查有贪污行为的3643人，其中贪污百万元（旧币）以下的占80.7%；百万元以上至一千万元的占18.2%；一千万元以上至一亿元以下的占1.1%。经审理后构成犯罪的共有186人，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4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7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24人，管制的10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41人。此外，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的603人，免予处分的12854人。在查出的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中，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13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26人。如原德州实业公司电力公司经理孙林森是1938年的老干部，1951年任电力公司经理期间，借去天津、青岛购买机器和材料的机会，以收授贿赂和回扣，重开发票等手段，贪污受贿5810万元（旧币），并由于其工作的过失，使电力公司损失25000万元（旧币）。孙用贪污的钱在青岛嫖妓女，大吃大喝，进行挥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五反”运动中，共判处不法资本家和不法工商户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案件138件，141人。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73人，剥夺政治权利的2人，单处罚金的14人，教育释放33人，其他处理的19人。
1953年11月，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1月全区组织74名法律干部成立了人民法庭27处。至1954年11月，全区法院共判处破坏统购统销案犯3861人，其中粮、棉、油贩子2862人，套购囤存粮食的奸商402人，隐瞒地亩多报人口、牲畜、农作物及其抗拒征购的324人，不法面食商273人。这些案犯中，被判处死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221人，管制的101人，罚款的2075人，受其他处罚的254人，宽大处理不予处罚的1207人。共没收罚款99988.99元。同时，对其中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公开宣判。印发布告1000份。共收到群众揭发和检举信1118份，有200多人主动到统购统销法庭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有2926名粮商粮贩主动到区政府进行登记。至1954年底，全区法院对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案件的审理工作基本结束。
1963～1965年，全区开展“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同时，对“四清”案件进行审理。据统计，“四清”运动中，全区共判处投机倒把案件147件，159人，贪污案件41件47人。判处的贪污案犯中大部分是农村中的社、队干部；投机倒把案犯中大部分是农村中的小商小贩。从判处的案犯情况看，确有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化公为私，侵吞集体财产。但是，当时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挫伤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1982年1月根据中央的《紧急通知》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区共判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964件，2114人。内属中央确定的打击重点257件，353人。其中，贪污受贿94件112人，投机诈骗52件74人，盗窃公共财物111件167人。个人非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1人，3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1人，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21人，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31人，2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74人，不满2000元的225人。这些犯罪分子中，被判死缓的1人，无期徒刑的3人，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65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93人，有期徒刑缓刑的58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6人，做其他处理的17人，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5万多元。据统计，1982～1985年4年判处的经济犯罪案件占建国35年来判处经济案件总数的16.4%。
三、审判严重刑事犯罪
50年代初，由于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一些社会渣滓乘机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无恶不作。对此，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给予严厉惩处。据统计，1951～1953年共判处杀人、抢劫、强奸案件1571件1690人，占建国以来判处这类案件总数的34%。60年代初，本区按照中央在对敌斗争中要实行“从严方针”的指示，1961～1963年共判处杀人、放火、投毒、强奸、抢劫以及贪污、盗窃案2019件，2239人，占建国以来判处这类案件总数的12.6%。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建国以来刑事发案最高的时期。1979年国务院曾召开全国城市治安工作会议， 1983年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并规定三年为期，进行三个战役。从1983年8月开展“严打”斗争，至1985年底，共判处各类犯罪案件1937件，2387人。
另外，还审判侵犯妇女儿童权利案521件，538人，拐卖妇女案354件，398人，其中有9名罪大恶极的人贩子被判处死刑。
第一节 刑事审判
一、审判反革命案件
建国初期，本区各种特务、恶霸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以及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反攻复辟活动也甚为猖獗。尤其是铁路沿线解放较晚的齐河、禹城、平原、德州市及济阳等县，土地改革搞得不彻底，一些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隐蔽下来。1950年7月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是年8月上旬，全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政务院《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以后，对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大张旗鼓的审判。地委成立了由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公、检、法“三长”参加的裁判委员会，负责对死刑案件的审批。还成立了由专员王道和为审判长、法院院长傅炳翰为副审判长的地直机关镇反临时法庭。各县（市）也成立了人民法庭。比较大的县还以区为单位或联合两个区设立了分庭。据统计，全区共逮捕人犯××××人，由法院处理的××××人。为了扩大镇反运动的教育效果，全区采取各种形式召开宣判大会120场次，参加宣判大会的有29万人次。
1955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区开展了肃反运动。肃反运动主要是在内部进行，打击的重点是混入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反革命分子。在内部肃反的同时，对社会上隐蔽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而又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也同时进行打击。据统计，运动中共判处反革命案犯×× ×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人，被判处死缓的×人，无期徒刑的××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其他刑罚的×××人。
1961～1978年，全区共判处历史反革命案件×××件，占整个反革命案件的31.1%。在这些案件中，50%以上是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杀人案。其次是有历史反革命身份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如平原县历史反革命杀人犯傅宝元，历史上曾充当土匪头子、匪独立大队长，为匪期间，曾参与杀害我干部、战士及群众112人，其中由傅犯亲手杀死的就有16人。解放后，傅犯畏罪潜逃，长期隐瞒历史，曾6次化名匿居。直至1970年又行凶伤人，才被逮捕归案，鉴于傅犯历史上所犯罪行特别严重，被判死刑。
1961～1985年，全区共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案×××件（不包括“文革”中的错判案件），其中1961～1965年判处××件，1966～1978年判处××件，1979～1985年判处××件。“文革”期间，全区判处“恶攻”的案件有× ××件，其中经过复查改判纠正的冤假错案占91.6%。
二、审判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案件
本区1951年12月和1952年2月先后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窍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一万余人。经查有贪污行为的3643人，其中贪污百万元（旧币）以下的占80.7%；百万元以上至一千万元的占18.2%；一千万元以上至一亿元以下的占1.1%。经审理后构成犯罪的共有186人，其中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4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7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24人，管制的10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41人。此外，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的603人，免予处分的12854人。在查出的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中，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13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26人。如原德州实业公司电力公司经理孙林森是1938年的老干部，1951年任电力公司经理期间，借去天津、青岛购买机器和材料的机会，以收授贿赂和回扣，重开发票等手段，贪污受贿5810万元（旧币），并由于其工作的过失，使电力公司损失25000万元（旧币）。孙用贪污的钱在青岛嫖妓女，大吃大喝，进行挥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五反”运动中，共判处不法资本家和不法工商户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案件138件，141人。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73人，剥夺政治权利的2人，单处罚金的14人，教育释放33人，其他处理的19人。
1953年11月，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1月全区组织74名法律干部成立了人民法庭27处。至1954年11月，全区法院共判处破坏统购统销案犯3861人，其中粮、棉、油贩子2862人，套购囤存粮食的奸商402人，隐瞒地亩多报人口、牲畜、农作物及其抗拒征购的324人，不法面食商273人。这些案犯中，被判处死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221人，管制的101人，罚款的2075人，受其他处罚的254人，宽大处理不予处罚的1207人。共没收罚款99988.99元。同时，对其中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公开宣判。印发布告1000份。共收到群众揭发和检举信1118份，有200多人主动到统购统销法庭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有2926名粮商粮贩主动到区政府进行登记。至1954年底，全区法院对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案件的审理工作基本结束。
1963～1965年，全区开展“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同时，对“四清”案件进行审理。据统计，“四清”运动中，全区共判处投机倒把案件147件，159人，贪污案件41件47人。判处的贪污案犯中大部分是农村中的社、队干部；投机倒把案犯中大部分是农村中的小商小贩。从判处的案犯情况看，确有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化公为私，侵吞集体财产。但是，当时把一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挫伤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1982年1月根据中央的《紧急通知》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展开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全区共判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964件，2114人。内属中央确定的打击重点257件，353人。其中，贪污受贿94件112人，投机诈骗52件74人，盗窃公共财物111件167人。个人非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1人，3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1人，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的21人，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31人，2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74人，不满2000元的225人。这些犯罪分子中，被判死缓的1人，无期徒刑的3人，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65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93人，有期徒刑缓刑的58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6人，做其他处理的17人，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5万多元。据统计，1982～1985年4年判处的经济犯罪案件占建国35年来判处经济案件总数的16.4%。
三、审判严重刑事犯罪
50年代初，由于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一些社会渣滓乘机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无恶不作。对此，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给予严厉惩处。据统计，1951～1953年共判处杀人、抢劫、强奸案件1571件1690人，占建国以来判处这类案件总数的34%。60年代初，本区按照中央在对敌斗争中要实行“从严方针”的指示，1961～1963年共判处杀人、放火、投毒、强奸、抢劫以及贪污、盗窃案2019件，2239人，占建国以来判处这类案件总数的12.6%。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建国以来刑事发案最高的时期。1979年国务院曾召开全国城市治安工作会议， 1983年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并规定三年为期，进行三个战役。从1983年8月开展“严打”斗争，至1985年底，共判处各类犯罪案件1937件，2387人。
另外，还审判侵犯妇女儿童权利案521件，538人，拐卖妇女案354件，398人，其中有9名罪大恶极的人贩子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