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35年来，在粮食问题上，围绕着计划分配与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其起伏曲折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这一时期粮食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组建粮食商业机构，限制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违法经营，掌握粮源，调剂余缺，安定人民生活，建立粮食分配制度。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命令，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粮食生产、调运、分配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为完善农村统购统销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因素，1955年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同时开放了在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143个，进行调剂余缺，方便群众，促进生产。由于对私营粮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到1957年，全区粮食生产达113054万公斤，人均粮食252公斤，总产比1949年增长16%。
第二个阶段（1958～1962年）。是粮食工作的困难时期。1958年高估产、高收购，丰产不丰收的损失，一年之内把粮食家底搞空。接着又遭受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人均粮食由1957年的252公斤，下降到1961年最低为48公斤。到1963年又回升到人均122.5公斤。为此，在粮食上采取了“分饭吃”的非常措施。城市定量在15公斤的基础上降低1.5～2.5公斤。农村生活安排的原则是每人每天“半斤粮，三斤菜”。这一时期虽然进行了非凡紧张的平衡，仍有局部地区出现了荒田多、病人多，至1962年人口减少到401.3万人，较1958年人口最高的一年减少10.6%，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
第三个阶段（1963～1965年）。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时期，为纠正粮食工作上“左”的错误，国务院于1965年10月发布了粮食征购任务三年不变的政策。本区在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中，实行了超购加价20%的办法，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第四个阶段（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由于国家购销统的过死，包的过宽，把必要的粮食市场余缺调剂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1966年底，全区统一了“一、六”集市日期。集市处数由397处压缩为259处。1975年改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为一定五年不变，未随生产的情况相应调整，农民负担形成畸轻畸重的现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
第五个阶段（1979～198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粮食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全区粮食总产量逐年提高。人民对粮食的消费由温饱转向吃好，粮食工作由管理型转向经营型。粮食部门积极参予市场调剂，搞活粮油流通，充分发挥了多渠道中的主渠道作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本区土地在日趋减少。土地最多的1953年有1572.6万亩。到1985年减少到1093.7万亩，减少土地478.9万亩。而人口则逐年增加。1953年有420万人，到1985年增为568.9万人，增加148.9万人，增长35.6%。因此，如何确保全区人民吃饭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大事。
到1985年止，全区粮食商业基本概况是：有干部职工8518名，仓容46877万公斤，粮食局、所、厂、校378处，固定资产总值6298万元。
第二节 建国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35年来，在粮食问题上，围绕着计划分配与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其起伏曲折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这一时期粮食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组建粮食商业机构，限制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违法经营，掌握粮源，调剂余缺，安定人民生活，建立粮食分配制度。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命令，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粮食生产、调运、分配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为完善农村统购统销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因素，1955年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同时开放了在国家领导下的粮食市场143个，进行调剂余缺，方便群众，促进生产。由于对私营粮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促进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到1957年，全区粮食生产达113054万公斤，人均粮食252公斤，总产比1949年增长16%。
第二个阶段（1958～1962年）。是粮食工作的困难时期。1958年高估产、高收购，丰产不丰收的损失，一年之内把粮食家底搞空。接着又遭受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人均粮食由1957年的252公斤，下降到1961年最低为48公斤。到1963年又回升到人均122.5公斤。为此，在粮食上采取了“分饭吃”的非常措施。城市定量在15公斤的基础上降低1.5～2.5公斤。农村生活安排的原则是每人每天“半斤粮，三斤菜”。这一时期虽然进行了非凡紧张的平衡，仍有局部地区出现了荒田多、病人多，至1962年人口减少到401.3万人，较1958年人口最高的一年减少10.6%，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
第三个阶段（1963～1965年）。国家处于经济调整时期，为纠正粮食工作上“左”的错误，国务院于1965年10月发布了粮食征购任务三年不变的政策。本区在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中，实行了超购加价20%的办法，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第四个阶段（1966～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由于国家购销统的过死，包的过宽，把必要的粮食市场余缺调剂也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1966年底，全区统一了“一、六”集市日期。集市处数由397处压缩为259处。1975年改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为一定五年不变，未随生产的情况相应调整，农民负担形成畸轻畸重的现象，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
第五个阶段（1979～1985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粮食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全区粮食总产量逐年提高。人民对粮食的消费由温饱转向吃好，粮食工作由管理型转向经营型。粮食部门积极参予市场调剂，搞活粮油流通，充分发挥了多渠道中的主渠道作用。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本区土地在日趋减少。土地最多的1953年有1572.6万亩。到1985年减少到1093.7万亩，减少土地478.9万亩。而人口则逐年增加。1953年有420万人，到1985年增为568.9万人，增加148.9万人，增长35.6%。因此，如何确保全区人民吃饭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大事。
到1985年止，全区粮食商业基本概况是：有干部职工8518名，仓容46877万公斤，粮食局、所、厂、校378处，固定资产总值629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