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计划编制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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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对农业、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1953年起,先
后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专署根据国家计划每年下达年度粮、棉、油生产和分
配、征购计划指标,由各县控制掌握。生产计划属指导性,征购计划是指令性,除因
灾减免外,必须完成。对国营、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实行直接计划,专署将计划下达到
各县,各县直接下达到企业,并对企业实行直接监督。1956年,计划编制增加了交通
运输、商业、基建、建筑业、文教卫生、职工工资等内容。统一计划发挥了能够集中
有限财力、物力的优势,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底,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
约4亿万元, 比1949年增长48.7%。 其中, 农业总产值增长21.7%,工业总产值增长
41.68倍。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由于在第一年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了对生产资
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管理体制改为“统一计划,
分级管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地方进行全面规划,实现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全
面发展。开始制定的各项指标总的是比较适当的,但一开始执行就出现“大跃进”,
在“共产风”、“高指标”等冲击下,打乱了原来的计划。生产指标一增再增,工业
生产在"以钢为纲"、大办工业的口号下,只追求数字,不顾质量,造成人力、物力、
财力的极大浪费。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使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
积累受到严重损失。1962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1958年的4.59亿元降到1.57亿元,
下降65.9%,比1949年减少1.12亿元,下降41.8%。
从1961年开始,全区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
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本着“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
粮食, 全面安排群众生活的原则,调整全区经济。到1965年,工农总产值达3.8 0亿
元,比1949年增长41.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42.75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3.8%。
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5),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计划管
理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不能及时制定计划和组织实施,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停止,生
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进行
了抵制,全区工农业生产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粮食生产在起伏中增长,以轻、化工
为主的工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到1975年,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58亿元,比
1966年增长102.1%, 其中农业总产值为5.22亿元, 工业总产值为2.36亿元,分别比
1966年增长78.4%和186.5%。
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形势逐渐好转,但
在经济工作中一度出现求成过急的问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
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加强了计划管理,工农业生产开始出现快速、协调发展的大好形势。到
1980年, 全区工农业总产值升为12.75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6.05亿元,工业总
产值为6.70亿元,工农业比例为1.1:1,分别比1976年增长22.4%和173.3%.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贯彻改革精神,制定了全区发展国民经济五
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
和市场调节。计划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从过去的侧重定指标、列项目、分投
资、分物资、短期安排转向重点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及重大方针政
策,开始编制中、长期发展计划,并从对生产的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开始转变长
期以来存在的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忽视市场调节作用,以及重产品数量而忽
视质量的管理方法。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业内部各业结构
,对粮、棉等作物的总产开始实行指导性计划。从农村改革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也已全面展开。全区工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徘徊和低速增长的被动局面,开始出现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好形势。。1985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29.56亿元,比19
80年增长131.9%。其中,农业总产值14.91亿元,工业总产值14.65亿元,工农业产值
比例为0.98:1,分别比1980年增长146.6亿元和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