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师表杜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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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月14日,原莱芜师范校长杜伯奇先生伴着入冬以来第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走完了他79年的风雨历程。至今,人们还记得那个寒冷的冬日,殡仪馆里人群默默无声,
如一道黑色的河流,漫过冰凉的石阶流动着,流动着,绕过杜伯奇先生安详的遗体,围
成一个巨大的花环。哀乐低缓沉重地诉说着每个人心中的眷念与无奈、伤痛与祝福——
杜先生走了……
杜伯奇先生, 原名杜林祥,1918年农历9月21日出生于山东省汶上县城东苑庄乡后
苑村一个农民家庭。1946年3月参加革命,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
他在家乡投身抗日,几次被捕,仍矢志不渝,大义凛然。自1946年从事教育教学生涯以
来,任职汶上县白塔完小校长期间,“汶上才子”之称已不胫而走。解放后,历任泰安
师范学校教导处主任,莱芜师范学校教导处主任,莱芜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莱芜县文教
局副局长,莱芜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等职务,1988年12月离休。
在杜伯奇先生追悼会上印发的《杜伯奇同志生平简介》作了如下恰如其分的评价:
“杜伯奇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热爱党,热爱祖国,忠诚于党和人
民的教育事业,严于律己,廉洁勤政,两袖清风,克己奉公,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品
德高尚;他严于治校,辛勤耕耘三十载,呕心沥血育桃李,堪为师生的楷模,深受学生
的钦佩和敬仰;他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为莱芜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教育
战线上一名优秀党员、优秀干部、一代师表……”
一转眼,十一年过去了,但杜先生的音容笑貌,师表风范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先
生在我的心里,不止是德高望重的一代师表,他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造诣颇深的
书法家。先生存世的诗到底有多少,我不得而知。我所见到的,只有他的《蜗庐杂咏》,
凡七十余首。从诗后所注日期得知,是先生1988年离休至1996年病重前的诗作。从仅存
的诗作看,虽不甚多,但内容却极为广泛。这里有先生对民生的倾情关注,有对人生的
深刻感悟,有对同事友人的深情应答,有对亲人的依恋眷念,还有对第二故乡莱芜山山
水水的由衷赞美……这些诗作很容易引起共鸣,且能令人为之产生心灵的震撼。按说,
杜先生的一生可谓功绩卓著,有口皆碑。但他在1996年春天,却写下了这样一首极为谦
虚的《辞世书》诗:
“存世享年九十一,可谓已经登寿域。回顾一生险夷路,颠沛庸碌未酬志。抗日战
争曾投身,虎口余生岌捐躯。文革期间靠边站,牛棚之内亦涉足。杏坛执教三十载,呕
心沥血育桃李。自愧在世奉献少,德操也有内疚遗。人生自古谁无死,寿终西归理所宜。
有幸清风常裹袖,留作遗产传后裔。辞世安息乐长眠,奉劝亲友勿悲泣。殁后骨灰撒校
园,还为护花化春泥。”
其言词之恳恳,其高风之亮节,不由得使人为之唏嘘,为之动容。
说起来,我与先生并无很深的交往。因为我到莱芜师范任职副校长时,先生已离休
三载。但因我分管政教处(即学生处)和老干部工作,学生的传统教育和每年的几次看
望老领导,给我提供了与先生接触的宝贵机会。那些过去的星星点点,却如那无边的细
雨,点点难拂,滴滴入心。又加上共同的爱好,我们见面时谈诗说词,纵论书法,遂成
忘年之交。我至今心存感激的是,每一届新生入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先生都欣然
答应。他的报告,很吸引学生,还时不时冒出几首诗句,每次都赢得热烈的掌声,效果
甚好。
在泰莱地区,凡了解先生的人,都交口称赞先生的隶书写得好,都为能求一幅先生
的书法当做幸事。对于上门求字者,不管是单位、同事还是学生,他总是有求必应,辛
勤挥毫。那年月,不讲报酬,更不讲“经济效益”,他从未收过润笔费,倒是经常自己
搭上纸墨和功夫,却仍乐此不疲。1983年,县级市政协文史委创刊了《莱芜文史资料》,
先生不仅热心撰写稿件,还精心用隶书题写了刊名,出刊了七期。地级市建立后从出刊
的第八期始,才换成了龙飞凤舞的毛体。我知道,学校每年都要先生写许多条幅作为礼
品送与兄弟单位。然而,1996年底的一次,先生病重住院已无法持笔,可他仍记挂着学
校放在家里的七条绢幅,几次让家人给学校打电话让郭香婷主任收回去——先生不带半
根草去啊!
我仰慕先生的人品,崇拜先生的书艺。他的隶书方严厚重,深穆遒劲。就他写给自
己的学生张清斌“无欲则刚”条幅时,我和先生作了一次长谈。他曾告诉我:“一幅好
的书法艺术作品,有审美理趣的挥毫泼墨都是要用心写就的,可以这样说,无心则无书
法艺术。顺其自然要用心,选择自然更要用心。只有用心,书法才能挺然秀出,情驰神
纵,超逸优游,从意适度,潇潇洒洒,风姿悦目。”先生的字写得的确似自然万物之象,
有自然之风,万物之气,这都是与他平时对自然用心观察,用心琢磨,用心思考,用心
试笔分不开的。所以才使书法运笔之气心到书成,与环境谐合,与主题意蕴相结合,精
气神合一,组成了一个形象化的视觉格局。
杜伯奇先生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在1996年秋天在文化北路晨练时告诉我的,
他说:“我一定要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像邓小平同志说得那样,到香港自己的土地
上走一走,看一看,体味体味做一个中国人的扬眉吐气。”并要求我以香港回归为题给
他写一首诗。先生病故后,我曾以先生为原型构思,写了一篇题为《相通的心愿》的散
文,刊登在1997年6月29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最后一段,我记得是这样写的:
“第二天,我把老人给的画压在玻璃板下就赴南方出差了。20天归来,我带着在旅
途上给老人写的诗,一连几个早晨去文化北路晨练,却再也没有见到那位老人。我找到
他的家人一问,才知道,老人在10天前已经去世了,像一片枯叶,静悄悄地落在泥土上
了。他走的那天晚上,适逢第一场大雪飘飘而下,‘质本洁来还洁去’,就这样,老人
带着未了的心愿仙逝了。老人的孩子告诉我,老人家是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悄悄走的,
走前没留下一句话,只在稿纸上歪歪扭扭地留下了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
告乃翁’。这是陆游的《示儿》诗,我明白老人那复杂的心情……”
呜乎,泰山岩岩,汶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以为,用这几句话来赞颂杜
伯奇先生的所行和所言,应该是十分恰当的。

(陈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