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 新中国成立后， 在国家传统财政体制、劳动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计划经济体
制影响下，境内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单一，除工资外无其他收入。1956年，始有专业统计资
料，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439元，城乡储蓄存款24万元。此后，国有及集体单位
职工年平均工资基本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1978年，职工年平均工资602元，国有经济单位
职工年平均工资617元，集体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495元。部门、行业及不同所有制单位之
间个人收入差别不大。城乡储蓄存款874万元。
1979年至1984年，随着财政体制、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初步改革，城镇居民收入处
于小幅增长阶段。其间，为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开始着手改变分配上的“大锅饭”现象，
但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之间个人收入仍差距不大，城镇居民收入仍以工资收入
为主。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开始为部分职工调整工资，当年全县工
资升级的职工有6601人。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由财政统
收统支、 吃“大锅饭” 改为“分灶吃饭”。1983年，根据国务院批转劳动人事部《关于
1983年企业调整工资和改革工资制度问题报告》，企业调资开始同经济效益挂钩、同职工
个人劳动成果挂钩，调资的资金由企业与财政共同负担。1984年，境内从供销社系统开始
进行劳动人事、财务管理、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推行城镇劳动合同制。是年，全市职工年
平均工资升至1048元， 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086元， 集体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876元。城乡储蓄存款9355万元。
1985年至1992年，城镇居民收入进入稳步提高阶段。其间，按所有制性质、行业分，
城镇居民收入开始出现差别， 除工资性收入外， 开始出现其他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1985年，国家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开始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
构工资制。此后，企业职工工资调整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脱钩，逐步实行工资
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工资增长速度由本企业依据经济效益高低自主确定。同时，开始实
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体现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保障机关、
事业单位工资正常发放。1992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2989元，国有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为3241元，城乡储蓄存款99551万元。
1993年至200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完善，城市改革的深度、广
度和力度加大，全市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差距也逐年拉大。其间，通过新的财政体制
改革，以及深化企业改革、全面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城区居
民收入总体增长加快，且个体劳动收入及工资收入外的其他劳动收入、财产收益明显增多；
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电力、通讯、金融等行业收入增幅较大，下岗职工收入
明显下降。 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 部分民营大户资产过千万，财富快速积累。
1993年，机关工作人员实行职级工资制，事业单位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三种
类型，实行分类管理。1994年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家连续几次提高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及档次。 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实际收入6562.80元，全市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为8643元，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7983元；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6532.32元；城乡储蓄存款558511万元。
2000年后，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交通、电力、通信以及公园、绿
地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其间，
市委、市政府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工作思路，抓好招商引资和载体建设，突出工业、农
业、民营经济、环境建设四个重点，莱芜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
年增加，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明显，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职工人数减少，民营
经济单位就业人员增加。由于养老保障、劳动保障等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城市居民
养老金或离退休金、赔偿、赡养、捐赠等转移性收入高幅增长。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家
庭总收入12359.86元。从收入构成看，工薪收入占主体，人均工薪收入11383.15元，占家
庭总收入的比重为92.10%， 人均财产性收入98.94元，人均转移性收入875.69元；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18282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6.05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302778
万元。
消费 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民众消费水平较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及简单再生产，
少数地主、手工业者、商贸经营者消费水平较高，生活奢侈。在灾荒年月，多数民众连基
本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饿死人的事情曾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境内城
区居民的购买力及消费水平总体不高。食品消费采用票证式的“供给制”，粮、油、肉、
蛋、糖等生活必需品凭票购买且人均数量较少，生活基本处在“吃饱”的基础上；衣着颜
色单调、款式单一、质地不高，购布凭布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日用耐用
消费品拥有量较少；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者，享受公费医疗，个人支出不大。
1980年至1985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粮食生产自给有余，为改善城
区居民生活，提高消费水平提供有利条件；供销、商业流通体制进行初步改革，恢复发展
个体零售业，缩减计划商品种类；城市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这一阶段，城区居民
饮食结构发生变化，肉、蛋、菜消费量增加；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手表开始普及，
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居民家庭。
1986年至1990年，农副产品有效供给增加，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
流通渠道并存的流通格局，国家连续几次为职工增加工资，城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食品
消费中副食品的消费量进一步增大；衣着消费猛增，颜色单调、款式单一、质地差的状况
得到改变；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家庭日用耐用消费品大量增加；文化娱乐用品消
费提上日程；家庭装修从无到有；学生学杂费支出增加较快。
1991年至1995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副产品供应量增加，品质提
高；商品流通体制趋于完善，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及副食品价格，商业网络更加健全，
相继建成一批商贸市场，市场价格机制基本形成，物价涨幅较大。这一阶段，食品消费中
肉、蛋、奶、水产品的消费量增幅较大；衣着消费大幅提高，开始追求美观、舒适、新潮；
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日用耐用消费品继续保持较大增幅，文化娱乐耐用消费品支出增
加；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居住支出随着教育体制、医药卫生体制、住房制度改革增
长迅速；随着交通及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城区居民交通通讯这方面的消费迅速增加。
1996年至2000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买方市场形成，加之国
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连续几次较大幅度提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工资，以及城区居民基于未来住房、养老、医疗、教育支出的心理预期，在即期消费热
点不突出的情况下，仍然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平。这一阶段，城区居民的饮食消费在平稳增
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讲究科学，以奶制品的消费支出增长最快；衣着支出保持平稳；
随着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体制改革的深化，用于该方面的支出增幅较大；随着交通及
通讯业的发展和消费观念的变化，用于交通通讯及文化娱乐的支出增速较快；家用电器进
入更新换代期；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826.16元，其中食品支出1666.44元，食
品支出中奶及奶制品支出60.60元； 衣着支出668.28元；教育、医疗保健、居住支出分别
为393.48元、244.56元、322.56元；交通及通讯支出355.56元；耐用消费品及文化娱乐支
出513.24元。
2000年后，消费品市场发展迅速，商品流通体制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以非国有经济为
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大市场、大流通格局，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商
业网点星罗棋布，社会消费品市场繁荣活跃，消费环境明显改善。这一阶段，城市居民消
费结构逐年优化，“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名牌
产品、家居商品、文化消费成为消费热点，汽车消费群体也由富裕阶层逐步向普通百姓延
伸，随着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完善，居民保险意识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升级
明显加快，居民生活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食品消费由以谷物为主的“主食型”向营养性
较强的“副食型”转变，恩格尔系数（食品开支占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
衣着消费进一步向高档次、个性化的成衣类转变；家庭设备更新快，以移动电话、电脑、
空调、等离子电视、数码摄像设备为主的新型享受型家电，已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取代彩电、
冰箱、洗衣机等实用型家电；娱乐教育及文化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大幅增加，服务
性消费成为新时尚，学习型消费悄然兴起；交通通讯支出增势强劲，居民联络、出行更方
便；居民住房更加宽敞舒适，随着房价的迅速攀升，居民住房消费快速增长。2005年，城
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7099.11元，其中人均食品支出2168.62元；人均衣着支出863.38元；
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713.70元； 人均教育及文化娱乐服务支出1009.62元；人均
交通和通讯支出978.89元，家用汽车由2000年的每百户3辆发展到2005年的9辆；人均居住
支出714.66元，人均居住面积由2000年的12.8平方米增加到2005年的23.16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