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 日照县私塾何时办起无从查考，但到晚清时期已遍及全县。仅涛雒即有30余处。其设馆有3种类型：一是老学究自设的“门馆”，接收近村学童，按年龄大小，程度高低，家境贫富等情况，决定全年学费，双方协定后，方可入馆；二是本村或邻村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童家庭联合聘请先生，称为“团馆”，对先生的报酬及生活费用酌情分成负担；三是豪门富户，单独延聘名师教授子弟，称为“东馆”，酬金也比他人高。
塾馆的学童多少不一，多者几十名，少者四、五名。年龄小者四、五岁，大者十多岁。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已读完“五经”、“四书”的，也有刚启蒙的，基本上是同窗共读，，分别教授。所用教材，一类为识字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类为儒家经典著作，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有的还选读一些其它书籍，如《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另加书法练习。授课方法，大致是先生授完新课，学生自己读背，背熟后接着教读。
民国初期，倡办学校，县内采取限制私塾、有利于新学发展的措施。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恢复“尊孔”、“读经”，私塾复又活跃。1917年，全县有学校96处，而私塾却有185处。
国民党县政府1920年严令取缔私塾。或是将塾师赶走，派教员到校执教，学生改读国民课本；或是取消私塾，学生分送小学就读。塾师年龄在40岁以下者，参加政府办的教员训练班，取得任教资格，可充任国民学校教员。此法虽施行多年，但全县私塾仍为数不少。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发展很快，私塾彻底取缔。而在日伪和国民党占领区，私塾仍一度占据优势。据日伪县教育科1944年统计，仅日照城、石臼所、夹仓、涛雒等地，即有私塾33所，学生275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兴办学校，私塾才最后终止。
义学 义学也称义塾，是一种免费书塾。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地租收入。本县义学首创于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地址在城隍庙后（今工商银行附近）。有讲书堂5间。1839年（道光十九年），国子监生刘璐出资，在北关吕公祠后（今城关十村）新建义学房舍11间，合置学田230亩。与此同时，乡下建成义学3所，称为“乡学”。
义学的建立，为当时日照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数量较少，加之在接受教育方面有等级差别，一般贫民百姓能够进义学读书的仍寥寥无几。
第一节 私塾
私塾 日照县私塾何时办起无从查考，但到晚清时期已遍及全县。仅涛雒即有30余处。其设馆有3种类型：一是老学究自设的“门馆”，接收近村学童，按年龄大小，程度高低，家境贫富等情况，决定全年学费，双方协定后，方可入馆；二是本村或邻村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童家庭联合聘请先生，称为“团馆”，对先生的报酬及生活费用酌情分成负担；三是豪门富户，单独延聘名师教授子弟，称为“东馆”，酬金也比他人高。
塾馆的学童多少不一，多者几十名，少者四、五名。年龄小者四、五岁，大者十多岁。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已读完“五经”、“四书”的，也有刚启蒙的，基本上是同窗共读，，分别教授。所用教材，一类为识字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类为儒家经典著作，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有的还选读一些其它书籍，如《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等，另加书法练习。授课方法，大致是先生授完新课，学生自己读背，背熟后接着教读。
民国初期，倡办学校，县内采取限制私塾、有利于新学发展的措施。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恢复“尊孔”、“读经”，私塾复又活跃。1917年，全县有学校96处，而私塾却有185处。
国民党县政府1920年严令取缔私塾。或是将塾师赶走，派教员到校执教，学生改读国民课本；或是取消私塾，学生分送小学就读。塾师年龄在40岁以下者，参加政府办的教员训练班，取得任教资格，可充任国民学校教员。此法虽施行多年，但全县私塾仍为数不少。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发展很快，私塾彻底取缔。而在日伪和国民党占领区，私塾仍一度占据优势。据日伪县教育科1944年统计，仅日照城、石臼所、夹仓、涛雒等地，即有私塾33所，学生275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兴办学校，私塾才最后终止。
义学 义学也称义塾，是一种免费书塾。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地租收入。本县义学首创于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地址在城隍庙后（今工商银行附近）。有讲书堂5间。1839年（道光十九年），国子监生刘璐出资，在北关吕公祠后（今城关十村）新建义学房舍11间，合置学田230亩。与此同时，乡下建成义学3所，称为“乡学”。
义学的建立，为当时日照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数量较少，加之在接受教育方面有等级差别，一般贫民百姓能够进义学读书的仍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