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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镇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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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动党、团、特清查登记 解放后,原外逃的日伪军、政、警、宪、特人员,国民党党、团骨干分子陆续返回家乡,流散于城乡各地。1949年春,根据鲁中南区党委的指示,对返乡的旧军、政、警、宪、特人员进行登记。并宣布对罪大恶极分子严惩不贷;对一般胁从者只要悔过自新,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政府既往不咎。1951年底,登记工作基本结束。
1953年6月,公安机关对蒋军、政、警、宪分子和国民党党、团、特成员进行全面的逐村逐人的登记造册。到1959年3月,清查登记工作基本结束。
取缔反动会道门 1939~1940年,日照的会道门名目众多,活动频繁。主要有“万仙会”、“九宫道”、“一贯道”、“圣贤道”、“后天道”、“同善社”、“九宫老母道”、“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等10余种,分布在全县590多个村庄。据统计,有道首333人,办道人员359人,道众2万余人。这些道首常与恶霸地主、土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传播封建迷信,成立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九宫道”1939年成立后,会首房桂苓、厉玉洲勾结日伪汉奸司令陈成功、土匪头子朱信斋、顽十六团团长李延修等人联合反共。1940年,该道又称“万仙会”,拉起300余人的武装,号称“冲锋久练工作大队”,公开配合日军残害抗日军民。反动会道门“铁板会”头子陈善恩,1942年充当土匪进行绑票活动。1947年国民党军占据石臼所时,陈善恩仿照特务刘世芹手章印制一部分特务证件,进行特务活动。1950年9月9日,密召五莲、藏马(今胶南)、日照三县的道首,成立了12人的承办委员会,声称要“坐皇帝”。并动员会众准备在美蒋反攻大陆时举行暴动。1946年,以迟兆红、陈爱民为首的“万仙会”,在县城北组织了100余人阴谋暴动。1951年春,遵照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指示,公安机关对反动道首进行登记。5月10日,逮捕大、中道首67名,并在城关、安岚、涛雒、石臼、河山、沈疃6个区、镇设立登记具结点,对办道人员和道众进行登记、具结。对罪恶较轻的不够捕办的道首、盘主实行管制;对一般受骗的道众,只要坦白揭发同伙,具结后声明退道,保证不再重新活动,一律从宽处理。至1953年,共处理道首179人,其中被镇压的7人,判刑的80人,判管制的92人。公开活动的会道门组织基本上被摧垮。1958年后,个别会道门头子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59年,“九宫老母道”头子郭××先后在日照、五莲两县6个区27个村发展道众157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1962年,大道首宋××、翟××在巨峰、大坡组织发展道徒99人,公开集合5次。案发后,公安局及时予以取缔。经过多次取缔打击,至1985年3月,日照的反动会道门基本绝迹。
镇压反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反革命分子在日照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经济,县委、县政府于1950年4月20日,在城北区沙沟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1947年杀害县委宣传部长尹仲岩的刽子手刘嘉山、苏照乾等人。4月28日,在涛雒召开公审大会,判处了伪“和平军”少将司令陈成功等反革命分子的死刑。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经过深入发动群众,一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县展开。到1951年4月,镇反运动达到高潮。5月1日,全县举行镇反大游行,并在城关、安岚、沈疃、两城、巨峰五处区镇召开了6万余人的群众大会,处决杀人魔王阮永安和杀人犯潘子林、葛世合等20余名罪犯。5月中旬,遵照中央指示,镇反运动转入清理和管制阶段。1953年9月30日,镇反运动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