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县农会成立。1912年改称为县农务分会；1916年改称为县农务会。会址玉皇庙，会长李溪宜，会员大都是全县有名的士绅。农务会协助官府处理全县的土地、房产、田赋及农事纠纷等，还在财神庙成立了培养贫苦农民子弟的农务会半日小学。
1928年夏，县农务会改称为县农民协会，会长改称为干事长。1930年1月，县农民协会改称为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会址镇武庙，干事长郑培竹。各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全县会员1500多名。期间，农民协会比较活跃，郑平等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入会。他们开展砸庙宇、砸神龛等反迷信活动，并进行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口号。
农民救国会 1941年7月，县农民救国会（农救会）成立，郭铁耕任会长。农救会结合政治宣传，积极发动、组织贫苦农民参加抗日斗争。1943年，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各区、村普遍成立了农救会，并大量发展会员。农救会首先发动贫苦农民同地主恶霸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改善了农民生活。夏收前，碑廓、大坡、巨峰、汾岚、薛庆等区在1942年减租减息和增资的基础上，又普遍地发动了这一斗争。边沿区村庄也进行了减租减息。山字河村有23户地主，123户佃农，在“双减”斗争中，佃农先与两个保长说理，后普遍减租。通过斗争，全村农救会会员增加到269人，有63人参加了民兵，358人参加了自卫团。农救会还开展了生产竞赛。碑廓区大朱曹村农救会于1943订出生产计划，向全区挑战。该村369户，1819亩土地，计划全年增产粮食12000斤，组织搭犋组30个，养猪300头，养鸡1500只。农救会还积极组织变工互助。1944年秋，大坡村以抓好一组带全村的方法，促进变工互助，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1945年底，农救会改称为农会（习惯上仍称农救会），各救会会长高秉田兼任农会会长，后由丁波担任。1946年，各级农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贫苦农民掌握了村政权。在反奸诉苦中，全县参加斗争大会的共636200人次，发言诉苦的72500人次，取得大批胜利果实。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通过说理诉苦，召开联合斗争大会并进行仲裁，广泛发动贫雇农召开斗争大会743次，向1824户地主进行过说理斗争，使10389户贫雇农通过“双减”得到了利益，新开辟村庄403个，发展农会会员14775人，推动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1947年7月23日，在邵疃村召开全县农代大会。会上，传达了华东局土改复查新指示，要求开展彻底复查斗争（群众称“大复查”），提出了“贫雇农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农会”、“支部让权”及“干部让权”等一些错误口号。会后迅速召开了区、乡农代大会，各村调整了贫雇农小组，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67909人，开展了急风暴雨式的“大复查”斗争。在运动中，部分地区曾一度出现了乱打乱杀等违反土改政策的倾向，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后来得到纠正。
1947年底，农会归县委民运部领导。1949年10月，农会改称为农委。基层农会组织活动一直延续到1954年。
贫协贫代会 1964年“四清”运动中，驻各区、社、队工作队、组，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简称贫协。同年12月，县第一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贫下中农委员会，委员33名。牟步善兼任贫协主席，任增恩和秦振玉任副主席。1965年2月，全县各区、大队都建立贫协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各级贫协被贫代会取代。1972年，县贫协恢复并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周家斗任主任，山云条和马守堂任副主任。各公社、大队的贫协组织也相继恢复。1982年，贫协组织撤销。
“文化大革命”前，贫协根据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特别强调阶级教育。其主要工作是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饭，组织阶级教育展览，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农村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并组织贫下中农学习毛泽东著作，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协助、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协助、监督干部实行民主办社等。
“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各行各业。全县县以下中小学、供销社、合作医疗室等，都派驻了贫管组。
1972年，贫协恢复后，主要是抓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同时进行了阶级复议，从中农中新划分出部分下中农，以壮大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另外，还抓了“四类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
第二节 农民团体
农会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县农会成立。1912年改称为县农务分会；1916年改称为县农务会。会址玉皇庙，会长李溪宜，会员大都是全县有名的士绅。农务会协助官府处理全县的土地、房产、田赋及农事纠纷等，还在财神庙成立了培养贫苦农民子弟的农务会半日小学。
1928年夏，县农务会改称为县农民协会，会长改称为干事长。1930年1月，县农民协会改称为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会址镇武庙，干事长郑培竹。各区、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全县会员1500多名。期间，农民协会比较活跃，郑平等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入会。他们开展砸庙宇、砸神龛等反迷信活动，并进行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口号。
农民救国会 1941年7月，县农民救国会（农救会）成立，郭铁耕任会长。农救会结合政治宣传，积极发动、组织贫苦农民参加抗日斗争。1943年，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各区、村普遍成立了农救会，并大量发展会员。农救会首先发动贫苦农民同地主恶霸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改善了农民生活。夏收前，碑廓、大坡、巨峰、汾岚、薛庆等区在1942年减租减息和增资的基础上，又普遍地发动了这一斗争。边沿区村庄也进行了减租减息。山字河村有23户地主，123户佃农，在“双减”斗争中，佃农先与两个保长说理，后普遍减租。通过斗争，全村农救会会员增加到269人，有63人参加了民兵，358人参加了自卫团。农救会还开展了生产竞赛。碑廓区大朱曹村农救会于1943订出生产计划，向全区挑战。该村369户，1819亩土地，计划全年增产粮食12000斤，组织搭犋组30个，养猪300头，养鸡1500只。农救会还积极组织变工互助。1944年秋，大坡村以抓好一组带全村的方法，促进变工互助，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1945年底，农救会改称为农会（习惯上仍称农救会），各救会会长高秉田兼任农会会长，后由丁波担任。1946年，各级农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贫苦农民掌握了村政权。在反奸诉苦中，全县参加斗争大会的共636200人次，发言诉苦的72500人次，取得大批胜利果实。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通过说理诉苦，召开联合斗争大会并进行仲裁，广泛发动贫雇农召开斗争大会743次，向1824户地主进行过说理斗争，使10389户贫雇农通过“双减”得到了利益，新开辟村庄403个，发展农会会员14775人，推动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1947年7月23日，在邵疃村召开全县农代大会。会上，传达了华东局土改复查新指示，要求开展彻底复查斗争（群众称“大复查”），提出了“贫雇农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农会”、“支部让权”及“干部让权”等一些错误口号。会后迅速召开了区、乡农代大会，各村调整了贫雇农小组，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67909人，开展了急风暴雨式的“大复查”斗争。在运动中，部分地区曾一度出现了乱打乱杀等违反土改政策的倾向，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后来得到纠正。
1947年底，农会归县委民运部领导。1949年10月，农会改称为农委。基层农会组织活动一直延续到1954年。
贫协贫代会 1964年“四清”运动中，驻各区、社、队工作队、组，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简称贫协。同年12月，县第一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贫下中农委员会，委员33名。牟步善兼任贫协主席，任增恩和秦振玉任副主席。1965年2月，全县各区、大队都建立贫协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各级贫协被贫代会取代。1972年，县贫协恢复并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周家斗任主任，山云条和马守堂任副主任。各公社、大队的贫协组织也相继恢复。1982年，贫协组织撤销。
“文化大革命”前，贫协根据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特别强调阶级教育。其主要工作是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饭，组织阶级教育展览，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农村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并组织贫下中农学习毛泽东著作，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协助、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协助、监督干部实行民主办社等。
“文化大革命”中，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各行各业。全县县以下中小学、供销社、合作医疗室等，都派驻了贫管组。
1972年，贫协恢复后，主要是抓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同时进行了阶级复议，从中农中新划分出部分下中农，以壮大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另外，还抓了“四类分子”政策的落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