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日照县党部创建初期，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积极做过一些有益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县中学生群情激愤，尹士健等即发动学生罢课，成立“沪案后援会”，组织师生下乡宣传，唤醒民众，提出了“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并发动抵制日货，募集捐款寄往上海救济失业工人。同年夏，召开了尹景伊烈士追悼会，在当时很有影响。
1927年春，县党部以大刀会的名义发动了在安东卫诛杀张宗昌第八军之举。3月，驻扎安东卫的直鲁第八军顾震部某营，以招募名义勾结土匪，并以收给养为名勒索钱财，绑架百姓，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3月19日，王景贤和王冠三派董秀章和王汝震率众赴安东卫与内部人员秘密协议，以作内应。次日拂晓，王冠三率各村会员百余，并安排后援几百人，将营房层层包围，猛烈攻击，恶战二时许，毙敌40多人，降俘100多人。此举令全县震动，驻其他村镇的第八军纷纷鼠窜。安东卫一战取胜，又奋勇前进，直捣盐商之巢穴（涛雒）。但因事出仓促，设防不密，死难者五六十人。7月，北伐十七军进军日照。不久退驻海州。此时，张宗昌所网罗的白俄兵抵日照。王建一率众堵截于六甲庄子东，肉搏数时，杀死白俄兵3人，伤其10多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接着进行所谓“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大肆屠杀。此时，国民党日照县党部便干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1932年秋，日照暴动发生后，县党部对暴动农民实行了血腥镇压。县党部成立“肃反委员会”，由委员尹鼎五、张纪莪和刘维恒等率领，分三股实行所谓“清乡”。他们包围村庄，按户登记点名，威逼四邻互相担保办理自首，发现可疑者立即逮捕扣押，并出示悬赏捕捉义军。尹鼎五带领“剿共”大队长姚得升，在山字河一带闹腾达半年之久。逮捕暴动农民60多人。他们还办《新日照周报》，大搞反共宣传，宣扬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劝共产党员自首”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秋，县党部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围剿”而致电南昌，祝贺“围剿”红军取得胜利。蒋介石办公室曾回电表示感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县党部曾一度发起抗日救亡活动，成立“动委会”，容纳共产党员参加，但不久即停顿。1939年2月，省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军政会议，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路线。此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制造了一起起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疯狂地搜捕、杀害抗日人员。在经济上，则横征暴敛，搜刮地皮。有民谣曰：“刮民党（国民党），万税队，拿上捐税免了罪；若是拿不上，猪狗鹅鸭杀个净，人被绑了去，还得钞票回。”
1947年8月，流亡青岛的县党部网罗还乡团武装还乡石臼所，以大卜家庵子为中心，组织自卫队，疯狂进行反革命报复，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以百计。1948年4月，县党部随同国民党军队仓惶南逃。至此，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日照的反动统治。
附：三民主义青年团日照分团部
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日照分团部，于1939年3月在十里堡西北门里成立，王彦驭任主任干事，陈增鸿和郑世良任干事。县府和“动委会”的青年大多加入这个组织。同时，在各区、乡会大力发展三青团组织。1941年冬，三青团团部驻高垛前，陈增鸿任主任干事。此时，各区已建立分区队，并多次发展三青团员。1943年夏，因国民党县党部垮台，县三青团组织随之解体。1947年夏，国民党县党部（在青岛）实行党团合并，分团部并入县党部。
第二节 主要活动
国民党日照县党部创建初期，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积极做过一些有益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县中学生群情激愤，尹士健等即发动学生罢课，成立“沪案后援会”，组织师生下乡宣传，唤醒民众，提出了“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并发动抵制日货，募集捐款寄往上海救济失业工人。同年夏，召开了尹景伊烈士追悼会，在当时很有影响。
1927年春，县党部以大刀会的名义发动了在安东卫诛杀张宗昌第八军之举。3月，驻扎安东卫的直鲁第八军顾震部某营，以招募名义勾结土匪，并以收给养为名勒索钱财，绑架百姓，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3月19日，王景贤和王冠三派董秀章和王汝震率众赴安东卫与内部人员秘密协议，以作内应。次日拂晓，王冠三率各村会员百余，并安排后援几百人，将营房层层包围，猛烈攻击，恶战二时许，毙敌40多人，降俘100多人。此举令全县震动，驻其他村镇的第八军纷纷鼠窜。安东卫一战取胜，又奋勇前进，直捣盐商之巢穴（涛雒）。但因事出仓促，设防不密，死难者五六十人。7月，北伐十七军进军日照。不久退驻海州。此时，张宗昌所网罗的白俄兵抵日照。王建一率众堵截于六甲庄子东，肉搏数时，杀死白俄兵3人，伤其10多人。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接着进行所谓“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大肆屠杀。此时，国民党日照县党部便干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勾当。1932年秋，日照暴动发生后，县党部对暴动农民实行了血腥镇压。县党部成立“肃反委员会”，由委员尹鼎五、张纪莪和刘维恒等率领，分三股实行所谓“清乡”。他们包围村庄，按户登记点名，威逼四邻互相担保办理自首，发现可疑者立即逮捕扣押，并出示悬赏捕捉义军。尹鼎五带领“剿共”大队长姚得升，在山字河一带闹腾达半年之久。逮捕暴动农民60多人。他们还办《新日照周报》，大搞反共宣传，宣扬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劝共产党员自首”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秋，县党部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围剿”而致电南昌，祝贺“围剿”红军取得胜利。蒋介石办公室曾回电表示感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县党部曾一度发起抗日救亡活动，成立“动委会”，容纳共产党员参加，但不久即停顿。1939年2月，省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军政会议，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路线。此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制造了一起起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事件，疯狂地搜捕、杀害抗日人员。在经济上，则横征暴敛，搜刮地皮。有民谣曰：“刮民党（国民党），万税队，拿上捐税免了罪；若是拿不上，猪狗鹅鸭杀个净，人被绑了去，还得钞票回。”
1947年8月，流亡青岛的县党部网罗还乡团武装还乡石臼所，以大卜家庵子为中心，组织自卫队，疯狂进行反革命报复，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以百计。1948年4月，县党部随同国民党军队仓惶南逃。至此，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日照的反动统治。
附：三民主义青年团日照分团部
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日照分团部，于1939年3月在十里堡西北门里成立，王彦驭任主任干事，陈增鸿和郑世良任干事。县府和“动委会”的青年大多加入这个组织。同时，在各区、乡会大力发展三青团组织。1941年冬，三青团团部驻高垛前，陈增鸿任主任干事。此时，各区已建立分区队，并多次发展三青团员。1943年夏，因国民党县党部垮台，县三青团组织随之解体。1947年夏，国民党县党部（在青岛）实行党团合并，分团部并入县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