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市场管理由一些封建行帮组织与地方官署、封建地主勾结在一起，独霸市场，设卡征税，鱼肉百姓。民国时期，一些大的商号出票子，五花八门的货币充斥市场，物价暴涨，致使百姓持券不敢过夜，争先恐后地抢购，人心惶惶。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市场管理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夺物资、管理货币、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县工商管理局对工业、商业、贸易、税收实行统管，建立了烟、酒、盐专卖制度，限制法币在根据地流通，打击伪币，建立北海币流通市场。为保证其任务的完成，一方面由武装缉私队加强对主要物资的缉查工作；另一方面发展与敌占区城市的贸易往来，输入必需品供应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仍以稳定物价、发展进出口贸易（当时指从海口进出的物资），掌握主要物资，保证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重点。1948年1月，滨海行署发出严禁粮食走私的布告。同年5月，省工商总局拨出专粮供应滨海区。秋，日照粮价基本趋于稳定。1949年春，一些不法商贩哄抬物价，使市场价格暴涨。对此，县政府采取了5条措施：依靠国营商店和县推进社、区中心社，向投机商人展开经济斗争，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批发零售物资不准批给投机商人；由国营商店和县推进社控制市场主要商品，统一组织收购主要物资；对故意抬高物价、囤积居奇的投机奸商予以教育打击；取缔金银黑市和非法金融活动；对一些私营工商业和小商小贩进行清理整顿，实行凭证营业，严禁无证经营。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物价得到稳定。
建国后，1949年12月～1952年，市场管理的重点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管理对象主要是私营工商业。县人民政府对其采取了限制的政策，把主要物资掌握在国家手中，巩固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工商企业实行开业登记发证制度，防止无证经营，扰乱市场秩序。并对主要物资采取采购登记制度，实行集中交易，禁止买空卖空，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1952年秋，配合“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加强了市场管理，制定了市场管理制度，充实加强了管理人员，刹住了市场混乱之风。1953～1957年，市场管理的任务是：稳定市场物价，组织物资交流，活跃集市贸易，取缔投机违法活动。1955年6月，全县私营商业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到1957年12月基本完成，接受各种改造形式的私营工商业者占90%以上。据统计，有2208户小商小贩，2511人接受了改造。其中，过渡到供销社成为职工的187人，合作商（饭）店131处，528人；合作小组137处，877人；继续自营的741人。这期间，市场管理遵照“繁荣市场，活跃经济”的指导思想，围绕维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严格管理粮食市场，凡属国家统购不准自由经营的一二类商品，不准进入市场买卖。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需要经过批准持证经营。这个时期，物价稳定，社会购买力增强。
1958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农村集市贸易一度中断。196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允许各业参加市场交易，活跃市场经济。1962年，县人委发出《加强粮、棉、油、烟、麻市场管理的通知》和《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的通知》，大力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对所有的商贩进行登记、审查、整顿，依靠群众，利用情报员管理市场，对投机违法活动进行监督，维护了市场秩序，平抑了物价。1961～1966年春，对农村市场进行了“大胆地放，认真地管”，全县市场呈现出物价稳定，购销两旺的活跃景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农村集市贸易，一堵、二截、三卡、四抓，致使上市物资稀少，贸易萧条，尤其1976年统一集市之后，市场更加冷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市场出现了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集市贸易成交额成倍增长，1980～1986年，平均每年递增100多万元。1985年与1978年相比，增加近23倍。1988年，城乡集贸市场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89年达到1.5亿元。
从1981年开始，对全县大、中集市进行了合理规划，落实了“三定五包”（三定：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五包：包管理、包服务、包秩序、包宣传、包卫生。）管理措施，实行了划行归市，明码标价，亮证经营。为方便群众，集市交易，制止坑骗行为，工商部门设立了值班台、公平秤，为群众服务。为加快集市建设，从1985年开始，兴建了日照商场、正阳路市场，把东关大集从市区搬迁到日照城北店子村，建起了12处木材专业市场，到1989年，整个市场建设投资近300万元，集贸市场越来越繁荣。
第一节 市场管理
清末，市场管理由一些封建行帮组织与地方官署、封建地主勾结在一起，独霸市场，设卡征税，鱼肉百姓。民国时期，一些大的商号出票子，五花八门的货币充斥市场，物价暴涨，致使百姓持券不敢过夜，争先恐后地抢购，人心惶惶。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市场管理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夺物资、管理货币、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县工商管理局对工业、商业、贸易、税收实行统管，建立了烟、酒、盐专卖制度，限制法币在根据地流通，打击伪币，建立北海币流通市场。为保证其任务的完成，一方面由武装缉私队加强对主要物资的缉查工作；另一方面发展与敌占区城市的贸易往来，输入必需品供应部队。解放战争时期，仍以稳定物价、发展进出口贸易（当时指从海口进出的物资），掌握主要物资，保证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重点。1948年1月，滨海行署发出严禁粮食走私的布告。同年5月，省工商总局拨出专粮供应滨海区。秋，日照粮价基本趋于稳定。1949年春，一些不法商贩哄抬物价，使市场价格暴涨。对此，县政府采取了5条措施：依靠国营商店和县推进社、区中心社，向投机商人展开经济斗争，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批发零售物资不准批给投机商人；由国营商店和县推进社控制市场主要商品，统一组织收购主要物资；对故意抬高物价、囤积居奇的投机奸商予以教育打击；取缔金银黑市和非法金融活动；对一些私营工商业和小商小贩进行清理整顿，实行凭证营业，严禁无证经营。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物价得到稳定。
建国后，1949年12月～1952年，市场管理的重点稳定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管理对象主要是私营工商业。县人民政府对其采取了限制的政策，把主要物资掌握在国家手中，巩固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工商企业实行开业登记发证制度，防止无证经营，扰乱市场秩序。并对主要物资采取采购登记制度，实行集中交易，禁止买空卖空，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不受私商破坏。1952年秋，配合“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加强了市场管理，制定了市场管理制度，充实加强了管理人员，刹住了市场混乱之风。1953～1957年，市场管理的任务是：稳定市场物价，组织物资交流，活跃集市贸易，取缔投机违法活动。1955年6月，全县私营商业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到1957年12月基本完成，接受各种改造形式的私营工商业者占90%以上。据统计，有2208户小商小贩，2511人接受了改造。其中，过渡到供销社成为职工的187人，合作商（饭）店131处，528人；合作小组137处，877人；继续自营的741人。这期间，市场管理遵照“繁荣市场，活跃经济”的指导思想，围绕维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严格管理粮食市场，凡属国家统购不准自由经营的一二类商品，不准进入市场买卖。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需要经过批准持证经营。这个时期，物价稳定，社会购买力增强。
1958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农村集市贸易一度中断。196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允许各业参加市场交易，活跃市场经济。1962年，县人委发出《加强粮、棉、油、烟、麻市场管理的通知》和《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的通知》，大力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对所有的商贩进行登记、审查、整顿，依靠群众，利用情报员管理市场，对投机违法活动进行监督，维护了市场秩序，平抑了物价。1961～1966年春，对农村市场进行了“大胆地放，认真地管”，全县市场呈现出物价稳定，购销两旺的活跃景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农村集市贸易，一堵、二截、三卡、四抓，致使上市物资稀少，贸易萧条，尤其1976年统一集市之后，市场更加冷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市场出现了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集市贸易成交额成倍增长，1980～1986年，平均每年递增100多万元。1985年与1978年相比，增加近23倍。1988年，城乡集贸市场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89年达到1.5亿元。
从1981年开始，对全县大、中集市进行了合理规划，落实了“三定五包”（三定：定人员、定岗位、定职责；五包：包管理、包服务、包秩序、包宣传、包卫生。）管理措施，实行了划行归市，明码标价，亮证经营。为方便群众，集市交易，制止坑骗行为，工商部门设立了值班台、公平秤，为群众服务。为加快集市建设，从1985年开始，兴建了日照商场、正阳路市场，把东关大集从市区搬迁到日照城北店子村，建起了12处木材专业市场，到1989年，整个市场建设投资近300万元，集贸市场越来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