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县经济建设计划由财经委员会统计科负责。
1955年2月，县计划委员会成立，各经济主管部门也相应建立了计划股（组）或配备专职或兼职计划人员。1958年4月县计委与统计局合并为计划统计局。1959年10月，计划统计局改为计划委员会。1967年成立县生产指挥部计划办公室，1968年3月改为计划组，1971年改称计划局，1973年恢复计划委员会。1989年11月，地级日照市建立，计划委员会升格为处级，方凌任主任，毛继春任副主任。
长期以来，实行以经济计划为主的体制，统得过多过死，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管理范围，下放管理权限，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努力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发展。1987～1988年，由于过多强调放开搞活，权力下放过多，计划管理受到削弱，宏观调控乏力，造成部分领域经济混乱，出现物价上涨和抢购风潮。1989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计划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改进计划方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行政、法律手段，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生产计划管理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采用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形式。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国家把计划直接下达到生产单位，由县主管部门掌握。通过征购、统销、产品税收、生产加工合同等经济手段促进计划的实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6.1％，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4％，工业总产值增长550.9％。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5.6倍。农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迅速，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
“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2），农村搞政社合一，生产计划高指标，与实际严重脱节。工业“以钢为纲”，盲目建设，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违反了客观规律。计划体制被打乱，把政治口号变为计划指标，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59～1962年，工农业生产每年以9.2％的速度递减。农业产值徘徊不前；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3年共下降72％，平均每年递减34.6％。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接受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计划注重联系实际，调整结构，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50.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3.7％，工业总产值增长33.4％。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1966～1975），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计划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计划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一是下放管理权限，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和经营者；二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三是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本市自1985年开始进行计划体制改革。对农业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减少计划种类，只下达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粮食、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完成计划后的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量指标，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对城乡集体企业，只对主管部门下达总产值。属于国家供应原材料和燃料的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属于自找原材料和燃料，实行价格补贴纳入国家计划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其他的实行市场调节。
1985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农业一齐抓，重点抓工业，抓好工业促农业”的指导思想，县计委编制《日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在计划安排上，注重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第一产业，优先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农轻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工业基础得以加强。但由于过分强调工业生产，农业基础地位又受到削弱，造成以后几年来农业生产徘徊局面。1988年底，随着治理整顿开始，在计划安排上，注重各种比例关系，在充分发挥计划经济职能的同时，注重市场调节作用。使国民经济逐步走上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流通计划管理 建国以来，全国商品流通计划的编制和下达，均依照上级计划部门下达的指标，安排到有关部门执行。建国初期，本县商品流通计划由上级代编，统一管理，三级批发。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商业实行统一领导，各独立核算单位都是计划的编制单位。县的计划编制充分考虑上级提出的要求和控制数字，订出全县商品流通计划。对国营、供销、私营商业按一定比例安排计划。
“二五”计划时期，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门部门与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计划编制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五风”曾使商品流通计划一度失去应有的作用。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商品流通计划实行双轨体制，由商业部门和专业公司双线上报、下达，基本上扭转了商品堵塞的局面。“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商品流通体制基本稳定。
“五五”计划期间，特别是1978年以后，国家对商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将部分小型国营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为个体营业，允许个体经商，改变了过去的商品流通渠道单一状况。二是对国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三是建立贸易中心，允许商业部门与厂矿挂钩，直接进货；四是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品种，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五是取消粮、油、生猪等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农副产品合同定购制度。
在纳入商品流通计划管理的物资中，物资部门经营的品种有钢材、生铁、有色金属、烧碱、纯碱、水泥、汽车、木材、煤炭等；农机服务公司经营的有拖拉机、柴油机、农用汽车等；石油公司经营的有汽油、柴油、煤油等；生产资料公司经营的有化肥、农药、半机械化农具等；商业局经营的有生猪、禽蛋、糖、烟、酒、布、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等；外贸公司经营的有花生仁、蜂蜜、兔皮、貂皮、羽毛等。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 1958～1961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急于求成，盲目建设，投资项目47项，共投资1744.8万元，超过了当时全县经济实力的承担能力，从而造成1962年大批投资项目下马。
1978年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得到加强。1982～1985年，按照中央、省、地各级政府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清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指示精神，根据财力、物力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个平衡。全民或集体单位，凡单项工程投资2～5万元的项目，必须报计委批准；投资5万元以上的项目，计委审查后，转报上级计委审批；乡镇企业投资10万元以上项目，由计委审批或转报上级计委审批，10万元以下项目由乡镇企业管理局审批。资金来源要正当，预算内投资项目，一律由拨款改为贷款，不允许挪用流动资金搞基建。凡用于基建、技改的资金，须经财政、税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后，按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列专项资金开支，由建设银行监督使用。各项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把关，违背设计要求造成损失的，追查施工单位责任。基建项目设计须由正规合法单位承担；推行建筑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工程招标承包制，实行招标投标。
第一章 计划管理
建国初期，县经济建设计划由财经委员会统计科负责。
1955年2月，县计划委员会成立，各经济主管部门也相应建立了计划股（组）或配备专职或兼职计划人员。1958年4月县计委与统计局合并为计划统计局。1959年10月，计划统计局改为计划委员会。1967年成立县生产指挥部计划办公室，1968年3月改为计划组，1971年改称计划局，1973年恢复计划委员会。1989年11月，地级日照市建立，计划委员会升格为处级，方凌任主任，毛继春任副主任。
长期以来，实行以经济计划为主的体制，统得过多过死，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减少管理范围，下放管理权限，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努力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促进了全市经济的发展。1987～1988年，由于过多强调放开搞活，权力下放过多，计划管理受到削弱，宏观调控乏力，造成部分领域经济混乱，出现物价上涨和抢购风潮。1989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计划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改进计划方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行政、法律手段，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生产计划管理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采用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形式。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国家把计划直接下达到生产单位，由县主管部门掌握。通过征购、统销、产品税收、生产加工合同等经济手段促进计划的实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6.1％，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4％，工业总产值增长550.9％。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5.6倍。农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迅速，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
“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2），农村搞政社合一，生产计划高指标，与实际严重脱节。工业“以钢为纲”，盲目建设，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违反了客观规律。计划体制被打乱，把政治口号变为计划指标，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59～1962年，工农业生产每年以9.2％的速度递减。农业产值徘徊不前；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3年共下降72％，平均每年递减34.6％。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接受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计划注重联系实际，调整结构，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62年增长50.7％，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53.7％，工业总产值增长33.4％。
“三五”、“四五”计划时期（1966～1975），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计划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计划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一是下放管理权限，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和经营者；二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三是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运用。
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本市自1985年开始进行计划体制改革。对农业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减少计划种类，只下达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粮食、油料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完成计划后的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量指标，由指令性计划转为指导性计划，对城乡集体企业，只对主管部门下达总产值。属于国家供应原材料和燃料的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属于自找原材料和燃料，实行价格补贴纳入国家计划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其他的实行市场调节。
1985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农业一齐抓，重点抓工业，抓好工业促农业”的指导思想，县计委编制《日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在计划安排上，注重调整经济结构，稳定发展第一产业，优先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农轻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工业基础得以加强。但由于过分强调工业生产，农业基础地位又受到削弱，造成以后几年来农业生产徘徊局面。1988年底，随着治理整顿开始，在计划安排上，注重各种比例关系，在充分发挥计划经济职能的同时，注重市场调节作用。使国民经济逐步走上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流通计划管理 建国以来，全国商品流通计划的编制和下达，均依照上级计划部门下达的指标，安排到有关部门执行。建国初期，本县商品流通计划由上级代编，统一管理，三级批发。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商业实行统一领导，各独立核算单位都是计划的编制单位。县的计划编制充分考虑上级提出的要求和控制数字，订出全县商品流通计划。对国营、供销、私营商业按一定比例安排计划。
“二五”计划时期，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门部门与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计划编制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五风”曾使商品流通计划一度失去应有的作用。
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商品流通计划实行双轨体制，由商业部门和专业公司双线上报、下达，基本上扭转了商品堵塞的局面。“三五”、“四五”计划期间，商品流通体制基本稳定。
“五五”计划期间，特别是1978年以后，国家对商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将部分小型国营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或租赁为个体营业，允许个体经商，改变了过去的商品流通渠道单一状况。二是对国营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三是建立贸易中心，允许商业部门与厂矿挂钩，直接进货；四是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品种，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五是取消粮、油、生猪等统购派购制度，实行农副产品合同定购制度。
在纳入商品流通计划管理的物资中，物资部门经营的品种有钢材、生铁、有色金属、烧碱、纯碱、水泥、汽车、木材、煤炭等；农机服务公司经营的有拖拉机、柴油机、农用汽车等；石油公司经营的有汽油、柴油、煤油等；生产资料公司经营的有化肥、农药、半机械化农具等；商业局经营的有生猪、禽蛋、糖、烟、酒、布、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等；外贸公司经营的有花生仁、蜂蜜、兔皮、貂皮、羽毛等。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 1958～1961年，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急于求成，盲目建设，投资项目47项，共投资1744.8万元，超过了当时全县经济实力的承担能力，从而造成1962年大批投资项目下马。
1978年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得到加强。1982～1985年，按照中央、省、地各级政府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清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指示精神，根据财力、物力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个平衡。全民或集体单位，凡单项工程投资2～5万元的项目，必须报计委批准；投资5万元以上的项目，计委审查后，转报上级计委审批；乡镇企业投资10万元以上项目，由计委审批或转报上级计委审批，10万元以下项目由乡镇企业管理局审批。资金来源要正当，预算内投资项目，一律由拨款改为贷款，不允许挪用流动资金搞基建。凡用于基建、技改的资金，须经财政、税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后，按审批权限上报，批准后，列专项资金开支，由建设银行监督使用。各项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把关，违背设计要求造成损失的，追查施工单位责任。基建项目设计须由正规合法单位承担；推行建筑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工程招标承包制，实行招标投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