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财政体制 清朝，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所有赋税征收、解缴、留用均由朝廷决定。知县负有征收赋税之责，受命于布政使司。杂支概由国库按定例开支，地方公益事业，官府概不干涉。清光绪、宣统年间，筹议立宪，成立清理财政局，划分国地收支范围。1909年（宣统元年）始，有县财政自治之称，但在日照并未实行。
民国初期，仍沿用清朝旧制。1919年（民国8年），北京政府颁布《县自治法》，将田赋、契税划为地方税，归省级财政所有。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县级财政亦复如此。县政务经费仰给于省，县级地方性开支，则依赖于各种附加税、杂捐、公产等项收入，因无预决算制度，故未正式形成县一级财政体制。
人民财政体制 抗战时期，民主政权建立初的财政体制是“统一政策，完全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县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自筹自用，分散管理”，还建立募捐队，分别到各地募捐。并以八路军的名义进行合法斗争，同旧政府交涉，要求划分供应地区或批条子指定地区筹粮。1942年后，财政管理逐步走上正规，由实行地区性“统筹统支”，发展到全国性“统收统支”的战时财政体制。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广大民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克服困难，保证了军需。解放战争时期，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县内的田赋除按地亩平均征收外，还征收了部分战争动员费，实行“粮食大调度，财政大集中”，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进行。
建国初期，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县仍作报帐单位，财政收支逐步由实物为主，改为以货币为主。1953年，国家财政从高度集中转入“统一领导、分散管理”，实行“固定比例，收入分成，支出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定收、定支、超收上解、结余留用。1955年，实行“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调剂收入”。日照固定收入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全部归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有：工商营业税按65%、工商所得税按60%、农业税按25%归地方。公债收入全部上缴。1958年，改为“固定收入，固定分成，调剂收入，以收定支”。日照的固定收入有：原企业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入、地方工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有：国营商业利润收入按20%，调剂收入（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所得税、工商营业税）按55%、农业税按60%、公债按80%的比例划给地方收入。其间，建立了公社级财政，下放财政管理权，结果出现了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财政管理混乱现象。1959年，收回部分财权，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1968年，为避免混乱，收支未实行分成，支出全部按预算由上级给予补助。1971年，改为“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分成、结余留用”。1974年，改为“定收定支，固定留成，超收分成”。1975年，出现赤字，故无超收分成收入。1978年，改为“定收定支，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由于当年入不敷出，增收部分全部留县。同时，有5个企业的收入留县40%，以平衡预算。1980年，又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一定5年不变。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收入，又调动了县的积极性，是财政体制上的重大改革。1988年，实行“收入全留、定额上交”的管理体制。根据上级指示，1986年建立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定收定支，超收分成”。1988年改“超收分成”为按上年增长分成，从此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日趋完善。
第一节 财政体制
旧时财政体制 清朝，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所有赋税征收、解缴、留用均由朝廷决定。知县负有征收赋税之责，受命于布政使司。杂支概由国库按定例开支，地方公益事业，官府概不干涉。清光绪、宣统年间，筹议立宪，成立清理财政局，划分国地收支范围。1909年（宣统元年）始，有县财政自治之称，但在日照并未实行。
民国初期，仍沿用清朝旧制。1919年（民国8年），北京政府颁布《县自治法》，将田赋、契税划为地方税，归省级财政所有。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县级财政亦复如此。县政务经费仰给于省，县级地方性开支，则依赖于各种附加税、杂捐、公产等项收入，因无预决算制度，故未正式形成县一级财政体制。
人民财政体制 抗战时期，民主政权建立初的财政体制是“统一政策，完全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县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自筹自用，分散管理”，还建立募捐队，分别到各地募捐。并以八路军的名义进行合法斗争，同旧政府交涉，要求划分供应地区或批条子指定地区筹粮。1942年后，财政管理逐步走上正规，由实行地区性“统筹统支”，发展到全国性“统收统支”的战时财政体制。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时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广大民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克服困难，保证了军需。解放战争时期，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县内的田赋除按地亩平均征收外，还征收了部分战争动员费，实行“粮食大调度，财政大集中”，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进行。
建国初期，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县仍作报帐单位，财政收支逐步由实物为主，改为以货币为主。1953年，国家财政从高度集中转入“统一领导、分散管理”，实行“固定比例，收入分成，支出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定收、定支、超收上解、结余留用。1955年，实行“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调剂收入”。日照固定收入有：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全部归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有：工商营业税按65%、工商所得税按60%、农业税按25%归地方。公债收入全部上缴。1958年，改为“固定收入，固定分成，调剂收入，以收定支”。日照的固定收入有：原企业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入、地方工业收入和其他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有：国营商业利润收入按20%，调剂收入（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所得税、工商营业税）按55%、农业税按60%、公债按80%的比例划给地方收入。其间，建立了公社级财政，下放财政管理权，结果出现了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财政管理混乱现象。1959年，收回部分财权，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1968年，为避免混乱，收支未实行分成，支出全部按预算由上级给予补助。1971年，改为“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分成、结余留用”。1974年，改为“定收定支，固定留成，超收分成”。1975年，出现赤字，故无超收分成收入。1978年，改为“定收定支，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由于当年入不敷出，增收部分全部留县。同时，有5个企业的收入留县40%，以平衡预算。1980年，又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一定5年不变。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的收入，又调动了县的积极性，是财政体制上的重大改革。1988年，实行“收入全留、定额上交”的管理体制。根据上级指示，1986年建立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定收定支，超收分成”。1988年改“超收分成”为按上年增长分成，从此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