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商业始自集市贸易，后随着海运业的发展，从沿海诸海口起，贸易逐渐繁荣。清康熙年间，涛雒、夹仓、石臼所、荻水、龙汪口、栈子、岚山头等海口先后对外地通商。至清末，石臼所、涛雒、夹仓、安东卫及日照城逐渐成为商业重镇。抗日战争前夕，私营商业进入鼎盛时期。1934年，有大小商号320余家。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日照，一度控制了土特产品的外运和日用百货的进口，商号大部停业。1942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先由滨海工商税务管理局来日照设立关卡，以控制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进出，后又成立县工商管理局，下设总商店和4个分店。1943年春，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碑廓建立日丰合作社，与公营商号相配合开展根据地与敌占区的贸易活动，支持了抗战和人民生活的物资需要。
建国后，国营商业体制日臻完善。1949年，国营商业机构开始建立，供销合作社遍布农村，私营商业也相当兴盛。1951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国营和集体经济。1956～1957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控制了境内市场。
1958年，在“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大跃进”中，国营、集体商业损失人民币227.67万元。60年代初，商品供应紧张，物价大幅度提高。1961年秋，不得不对糕点、烟、酒、糖等副食品实行高价出售，以实现货币回笼，控制物价暴涨。
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三年调整，商业形势好转，商品趋于丰富，除部分商品仍紧缺外，一般工业品都能保证供应，各类商品价格恢复到国家牌价水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商业干部受到冲击，经营管理出现混乱。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机构撤并频繁，农民的正当经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小商小贩被取缔，同时统一集日，并严加限制。由于商品流通渠道和经营单一化，滋长了“官商作风”，使紧俏商品“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服务质量普遍下降，商品销售额极不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国营商业、供销商业、集体商业、个体商业共同发展，空前繁荣。1988年，全市有证商业机构10309个，从业人员27406人。但因物价失控，通货膨胀，一度出现抢购风，商品零售总额为59014万元，比上年增长50.4％（剔除物价上涨困素，实际增长22.7％）；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811万元，比上年增长45.2％，其中居民消费品增长46.7％，社会集团消费品增长22.4％；高、中档商品销售量猛增，与上年相比，电视机增长75.7％，电风扇增长44.4％，洗衣机增长1.9倍，录音机增长76.5％，自行车增长69.5％，缝纫机增长19％；社会集团购买额3246万元，比上年增长22.4％，超计划增长29.8％。1988年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全年外贸收购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10268万元，比上年增长57.2％；外贸口岸进出口总额数（海关数）为881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93.4％。
1989年，通过治理整顿，稳定了市场，消费热得到控制。但从6月份开始，市场又逐渐疲软。至年底，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60507万元，仅比上年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101万元，比上年减少710万元。
第十五编 商业
日照商业始自集市贸易，后随着海运业的发展，从沿海诸海口起，贸易逐渐繁荣。清康熙年间，涛雒、夹仓、石臼所、荻水、龙汪口、栈子、岚山头等海口先后对外地通商。至清末，石臼所、涛雒、夹仓、安东卫及日照城逐渐成为商业重镇。抗日战争前夕，私营商业进入鼎盛时期。1934年，有大小商号320余家。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日照，一度控制了土特产品的外运和日用百货的进口，商号大部停业。1942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先由滨海工商税务管理局来日照设立关卡，以控制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进出，后又成立县工商管理局，下设总商店和4个分店。1943年春，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碑廓建立日丰合作社，与公营商号相配合开展根据地与敌占区的贸易活动，支持了抗战和人民生活的物资需要。
建国后，国营商业体制日臻完善。1949年，国营商业机构开始建立，供销合作社遍布农村，私营商业也相当兴盛。1951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国营和集体经济。1956～1957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控制了境内市场。
1958年，在“一切为钢铁让路”的“大跃进”中，国营、集体商业损失人民币227.67万元。60年代初，商品供应紧张，物价大幅度提高。1961年秋，不得不对糕点、烟、酒、糖等副食品实行高价出售，以实现货币回笼，控制物价暴涨。
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三年调整，商业形势好转，商品趋于丰富，除部分商品仍紧缺外，一般工业品都能保证供应，各类商品价格恢复到国家牌价水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商业干部受到冲击，经营管理出现混乱。国营商业和供销商业机构撤并频繁，农民的正当经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小商小贩被取缔，同时统一集日，并严加限制。由于商品流通渠道和经营单一化，滋长了“官商作风”，使紧俏商品“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服务质量普遍下降，商品销售额极不稳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国营商业、供销商业、集体商业、个体商业共同发展，空前繁荣。1988年，全市有证商业机构10309个，从业人员27406人。但因物价失控，通货膨胀，一度出现抢购风，商品零售总额为59014万元，比上年增长50.4％（剔除物价上涨困素，实际增长22.7％）；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811万元，比上年增长45.2％，其中居民消费品增长46.7％，社会集团消费品增长22.4％；高、中档商品销售量猛增，与上年相比，电视机增长75.7％，电风扇增长44.4％，洗衣机增长1.9倍，录音机增长76.5％，自行车增长69.5％，缝纫机增长19％；社会集团购买额3246万元，比上年增长22.4％，超计划增长29.8％。1988年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全年外贸收购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10268万元，比上年增长57.2％；外贸口岸进出口总额数（海关数）为881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93.4％。
1989年，通过治理整顿，稳定了市场，消费热得到控制。但从6月份开始，市场又逐渐疲软。至年底，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60507万元，仅比上年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4101万元，比上年减少7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