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前，泰安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工商业落后。新中国建立后，泰安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泰安地区土地改革结束，农村涌现出大批互助组织。政府在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53至1957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下同）建设时期，顺利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各个领域开始占主导地位。农业在生产合作化运动中得到持续发展；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兴办起一批以煤炭生产、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国营企业。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8%。“二五”时期，由于受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加上遇到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大滑坡，工业生产大起大落，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1963至1965年，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大力加强农业，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三五”和“四五”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刚刚摆脱困境并开始走向稳定发展的泰安经济，又走上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农业生产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二次滑坡。工业生产秩序混乱，盲目上马和重复建设严重，造成了极大浪费，经济建设受到挫折。“五五”时期，纠正了“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但由于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的问题，以致生产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致使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严重失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从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走上了一条健康的改革发展之路。“六五”时期，农业，通过调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林业、畜牧业、农副业和渔业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增长。工业，通过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产业结构，工业布局渐趋合理，经济效益比较平稳。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8%。
1985年撤地建市后，全市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七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1%。1988年，工业高速增长，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8%。“八五”时期，是建市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国民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5%。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增长比较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13.1%。“十五”时期，围绕建设经济强市总目标，突出工业经济、民营经济和招商引资三大工作重点，国民经济发展加快。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515.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3.0%，超过同期全省平均增速1.9个百分点，比1985年增长7.9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458元，比1985年增长6.7倍，年均递增12.8%，跨入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前100名；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3.8亿元，比1985年增长13.2倍，年均递增18%。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1985年的43.79：33.27：22.94调整为14.71：47.79：37.50，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上升14.52和14.56个百分点。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泰安神州，十年九收”。泰安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作物生长。旧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初，泰安农业经济以生产粮食为主。1949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81%。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展以兴修水利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但种植结构至1976年变化不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尤其是发展乡镇企业，初步改变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格局，过去的落后耕作手段也逐步为机械化作业所代替。农业生产由过去主要依靠人畜力的落后劳动手段转为机械化作业。1984年，泰安地区农业总产值20.18亿元，比1978年增长59.7%。1985年以来，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发展立体种植、特色农业及模式化栽培，种植业结构趋向合理。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林牧渔业，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兴修水利，开展山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2002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产值131.2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1985年增长2倍，年均递增6.7%。
工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新中国建立前，泰安工业落后，除少数煤矿外，多是手工作坊。新中国建立初，泰安地区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机械、化工、造纸、印刷、纺织、食品加工等一批小型企业逐步建立。1958年的“大跃进”中，集体、国营企业一哄而起，全民炼钢铁，违反了经济规律，造成了巨大浪费。“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生产秩序遭到破坏。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工业生产开始走向健康发展轨道。至1984年，全区初步形成煤炭、冶金、机械、化工、轻纺、电子、建材、食品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21.85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倍。1985年以来，工业生产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改革用工、劳动、分配制度，推行承包、租赁、厂长（经理）负责制、股份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发展企业集团，建立工业园区，工业经济步入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时期。2002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631亿元（现价），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5年增长12倍，年均递增16.3%。
商贸市场繁荣活跃。津浦铁路通车前，泰安交通闭塞，商贸流通受到严重制约，山会、庙会、集市为主要商业交易场所。津浦铁路通车后，商旅往来频繁，商业渐趋活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安全因素增多，商业日渐萧条。新中国建立初，泰安商业市场多系小商贩、小店铺经营，规模小，经营品种少，货源奇缺。1953年，国营、集体商业在“三大改造”中得到发展，商业网点布局趋向合理。1958年“大跃进”时，购销失控，盲目经营，造成严重后果。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原材料紧缺，农业歉收，农副产品收购困难，市场物价混乱。1964年，供需矛盾缓解，市场物价趋于稳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取缔私营业户，市面萧条，商品匮乏。1978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日趋繁荣，商品供应紧张的矛盾明显缓解。1984年，泰安地区国营商贸企业536家，供销合作企业3269家，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46亿元，比1949年增长24倍。外贸出口商品由单一的农副产品，发展为机械、化工、纺织、工艺、矿产等13大类100多个品种。1987年，国有商业企业开始第一轮承包，拉开了经营体制改革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商贸企业实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计划调拨分配物资的经营方式成为历史，拍卖、兼并、破产、租赁、承包、国有民营等多种形式的改革相继展开，国有商业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公有制商业逐步成为商贸领域主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繁荣稳定。2002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2亿元，比1985年增长13.5倍，年均递增17%。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私营经济零售总额85.5亿元，占消费品市场的52.7%。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泰安城自宋开宝五年（972）乾封县移此筑城始，已有千余年历史。旧时城垣完整，街衢整洁。津浦铁路通车后，市肆日益扩展，贸易兴盛。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兵连祸结，继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火连绵，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城垣残破，房舍不整，城区面积仅2.5平方公里，人口2.4万人。1956至1957年，曾编制城市建设规划，但未付诸实施。1978年，泰安被国家列为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后，城市建设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区规模不断扩大。1984年，城区面积16平方公里，人口20万人。1985年以来，按照“山城一体、城不压山、新不压古、刻意求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以建设现代化旅游城市为目标，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为建设重点，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相结合，开展大规模建设，泰城面貌日新月异。1989年，泰安被省政府正式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名城规划、保护、管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5年，泰安市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城市综合治理先进市称号。1998年，省政府批准的新一轮《泰安市城市总体规划》，突出“山城一体、城不压山、城不上山、城中见山”的城市特色，确定重点开发具有现代气息和功能齐全的泰城西部新城区。2002年，泰城建成区面积59平方公里，人口60万人。道路面积1523万平方米，比1985年增加1458万平方米；公交运营车辆325标台，比1985年增加291标台；市内出租汽车1290辆，比1985年增加1240辆；城区绿化覆盖率35.57%，比1985年增长12个百分点；人均占有公共绿地7.4平方米，比1985年增加4.5平方米。一个建筑别致、环境优美、道路宽畅的现代化新城区已呈现在人们眼前。
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清宣统二年（1910），津浦铁路通车。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掠夺煤炭，修筑了磁窑至东都的铁路。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投资兴建了泰（安）肥（城）铁路、辛（店）泰（安）铁路，磁（窑）新（泰）线延长至莱芜东。1984年，铁路总长度480.7公里。20世纪70年代，形成横贯东西的铁路有磁（窑）莱（芜东）线、泰（安）肥（城）线、辛（店）泰（安）线三条。新中国建立前夕，境内公路长度约300公里，新中国建立后，公路建设加快。70年代公路总长度2590公里。至1976年，泰安地区各县驻地均通沥青路。1978年后，公路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公路状况大为改观。1984年，干线公路19条、1231公里，县乡公路178条、1695公里。1985年后，公路建设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七五”期间，完成公路建设总投资2.22亿元，至“七五”末，公路总里程2426.5公里。“八五”期间，完成公路建设总投资8.65亿元，在全省率先实施沥青路升级改造，建成省内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高等级公路泰（安）莱（芜）一级汽车专用公路， 104国道泰（安）曲（阜）段改造竣工通车。“九五”期间，完成公路建设投资37亿元，京沪高速公路泰（安）化（马湾）段建成通车，京福高速公路济（南）泰（安）段建成通车，蒙（阴）馆（陶）路泰安段改建工程竣工，莱（芜）新（泰）高速公路通车。2002年，完成公路建设投资11.41亿元，公路通车里程4350.5公里，县乡公路3182.6公里，98%的行政村通公路。形成了以泰城为中心，以环城高速公路为枢纽，高速公路与普通干线公路相连接，布局合理，城乡贯通，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邮电事业发展迅速。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下诏裁驿改邮，泰安邮政业自此始。光绪二十六年（1900）泰安县设电报局，泰安电报业始此。新中国建立后，邮电事业发展较快。20世纪50年代，安装磁石交换机，配备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投递设备。1978年后，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邮电业发生了巨大变化。1984年，泰安地区邮路总长度1.85万公里，电报电路50条，长途电话电路279条，磁石式长途交换机370门，电话6106部，业务总量1026.3万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通讯手段日益普及，网络传输和多媒体、邮政办公自动化、邮政储蓄、特快传递等业务全面展开，固定电话实现程控自动化，无线寻呼、移动电话迅猛增长，泰安进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时代。2002年，邮电业务总量9.7亿元，比1985年增长45倍；程控交换机101.2万门；固定电话用户78.8万户；网络（含宽带）用户13.1万户；移动电话用户50.3万户，移动通讯业务收入3.9亿元。
旅游设施日益完善。新中国建立前，旅游设施残缺不全。新中国建立后，除对大量古迹实行保护外，重点对泰山古迹及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进行修复、建设。到1984年，大修景点70余处，改建、续建项目300多个。整修了登山东、西、中、岱阴4条旅游道路，开发建设了大众桥至黑龙潭、竹林寺至通天河、马蹄峪至中天门、王母池至龙潭水库、天外村至中天门、天外村至关帝庙等6条旅游公路，修通了无极庙至扇子崖、中天门至傲徕峰、南天门至扫帚峪、三岔至岱顶、三岔至黄西河、瞻鲁台至拱北石、玉皇顶至丈人峰、岱顶至孔子庙等8条步行道路，建成了中天门至岱顶客运索道。1985年以来，加大对泰山的保护和建设力度，修建了中天门和天外村停车场，开发了后石坞、桃花峪、天烛峰等景区，建成了后石坞、桃花源客运索道，整修了登山盘道，建设卫生公厕，安装防火防盗监控系统，为游客提供文明、安全、卫生的旅游环境。连年举办泰山国际登山节，扩大了泰山的影响，促进了旅游业蓬勃发展。泰安市已形成国家级、省级旅游线路与境内各景区、景点联网，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配套设施健全完善的大旅游格局。2002年，共接待国内游客583.7万人次，比1985年增长78.5%，接待国外游客7万人次，是1985年的7.1倍。旅游收入34.9亿元，是1985年的17.8倍，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8.1%。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新中国建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剥削阶级的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新中国建立初，泰安地区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70元，农民年人均收入33.4元。城市居民收入来源单一，除工资外几乎无其他收入。农村土地使用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78年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城市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稳定增长。1984年，全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58元，比1978年增长91.8%，年均递增11.5%；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70元，生活消费支出274元。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人均315.98元，比1978年增长2.76倍，年均递增24.7%；农民储蓄余额人均52.48元，比1978年增长4.49倍，年均递增32.8%。
1985—2002年，是泰安人民得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69元，比1985年增长10.3倍，年均递增15.3%；农民人均纯收入3135元，比1985年增长7.3倍，年均递增13.3%。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47.6亿元，比1985年增长48.8倍，年均递增25.9%；人均储蓄存款4532元，比1985年增长42.2倍。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442元，比1985年增长8.3倍，年均递增14%；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87元，比1985年增长4.6倍。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档次全面提高。消费模式逐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吃穿等生活资料支出比重明显下降。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开支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4.8%，比1985年减少20.6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7.4%，比1985年减少7.1个百分点。文化娱乐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提高39.1个百分点。衣着消费，逐步由御寒耐穿向美观、多样、高档方向发展。城市居民人均衣着支出每年678元，比1986年增长6.7倍，年均递增12.8%；农民人均衣着支出97元，比1985年增长2.3倍，年均递增7.4%。家庭用品支出明显上升，拥有量进一步增长，主要家电消费品在城市基本普及，在农村拥有量迅速增加。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8.8平方米，比1986年增加7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26平方米，比1985年增加12.1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