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文化研究
1962年，郭沫若著《读随园诗话札记》称“泰山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泰山历史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末，先后有学者提出建立“泰山学”的主张，引发了学术界较多的争论。1989年，苏秉琦在《泰山研究论丛》（第一辑）撰文，提出泰山“大文物”的概念，谈的就是泰山文化问题。1991年，刘凌提出泰山名山文化的命题。此后，他在《泰山大全·泰山文化总论》中，对泰山文化的类型、属性、沿革、特色及现代意义作了系统论述。杨辛、姜岱东、杨树茂分别从美学角度诠释了泰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验证了泰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80年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论证。1989年，周郢首次对泰山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搜集整理，采用编年体撰《泰山历史纪年》一书。后经两次增订，资料达千余条。
在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关于历代名人的研究，成果丰硕。1985—2002年，《历代文人与泰山》《石介》《泰山名人轶事》与《泰山名人文化》等专著陆续出版。还有相关论文数百篇，其中羊祜家族、泰山学派人物、王氏父子、冯玉祥等都是研究热点。
泰山文献是泰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元代以来，代有整理，集大成之作当属20世纪30年代由王价藩、王次通父子编纂的《泰山丛书》。1985—2002年，泰山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为古籍整理、资料辑录与文献考述。古籍整理的主要著作有《岱史校注》《泰山道里记点校》《泰山小史校注》《泰山药物志点校》等。此外，《明代泰山志校证》与《岱览点校》分别被列为1998、2002年度“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资料辑录的主要图书有《历代诗人咏泰山》《泰山历代游记选》《泰山历代文史选粹》《泰山历代小说选》。文献考述有《泰山历代著述提要》，著录历代著述的内容、版本、作者简介等，是第一本泰山简明书录。还有关于《泰山道里记》版本、作者的研究、王氏父子对泰山文献历史贡献的论述。2002年，有研究者尝试“乡献证史”的研究方法，对泰山文献在文史研究中的重大价值予以展示。
二、封禅研究
封禅研究自先秦《管子·封禅篇》与汉代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开其端，历代正史、政书亦多有涉及。1905年、1935年，章太炎、顾颉刚著述中有专章论述封禅。1940年，孙作云撰《泰山礼俗研究》，翌年印刷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神话》讲义。杨联陞认为其著“证封禅与石坟之关系极确，其释示尤精当”。20世纪下半叶，台湾苏雪林、凌纯声及日本福永光司、栗原朋信等一批学者相继探研这一课题；70年代，钱锺书著《管锥编》，论及封禅问题。1980年，石芳苓开始研究泰山封禅问题。1983年《山东史学会刊》发表其论文《泰山封禅》，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
80年代下半期，封禅研究主要偏重对历代帝王封禅史迹的追述，并已涉及封禅性质的考论。1987年，徐北文《泰山崇拜与封禅大典》在《文史知识》发表。同年，汤贵仁《历代帝王与泰山》一书，简述了历代帝王封禅、祭祀的史实。1989年，石芳苓专著《中国历代帝王泰山封禅秘闻》，对封禅的由来、目的、条件、礼仪、器物及重大事件予以考论，并评述了封禅对泰山的意义和影响。同年，《历代泰山封禅综述》一文将封禅礼制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诸多学者对封禅的性质与起源问题的探究广泛而深入，论述颇多，观点各异。同期还对历代封禅祭祀的特点作了专题研究，其中1992年韩国西江大学李昊映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泰山宗教思想与封禅研究：以〈史记·封禅书〉为中心》。1994年、1998年，台湾和大陆高校研究生撰有同题硕、博论文《唐代封禅研究》。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路易斯（Mark Edward Lewis）教授的长篇论文《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汉武帝时期的封禅祭典》）提出了汉代对封禅的三种认识，分析了体现封禅意义的七项要素，汇集了历史文献对封禅典礼的五种诠释，表明了汉武帝时期以官僚系统为基底的天界思想。同期，日本学者亦有多篇论文述及封禅。此外，关于《史记·封禅书》、唐宋玉册研究亦是这一时期探研热点。进入21世纪后，考古界的新发现，对封禅研究又有新的推进。2001年，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王莽封禅玉牒的发现与研究，订正了史书对新莽封禅之议曲笔不书的史实，同时填补了泰山封禅史的一个空缺。2002年，有研究者将中国的封禅大典与西欧的涂油加冕典礼加以比较，认为这两种礼仪，“鲜明地展示了基督教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与中国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重大分野”。
三、宗教研究
泰山宗教研究始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蒂施佩与法国汉学家沙畹对泰山宗教的研究。1926年，卢逮曾对泰安高（蒿）里山神祠的七十五司与北京东岳庙的七十六司作比较研究。1937年，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泰山信仰研究》发表，为国外泰山研究力作。1942年，金华中译文刊于中国《中和月刊》。1961年，胡适撰写一系列关于泰山地狱的短文，对这一文化现象初作剖析。198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陈槃《泰山主死亦主生说》是这一时期的力作。
1985年以来，关于五岳真形图的研究成为重要课题之一，中、日、法诸国学者就此课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长期探讨。1989年，刘宪章从泰山佛教入手开始对泰山制度化宗教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一系列论文，涉及泰山儒、释、道及民间宗教，并将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亦纳入泰山宗教的研究范畴。1991年，袁爱国著《泰山神文化》，以时代为序，对泰山神话、泰山封禅、阴阳五行说、泰山宗教、民间俗神等问题予以考论，从中归纳出泰山神文化的五大特征。1994年，刘慧著《泰山宗教研究》，通过对泰山宗教的信仰基础、祭祀特征与组织系统的阐述与论证，进而认为泰山宗教具有“国教”性质。1998年，美国匹兹堡大学达白安（Brian Russell Dott）的博士学位论文《Ascending Mount Tai：Soci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攀登泰山：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互动》），以数百页的篇幅对18世纪泰山进香中不同文化阶层的人士之间的互动作出深入细致地描述和分析。2001年，日本学者菊地章太将沙畹法文专著（主要部分）译成日文《泰山：中国人の信仰》。
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是泰山信仰中的两位主神。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泰山神的信仰缘起、司职功能、身份演替及人格化特征进行探究，其中《古代的泰山神与〈九歌〉的司命》一文考证出《九歌》中的大司命即由泰山神演变而来；《泰山府君与阎罗王更替考》一文分析了泰山府君在唐宋之际逐渐被佛教的地狱之王阎罗王所取代的原因。1996年，荷兰戏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依代马（Wilt L·Idema）在檀香山举行的亚洲研究联合会1996年年会提交的论文是关于元杂剧中东岳大帝信仰的研究（《The Taishan Pilgrimage in Yuan-time Drama》），文中介绍了戏曲演员参加进香，香客出资赞助颂神戏曲的互动现象。同期，研究者相继对泰山神传入朝鲜、日本、韩国的史实作考索。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化中的泰山府君信仰亦有多篇专文论述。
1985年，陶阳论文《泰山神话和女神碧霞元君》在日本《口承文艺研究》杂志发表。1987—2002年，诸多著述涉及碧霞元君的信仰源流、兴盛原因、宗教关系、诸神比较与传播影响方面的探究，其中有车锡伦《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研究、吕继祥专著《泰山娘娘信仰》，还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吴龙安的硕士学位论文《碧霞元君信仰、传说之研究》等。1991与1992年，英国牛津大学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的两篇英文论文《17世纪小说中的一次进香之旅——泰山与〈醒世姻缘传〉》与《泰山的女香客：十七世纪小说中的片断》对古代小说中泰山进香的描述作专题研究。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韩淑瑞（Susan Naquin）在《北京妙峰山进香之旅》长篇论文中认为妙峰山碧霞庙与泰山有“更本质的联系”，是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简单移植”。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帕摩兰淄（Kenneth Pomeranz）教授的论文《Power，Gender，and Pluralism in the Cult of the Goddess of Taishan》（《泰山女神宗教中的权力、性别及其多元性》），结合性别理论和宗教学理论分析了碧霞元君信仰的起落盛衰。2002年，《清代东北地区的碧霞元君庙》一文从移民角度考察了碧霞元君信仰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四、民俗研究
泰山民俗研究的发端几乎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同步。1925年顾颉刚等5位学者对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香会所作的民俗学调查，开启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研究的门径，其中容庚、罗香林的论文对后续研究影响较大。1925年，哈伯德（G.E.Hubbard）《泰山香客》一文于《中国科学与艺术杂志》第3期发表。1982年，日本学者泽田瑞穗撰论文《泰山香税考》。1988年，魏元平在第二届泰山文物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亟待开展泰山民俗学研究》，首次对泰山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作了论述，并提出信仰民俗为其研究重点的观点。1996—2001年，三部民俗研究专著《泰山民俗》《古今民俗》与《泰山风俗》，对泰山民俗事象作全面调查与综述。
石敢当，作为灵石崇拜的“一种相当定型的文化符号”，已成为中国独特的民俗象征之一。20世纪上半叶，邓尔雅、王成竹、卫聚贤分别对石敢当的来历作考证与介绍。80年代后的石敢当研究主要关注于信仰由来、地域分布及其司职功能。其中，中日研究者分别对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石敢当信仰进行了单项民俗学调查。大陆研究者多侧重于泰山石敢当信仰起源的探究，对其源于灵石崇拜遗俗的观点较为认同，但也有研究者考证其原型是古人测天定时的圭表和古代巫师沟通人神天地的法器等等。
泰山东岳庙会最初主要是一种宗教和民俗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庙会的商业、文化色彩愈加浓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俗研究》等杂志有多篇考识东岳庙会的论文发表。1999年出版的《泰山庙会》一书，对庙会沿革及现状、东岳“圣帝”、泰山“奶奶”、香客与香税等，均有记述。
除上述泰山信仰民俗的研究外，1986—2002年尚有诸多与泰山有关的社会民俗、经济民俗、游艺民俗的文章发表，如《泰山娃》《泰山山轿史话》《泰山古代香客店考》《泰山民间曲艺与曲艺习俗》等。
五、旅游经济研究
泰山旅游经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刘慧林《泰山风景区游览主路的综合分析和规划设想》论文，是泰山旅游经济研究初期的重要成果。
1987年，建设部重点研究项目《泰山风景名胜资源综合考察评价及其保护利用的研究》完成。该项目由北京大学谢凝高主持，5个系80多名师生参加，历时3年，最终形成70万字（附图百余幅、照片数百张）的研究报告，对泰山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森林植被、建筑园林、文学、美学、历史、书法艺术、旅游经济、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以及航空遥感等多学科、多领域进行综合考察研究。同时，课题组还与泰山管委联合编制了《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世界遗产——中国泰山》申报书。课题评审组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标志着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工作发展的新水平。该项目获1988年度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建设部城建司王秉洛《泰山风景名胜资源综合考察评价及其取得的成果》一文对该项目的选题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作了介绍与评价。1992年，根据该课题撰写的《中国泰山》一书出版。1997—2002年，泰山学院旅游研究所人员对泰山国内外旅游客源市场、旅游结构层次、旅游需求时空分布、旅游业经济行为结构、旅游区形象策划、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旅游开发战略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发表论文数篇。1999年，山东师范大学李子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泰山旅游业进行评判分析，找出了其停滞不前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泰山实施生态旅游开发进行初步探讨，提出泰山旅游区生态旅游实施途径与措施。鹿锋《泰山经济价值论》认为泰山旅游是泰山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泰山品牌的真正价值在于全方位地塑造泰山旅游品牌形象。2000—2002年，泰山全景浮雕盘、泰山圣母、泰山石敢当、导游（图）手杖等20项旅游产品获国家外观设计专利。这一时期，除上述研究外，对泰山新景区开发、旅游商品开发、宗教旅游、假日旅游、观光农业、旅游管理等专项研究也有新的开掘。
六、文物古迹研究
泰山文物古迹的介绍与研究，在泰山文献中占有极大的比重。早在明清时期，便有《泰山胜览》《泰山纪胜》《泰山胜概志》等多种著述，民国以来更加繁富。1949—1985年，出版多种此类图书。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泰山文物古迹也渐从一般性介绍转入专题研讨。岱庙为中国古代三大建筑群之一，又是泰山神的祖庭，研究者对其颇为热衷。1986—2002年，即有20多种岱庙图书出版。其中陈从周《岱庙》一书，对岱庙建筑从总体到单体均做确切丈量绘制，收录测绘图约130幅，并对岱庙的历史和现状作出阐述，是一部研究岱庙建筑系统而详备的专著。《岱庙文化丛书》分10个单册对岱庙的历史文化内涵予以全方位的揭示。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建设部在泰安举办中国泰山壁画研讨班，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壁画保护、修复技术和理论进行研究探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家建设部联合投资4万美元，用于岱庙天贶殿壁画的研究保护。之后，有研究者从温湿度变化对天贶殿壁画的影响作初步研究。
泰山被誉为摩崖碑刻的露天博物馆。古代即有《泰山金石志》《泰山金石考》《泰山石刻记》等重要著述刊行。20世纪上半叶，研究成果有容庚的《古石刻零拾》、王利器的《泰山汉武帝刻石文考》、陈志良的《泰山石刻考》、高文的《张迁碑集释》、容媛的《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集释》。1986—2002年，先后出版《泰山刻石选》《泰山石刻大全》《泰山历代石刻选注》《泰山石刻大观》与《泰山碑刻艺术丛书》等多种书籍。《泰山石刻大观》一书收入历代石刻465处，考录精当，装帧精美。《泰山石刻大全》著录历代石刻812处。许多学者认为，秦刻石为中国碑制之始。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刘 在岱顶拓秦刻石碑文，得222字，可读者146字，漫灭76字，证以《史记》补充完本。明人汪子卿撰《泰山志》时，秦碑仅存29字。明代安国跋《华氏真赏斋藏本》存166字。安国断定此本为北宋刘 所拓原石真本。1957年，商承祚在《石刻篆文编》中也说安国本为宋人摹刻本。1980年，中国秦文研究所完成秦篆泰山刻石文本，并倡议重建。1991年5月，复建秦泰山刻石讨论会在泰安召开，国家、山东省及外省的有关领导、专家与会，深入讨论了复建问题。决定采用安国本为复建碑文文字底本。经过一年的努力，秦碑复立于岱顶，成为中国碑刻史上的壮举。岱顶无字碑是秦立还是汉立，是阙还是碑，历代争论不已。汪子卿《泰山志》记载为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清初顾炎武认为是汉武帝立，世人多赞成此说。8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围绕这两个疑点展开。也有学者认为是武则天立。关于经石峪《金刚经》是韦子深、王子椿还是僧安道壹所刻，迄无结论。主张僧安道壹说者居多。
1992—2002年，除泰山石刻的综合论述与个案考证外，还有多种版本的法帖印行，如《秦泰山刻石》《张迁碑》《衡方碑》《经石峪摩崖刻经》等。这些泰山名碑佳刻均被选入中国书法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