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莲，出生于莱芜市苗山镇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本村抗日儿童团，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中被调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部队南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秀莲先后在浙江宁波地区妇联办事处工作，1951年6月至1960年4月，她回到山东，1970年她当选泰安地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在参加全国妇女代表会期间，曾先后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15年4月末的一天，我们来到张秀莲老人的家里，听她讲述惊心动魄的抗战故事。
一、全家齐抗战
张秀莲首先回忆起自己的家庭：“我这个家庭是个大家庭，‘七七’事变之前全家就有十六七口人一起吃饭。徂徕山起义以后，我父亲在他的好友，邻村的张寿民影响下，成了地下党，当了第一任村长，我母亲当了妇救会长。当时的村干部都是地下党员，张寿民是我们这个区的第一任区长。那时候村干部的工作之一就是带头动员村民们支援抗战，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有枪的出枪。”
张秀莲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小学校长，母亲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在开明父母的影响下，张秀莲从小就“不缠脚、剪发、学文化”，从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在那个时候的女性是想都不敢想的，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全校只有我一个女生”。
在张秀莲父母亲的带动下，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都参加了抗战工作。“我叔没有文化，人很‘武’，家里多少有点钱，还有一枝土枪，也拿着参加了游击小组。我大哥那时候十七八，我父母把他送到了部队；我二哥高小刚毕业就参加了区里的儿童团。我到了十来岁也参加了儿童团，做上了抗战工作。”
张秀莲在她12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部队后勤工作，就是部队分区的卷烟厂。这个烟厂就创办在她家里。“我家里一共有过两个组织，一个是北海银行办事处，一个就是分区的卷烟厂。”1942年烟厂解散以后，张秀莲就去区里培训学习，后来到县政府工作，负责妇女宣传组织工作。
二、艰难的抗战
说起日本兵，张秀莲比划着，“骑着高头大马，挎着三八大盖，有机枪，有迫击炮，当时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1942年，日军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为了达到控制根据地的目的，日军在张秀莲家附近的响水湾安了据点，每隔二三里地就设置一个碉堡。“这一年，敌人开始在我们庄南、响水湾据点北侧的山顶上修建碉堡，这对我军发动攻势极其不利。”张秀莲回忆，响水湾在老革命根据地，民兵、武工队经常对日伪军进行打击，日军从据点出动都是成群结队。为修碉堡，日军砍伐了百姓家里的枣树、荆棘等带刺植物，在碉堡周围围起木寨，用以抵挡进攻，修碉堡时，日军都是白天行动，天黑后返回据点。
从1942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把革命根据地变成无人区。每次扫荡，都会把群众的房子都烧光，能带增的东西都抢光。“日本鬼子经常来，回回来，回回烧。烧的老百姓家里都不能住房子，只能借烧毁的房墙简单搭草棚子暂时住，不然修好了鬼子来了，还得再烧。”为加强控制，日军任命伪乡长、伪村长，借助他们的力量向老百姓征粮。1943年是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鬼子经常出来扫荡，每到一处都是杀光、烧光、抢光，手段极其残忍。抓住了疑似民兵的百姓，就带回据点猛灌辣椒水，甚至挖坑活埋。为了控制根据地老百姓，日军派重兵前往常庄集（根据地主要的集市），强迫摆摊的商贩把货物搬运到响水湾售卖，以便日军控制。遭商贩反对后，日军在高岗处架起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商贩和老百姓进行扫射，数十人倒在了血泊中。
当时再加上旱灾严重，部队缺粮严重。“那时和母亲把家中仅有的高粱面掺上糠菜，做成团子给部队同志们吃。生活稍有一点好转，就给部队同志们摊煎饼，想方设法的弄点菜。”那一年，敌后作战的八路军和地方同志与敌人打游击战，许多同志在张秀莲家中吃住、开会、研究抗战工作。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依然在坚持同日军进行战斗。“有一场很出名的战斗，是杨家户战斗，离我们村十几里地。这就是徂徕山起义的赵杰司令员亲自指挥打的。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被四支队在那里打了埋伏，当时八路军装备武器不行啊，拼了刺刀，我们牺牲的人不少，但是消灭日军也很多，阻击了敌人的扫荡，把他们打回去了。当时这场战斗还编成了歌曲，在群众中传唱。”
三、关于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创建的主要银行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三大基石之一。它于1938年在山东掖县创办，后在胶东抗日根据地成长壮大，逐步发展成为遍布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银行，并最终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体系。
1938年4月，北海银行在掖县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筹办。之所以命名为“北海银行”是因为掖县北临大海，当地群众还有“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长流”的传统提法。193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正式营业运行，从事着贷款、投资、经营外汇、印发钞票等多项业务活动，并向社会首次发行了九万五千元北海币。布告掖、蓬、黄三县，定为通用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随时兑换。对私商出的杂钞限期取缔收兑。同时，严禁使用伪钞，违者没收。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临沂成立“山东北海银行总行”，并相继在省内各区和省界边区设立分行，原胶东北海银行改称为“山东北海银行胶东分行”。
1938年10月份正式印出北海银行的纸币。钞票为“益寿临广流通辅币”，面值有一角、五角、一元等。由于其币值稳定、信用卓著，钞票流通区域不断扩大，在当时的清河地区，东至广饶、寿光，西至邹平、长山，南至益都、临淄，北至博兴、利津等县的市场上都占绝对优势。
北海银行的首任经理张玉田，抗战前曾是青岛中鲁银行的总经理，还兼任青岛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日本人占领青岛后，他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追捕，逃回掖县黄山后村老家。他儿子张忠厚在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担任政务大队副大队长。三支队支队长郑耀南得悉后，就和三支队党委书记张加洛亲自登门拜访，请他来主持银行工作。张玉田，首先邀请了一批有银行从业经验的人才，请邓文卿设计票面图案。邓文卿设计的北海币以掖县县政府大院、城南关火神阁、鼓楼和玉皇顶为主要图案，此外他还在票面主景右下角草书他的名字作为防伪暗记。张玉田派人带着票样到日伪统治下的青岛制版。青岛光华制版社经理班鹏志老家也在掖县，他本人非常爱国，冒险帮助将北海币的票样铸成铜版。为防敌人搜查，张玉田把镌刻好的铜版装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再把箱子的缝隙焊起来，用一条铁链拴在船底拖回掖县。印钞用的道林纸当地没有，张玉田就亲自带人到天津购买，再通过海运找关系运到掖县虎头崖港口。最后张玉田委托西门里“同裕堂”私人印刷局印钞。筹备印钞工作至7月底基本完成。8月，北海银行券开始投放市场，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正式诞生，北海币成胶东最流通货币。
说起北海银行，张秀莲老人记忆如潮，给我们讲述了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北海银行就到了1940年左右了，正儿八经开展工作是1941年。当时一个银行办事处的主任，一个会计，一个保管。主任是金波。当时开办北海银行，一是部队打仗需要，二是地方发展经济需要，三是和日本人汉奸队进行经济斗争的需要。北海银行在根据里发生自己的货币，咱解放区根据地的人民政府发行自己的货币，可以掌握经济局势。”
“当时印货币最早的是在黄县，从黄县到掖县，从临沂运过来。当时就是保管自己徒步背，或者动员群众运，用小毛驴驮，用担子挑，穿过敌人占领的地区还得化装，隐藏好。
“北海银行的同志们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在野外挖洞，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挖了几个，定时不定时地躲在不同的洞里。白天不敢住在洞里，怕日军堵在里面，只能在山里野外到处躲藏在草丛里、树林里、地沟里等隐蔽的地方。等晚上日军停止搜索了，才敢悄悄地到洞里隐藏起来，天明前就得赶快出去。我们家负责给他们送饭。钱不能带在身上，怕被日军抓住，给组织造成损失，都是隐蔽埋在其他地方，还得经常转移。”
1941年，部队上级领导派金波、罗祥林等同志来到张秀莲家中，开始筹建泰山区北海银行，库里存放的金银、钱票也都放在她的家中。“当时我的父母轮番把银行的财物埋在地里和园子里，他们商量着，‘如果有一个人牺牲了，活着的能知道藏在哪里’。”同年，一次突击扫荡，敌人来到张秀莲所住村庄，她和父亲立刻把钱装进布袋，向北面山里跑，最终如数保存了财物。“我父亲弄了个布袋给我，他自己也带着一个。当时走到村北面的一个村有河，河上有桥，桥下面是桥洞子。正遇到日军扫荡过来，我们急忙就躲到了桥洞子低下。把布袋紧紧地抱在怀里，里面全是银行的钱，更重要的是还有金条。一直等日军走过去老远才敢出来。”
四、儿童团妇救会，都为打鬼子
当我们问起张秀莲在抗战期间做的具体工作时，作为一个从十多岁就参加抗战工作的老人，她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大致分了几个时期。开始是协助父母，后来是参加儿童团，再后来是在区县做妇女工作。她分别向我们一一道来。
一开始是跟着父母做工作，主要是做做饭，送送饭。“在抗战期间的工作，部队困难的时候，我们家里经常住着四五个人，包括银行的三四个人，还有经常有部队伤员、区干部病号隐藏在我们家里。人多，生活困难吃不上饭。到崮山前这个村前面是沙滩，有大片的杨树，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去那儿采杨树叶子，回来蒸饭团子糊口止饿。到这个村里很远，我们还得趁天黑去，不然被人家村里人看到不让我们采，那时候被日军扫荡的很苦，这些杨树叶子都是救命的。”
后来大一些就能开始为部队做更多的工作，比如送信，经常送“鸡毛信”。“只要是插着鸡毛的信件都是需要抓紧时间送出去的重要情报，拼了性命也要完成任务。”为更好开展对敌作战，武工队潜伏进响水湾据点暗杀了伪乡长，在推举新任伪乡长时，武工队又提前得知情报将其截杀在路上，由地下党董华茂冒名顶替当了伪乡长，长期生活在敌人的心脏，而和他的情报传送就是靠张秀莲送书信。“为了方便来往，我和董华茂也成了‘亲戚’。”“有一天，我母亲就把一封‘鸡毛信’送到了我手上，告诉我‘到据点里面找你表姑夫，把这个信送进去’。我表姑夫是地下党，表面是伪乡长。”当时在路上就有日本鬼子和汉奸的盘查，为把信安全送到，张秀莲动了脑筋，她把信拧进了纺线的纺车的车轴里，做好了伪装。遇到敌人盘查的时候，他们看我年龄小，也没搜查出什么来，就送她进了据点。“我进门的时候，当时他正在堂屋里和日本翻译军啦呱，我一看就直接把纺线车子送到了旁边的厢房里，然后到堂屋里告诉他说‘我娘让我来给我姑送纺线车子，我放在那个屋了，你和我姑说一声吧’我姑父就明白是什么事情了，丝毫没引起敌人怀疑”。
在儿童团里，除了站岗放哨送信等工作以外，儿童团员们有时候还要参加直接的行动。日军在根据地周围的各个村庄里和交通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的碉堡炮楼。在摸清日军建造碉堡的规律后，张秀莲和其他6名儿童团成员跟随张敬竹对碉堡进行了数日的破坏。“张敬竹是自卫团战士，他负责观察响水湾据点日军的动向，我们儿童团的就上去拆碉堡和木寨。只要张敬竹看到据点里穿黄皮的出来，就喊我们撤离。有一次，敌人的骑兵突然出据点向碉堡方向奔来，我们赶紧藏进山沟才幸免于难。”在张秀莲和伙伴的共同努力下，日军建造的碉堡总是无法完工，被迫放弃。
1945年春，苗山据点的日军节节败退，于3月份撤离。县人民政府开始组织工作，张秀莲作为工作组中惟一一名女性，主要负责妇女儿童工作。后来到了县里，成为一名妇女干部，工作任务就是开展宣传，动员妇女支援抗战。经常到各个村庄，搞诉苦，开大会，反奸诉苦，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参军，这样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来跟部队南下。
时光轮转78年，张秀莲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可对于那段历史却还记忆犹新。结束采访的时候，张秀莲老人深情地唱起了她当年经常唱的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歌曲，她说这也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抗战歌：“月儿渐渐高，挂在杨柳梢。……奉劝姊妹们，救国不由分，不打倒日本鬼，永久不得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