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的文化苦旅
——读袁明英新著《古刻新觅》
赵学法
袁明英先生系从汶阳田走出来的学界翘楚，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染，举手投足，言谈举止，尽显儒士风范。但他大半生的职守，却是领导岗位，先做肥城的副县长，后调泰安，历任一轻局副局长、教育学院党委书记、人大科教文委副主任等职。表面上看，袁先生酷似官场上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并且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遗余力，颇有建树。实则，他是一位文化人，而且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泰山学者。数年前的一天，袁先生怀揣一摞《凌汉洞天》书稿，叩开我的办公室，谦虚地请我一览。当时着实令我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位顶天立地的山东大汉不仅在行政上叱吒风云，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亦能舞文弄墨，游刃有余。读完那部书稿，除了震撼，还有惊喜，对他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更出人意外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推出他主编的10卷本《泰山石刻》，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博得交口称颂，好评如潮。从此，奠基了他在泰山石刻研究学科上的旗手地位，令同行侪辈自叹不如，难以望其项背。笔者虽系外行，无缘欣赏这部巨著的严整阵容，探摸书中的文化底蕴，但可以想象到袁先生为此倾注的海量血汗和极限劳动。
至此，已经跨上年迈高台的袁先生应该志满意得、适可而止了。然而，他没有，依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继续上下求索，跋涉在文化苦旅的征程上，为追寻大泰山范畴中的石刻而翻山越岭，不辞艰辛。2014年5月的一个上午，他将新著《古刻新觅》（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亮在我的眼前，让人瞠目，惊诧不已。披卷一阅，立即被书中的新奇发现所吸引，竟然爱不释手，跟着袁先生的脚步，踏遍了泰山及其周际的山山水水，领略了泰山石刻更加广阔的天地——
老夫聊发少年狂
亘古以来，研究泰山石刻文化的学者前赴后继，方家如云，大家辈出，可谓成果累累，著述颇丰，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泰山金石学”，在中国金石学界享有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历代金石学家们紧盯的是最具代表性的泰山石刻作品及其文化价值，很少有人顾及隐身荒山野岭中名不见经传的泰山石刻。所以，泰山缺少一部反映石刻文化全貌的经典著作，从而成为泰山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弥补这一空白的，当推有志者袁明英先生。从相关资料获悉，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十年之苦功，踏遍崇山峻岭，征服险峰恶水，对已发现的和未被发现的泰山石刻，一一作了实地考察。巍峨泰山的悬崖峭壁和深涧大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不畏险阻的身影和勇往无前的脚印。应当说，10卷本《泰山石刻》的问世，不仅圆了泰山学界一个绚丽的梦，而且树立了泰山金石学史上的一座耀眼丰碑。
然而，袁明英先生并未就此止步。他在《古刻新觅·自序》中说：“尤其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大家对我寄于的厚望。”这个厚望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希望他“宠辱不惊心如初”，有的期待他“开拓新天地，勇攀新高峰”，有的感慨“意犹未尽”，而学者们则直言不讳地指出“某某地方不对”、“某某地方待考”、“某某地方还没光顾”、“某某地方又有新出土”，云云。这等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须知，野外考据泰山石刻是多么的不容易，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不说，仅就那种望峰生畏的攀越和无处不在的风险，即便是富有冒险精神的驴友们，也有心寒却步的时候，况且一位暮迟老人？可敬的是，袁先生没有满足于已经斩获的辉煌成就，以他人的“厚望”为动力，“拖着十年奔波、已有些心力交瘁的身体，披挂上阵，重操旧业，又踏上了寻觅石刻的新路与旧路。”“因为，我深深感到，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是越来越高了，给我铺的寻察路子越来越宽了，交办的任务也是越来越重了。”（《古刻新觅·自序》）其实，作为文化志愿者的袁先生，完全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对学界同仁们的这些建言献策不予理会，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但他没有这样做，背负着沉重的文化责任感，肩扛着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再次踏上了征途。从2007年6月到2012年11月，他和周郢、宿国基等学界精英，披星戴月，风雨兼程，行走万里，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艰难险阻，将别人不可逾越的高山峻岭踩在脚下，寻寻觅觅，苦苦求索，将泰山及其周边尚未发现和新近出土的石刻、碑文“扫荡”一空，尽收慧眼。袁先生新著《古刻新觅》收录的54篇文稿，就是这种文化苦旅的结晶。一卷奇书在手，浏览着那一行行朴实、清新、灵动的文字，眼前呈现了一幅“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鲜活形象。此书的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砺志教材，将激励着泰安的文化高士们再接再厉、奋进不止。
万里写入胸怀间
袁明英先生新著《古刻新觅》的文化价值在于“新觅”，在泰山金石学方面拓展了最新的文化视野。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又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转引自刘梦溪撰《傅斯年的名言》，载2014年5月19日《北京日报》）泰山金石研究更是如此，成果的大小，取决于掌握原始材料多少。而泰山石刻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再大的著述，包括袁先生主编的洋洋大观《泰山石刻》，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学者们需要做的，是不断扩大搜寻范围，深挖细找，不放过任何藏有石刻的地方，不遗漏一个钤印着泰山文化的角落。尤其是那些草根阶层的石刻，更需要睿目的学者们去辨识、去发掘，重新评估它们的文化价值，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完成这个任务很难，但必须有人去做，于是责无旁贷、别无选择地落在了袁先生的肩上。因为只有他在泰安地区具备这方面的顶级专业水准和鉴别能力，能够挑得起这副重担。袁先生作为泰山石刻研究方面的专家，干这个活虽然技术层面上属于“重操旧业”，但却需要思想的重整旗鼓，拥有新的文化视野。唯有如此，才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将万里行程中的见识写入胸怀，谱就泰山石刻文化的新篇章。
袁明英先生不孚众望，扎扎实实地做到这一点，给出了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答案。披阅从汗水里打捞出来的《古刻新觅》，映入眼帘的则是首次进入泰山金石行列的古刻，遍布泰山上下三万平方公里。目光所及，不再局限于泰安市的现有辖区，而是高瞻远瞩，投向了域外的莱芜、章丘、泗水、长清等地。袁先生所到之处，对每一块未见或新现的古刻，都用卫星定位仪做了精确定位。对有价值的石刻，一一做了拓片；对有重大价值的石刻，一字不漏、不错、不谬地进行了原文抄录；对字迹漫漶的石刻也不肯放过，详细做了编号处理。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不能不令人致以崇高的敬礼。这是因为，他发现了历史，掘出了文化，而历史记忆是最容易被忘却的，文化现象是最轻易被磨灭的。袁先生又做了一件挽留历史、拯救文化的善事，可谓大德巨献、功在千秋。他无愧“真正的学者”称号，始终高举着泰山金石研究的大旗，充当着泰山石刻领域的急先锋和排头兵，以炼狱般的身心磨难和无怨无悔的甘愿奉献，为泰安石刻文化不断开启着崭新窗口，让翘首企盼的读者窥见了一片片全新天地。
这种泰山石刻新域的开拓，得益于“拓荒牛”的痴心酷爱和锲而不舍。如，“2007年7月21日下午，听说通天街南端正在改造，或许能挖出石刻来，于是我带上照相机、卫星定位仪等，骑电动车过去看看。……听说有石碑挖出，我很高兴。赶紧往土堆上爬，寻找石碑。土堆很难爬，不过我没怵头。因为这是一贯的做法，只要听说有石刻，什么困难也不在话下了。”这段记述，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位文化学者欲罢不能的焦渴心态及其志在必得的敬业精神。又如，2007年7月28日考察岱阴的天井湾时，由于向导带错了路，致袁先生一行误入了歧途，“满沟是乱石、巨石。上去，下来，左拐，右拐，没有正路，时有瀑布下来。走来走去，迎面和左右三面都是悬崖，挡住了去路。这时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了，热得气不够喘的，手巾擦汗后都能拧出水来。”等到向导探清道路、需要翻过一道险峰时，“大家奋勇争先，各自寻路往上爬。”这段描述，树起了一位有志学者的执著形象。再如2008年3月16日所记“碰壁长清莲台山，转战肥城布金山”，当袁先生一行在莲台山买了进山票、拓毕《洞虚观记碑》、正要去寻元代著名文学家杜仁杰的碑文时，却遭到了景区保卫人员的拒绝，无论怎样装孙子，都没能跨过不通情理的画地为牢，不禁哀怨慨叹：“像做贼似的，被人呵斥！”挫折面前，袁先生他们并未灰心丧气，而是打起精神，掉头向南，朝肥城境内的布金山狂奔而去，“听人介绍，最近开发，又挖出来两通碑，放在大云禅寺院里。我赶紧跑过去，这是新发现啊！”接下来，就是紧张有序的定位、拍照、拓片。这些文字，大写着一位石刻文化旗手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忘我投入的倾情心志。还有两次去章丘、攀灵岩、下肥城，等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有志事成的信念，才使泰山古刻的发现不断闪亮现身，呈现在读者面前。
天淡云闲今古同
袁明英先生所著《古刻新觅》一书最大的特色和看点，是运用游记散文的笔法穿越时空，寻古探幽，述描结合，情景交融，将历史沧桑与现实感受融为一体，给人一种“天淡云闲今古同”美学享受，可谓当代泰山版的《徐霞客游记》。
该书的叙事主线是探查古刻，记录作品形制、肇始年代、刻文内容，判定文化价值、存史意义。但是如果通书这般写来，恐怕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外，没有多少读者。作为文章大家的袁明英先生自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把牢记事主线的同时，兼顾了起伏跌宕的身心感受、峰回路转的征途坎坷、传奇色彩的历史掌故以及所到之处的旖旎风光、幽深景致，将读者带进了渐入佳境的意蕴之中，分享作者的痛楚与快乐，共飨一桌桌的文化盛宴。
这一笔法或许源自清代乾隆年间聂剑光所著《泰山道里记》，但通览袁先生的《古刻新觅》，又有一种“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显然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做学问的人大致如此，袁先生也不例外。譬如2008年5月25日至28日他第二次考察章丘，就将纵横捭阖的笔法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在考察官庄乡朱家峪时，不仅发现、拍照、拓片了许许多多石刻资料，而且介绍了朱家峪的地形地貌、秀丽风光及其历史渊源，并将电视剧《闯关东》的主人公朱开山嵌入其中，既给人一种历史厚重感、赏心阅目的视觉感，也充盈着一股滚烫的现代气息，令人浮想联翩，心驰神往。在袁先生笔下的锦屏山，栩栩如生一幅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先从一波三折的循循探幽入手，“不断拐弯一直爬坡，来到一处山环水抱、翠微环绕的世外静雅之地，这就是锦屏山庄。”介绍了山庄的建筑架构形状、锦屏山的婉约体态后，带着读者进入如梦如幻的仙境，广引碑碣石刻赞语，道出作者的心声：“脉衍岱宗，何处非洞天福地；神来华岳，环山被甘雨和风。”“峭壁差天，古洞窈然。（下转第26页）（上接第32页）其间红霞灿树，好鸟赠音，万卉竞秀，百葩争芳。”“云壑泻清泉，冬暖夏凉，洞中别有天地；锦屏开妙花，花名木秀，岭外半锁烟霞。”接下来绘声绘色地叙写泰山碧霞元君与太上老君斗智斗勇争夺这块风水宝地的传说故事，妙趣横生，入胜。继尔笔锋一转，述说清代学人韩阳成科场失意出家修道、开山建庙往事，将读着带进了历史人文隧道，洞察蒲松龄式落魄文人的别样人生。至此，作者依然意犹未尽，又将笔融倒回进山处，一一详述锦屏山的奥妙和深邃，让读者畅酣淋漓地瞻仰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这种倒笔写法，看似重复，实为重彩浓抹，可以产生强烈的阅读悬念感和冲击感，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审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先生的《古刻新觅》，就是一部优美的旅游散文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可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相媲美。
宿基国先生读罢袁明英先生这部书的初稿后，曾以“嘟囔几句”为题，用诙谐辛辣的言辞褒贬了一番，其中的批评之语令人如芒在背，顿觉汗颜。但袁先生却以坦诚的胸怀将此文作为《代后记》收入书尾，这正是一个大家学者风范的体现。没有这种海纳百川的大气度，就做不成大学问。袁先生之所以能把泰山石刻这门学问做大、做好，原因就在于此。据说，在《古刻新觅》之前的考察石刻日记70万字《考察泰山石刻随録》即将出版，给力于泰山石刻的学术研究。或许，这部大书的问世又将成为泰山金石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但不可能取代《古刻新觅》的独有价值，更不必将此书当作《四库全书总目》一类的导读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