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1945年前，集市管理除税收由牙纪承包外，其他有关分行划市、场地设置
等问题均由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负责。
人民政权工商部门于1943年开始对辖区集市进行管理，主要是对敌占区实行经济
封锁，防止粮、棉、油等重要物资资敌。
建国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经济在集市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粮、油、畜、
菜等农副产品主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市场管理的原则是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城乡
互助，内外交流。
1953年下半年起，市场管理采取紧缩、限制、关闭等措施，时松时紧，多次反复。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关闭了粮油市场。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出现了粮油倒流，
养猪量下降的局面。1954年4月，经专署批准，在九区试办粮食市场，其后推广到各
大集市。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集市贸易纳入以国家和集体经
济为主体的市场体系。1958年“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集市贸易被取缔，随之而
来的黑市交易充斥城乡，禁而难止。至1960年期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小麦每公
斤由2元涨至6元，地瓜干由1元涨至4元，一个煎饼5～8角，蔬菜高出牌价5～10倍。
为恢复农村经济，搞好集市管理，禁止乱检查、乱没收、乱处理等违纪现象。是年，
共查获各类投机贩运案件11675起，总价值7.34万元，其中属一类物资661起、二类物
资2497起、三类物资8517起，同时取缔无证商贩。
1961年，开展以整顿集市、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为内容的市场管理。对战备
战略物资和重要农副产品优先管好，压缩集市贸易。对粮、棉(土纺、土织)、油(油
料、油脂)、建筑器材、有色金属等严加管理，控制集市贸易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所占的比重。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胡萝卜芫荽葱，阶级斗
争在其中”的口号，农民不敢上市经营自产的肉、蛋、菜。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加以取缔
或限制。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归口管理，到处设立关卡，采取撵、管、训、
查、扣、罚等方法。农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粮食(口粮和自留地小杂粮)，有些被
没收拍卖。家庭副业产品很少上市。农村粮、棉、油及农副产品不准进城买卖，市场
越管越死。与此同时，集市以外的投机倒把活动却盛行一时。
1970年10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集市经营管理有所进
展。但在“左”倾错误干扰下，工商管理部门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专政工
具，集市管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宁左勿右，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过宽
的现象相当普遍。对集市贸易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政策，堵塞了商品流通
渠道，损害了群众利益，给城乡人民带来极大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集市贸易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
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要求实现“四好”(管理好、宣传好、卫生好、秩序好)和“三
化”(制度化、规格化、经常化)。上市人数和经营品种显著增加,贸易规模扩大,购销
两旺，价格回落。1979年集市成交额214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2.9％，比1978
年上升138.7％。1980年，集市成交额3422.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7％。
1981年，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交额比上年又上升12.6％。1982年，集市不断扩大，
赶集时间延长，上市品种由300多种增至500多种，集市成交额4945万元，占社会商品
零售额的17.53％。
1983年，贯彻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发展集市，增加集期。同时，
加强市场管理，治理脏、乱、差，上市商品实行分行划市分片经营，不得在场外成交，
并规定：①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②无县级以上医药卫生和
工商管理机关证明，不准在集市上行医、出售药品；③严禁出售伪劣商品，以次顶好、
以假充真、少秤短尺、掺杂使假、欺骗群众；④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⑤
严禁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⑥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是年集市交易额5797万元，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8.46%。1984年集
市贸易额继续上升，达6498万元。
第三节 经营管理
视图
清末至1945年前，集市管理除税收由牙纪承包外，其他有关分行划市、场地设置
等问题均由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负责。
人民政权工商部门于1943年开始对辖区集市进行管理，主要是对敌占区实行经济
封锁，防止粮、棉、油等重要物资资敌。
建国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经济在集市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粮、油、畜、
菜等农副产品主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市场管理的原则是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城乡
互助，内外交流。
1953年下半年起，市场管理采取紧缩、限制、关闭等措施，时松时紧，多次反复。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关闭了粮油市场。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出现了粮油倒流，
养猪量下降的局面。1954年4月，经专署批准，在九区试办粮食市场，其后推广到各
大集市。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集市贸易纳入以国家和集体经
济为主体的市场体系。1958年“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集市贸易被取缔，随之而
来的黑市交易充斥城乡，禁而难止。至1960年期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小麦每公
斤由2元涨至6元，地瓜干由1元涨至4元，一个煎饼5～8角，蔬菜高出牌价5～10倍。
为恢复农村经济，搞好集市管理，禁止乱检查、乱没收、乱处理等违纪现象。是年，
共查获各类投机贩运案件11675起，总价值7.34万元，其中属一类物资661起、二类物
资2497起、三类物资8517起，同时取缔无证商贩。
1961年，开展以整顿集市、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为内容的市场管理。对战备
战略物资和重要农副产品优先管好，压缩集市贸易。对粮、棉(土纺、土织)、油(油
料、油脂)、建筑器材、有色金属等严加管理，控制集市贸易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所占的比重。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胡萝卜芫荽葱，阶级斗
争在其中”的口号，农民不敢上市经营自产的肉、蛋、菜。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加以取缔
或限制。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归口管理，到处设立关卡，采取撵、管、训、
查、扣、罚等方法。农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粮食(口粮和自留地小杂粮)，有些被
没收拍卖。家庭副业产品很少上市。农村粮、棉、油及农副产品不准进城买卖，市场
越管越死。与此同时，集市以外的投机倒把活动却盛行一时。
1970年10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集市经营管理有所进
展。但在“左”倾错误干扰下，工商管理部门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专政工
具，集市管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宁左勿右，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过宽
的现象相当普遍。对集市贸易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政策，堵塞了商品流通
渠道，损害了群众利益，给城乡人民带来极大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集市贸易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
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要求实现“四好”(管理好、宣传好、卫生好、秩序好)和“三
化”(制度化、规格化、经常化)。上市人数和经营品种显著增加,贸易规模扩大,购销
两旺，价格回落。1979年集市成交额214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2.9％，比1978
年上升138.7％。1980年，集市成交额3422.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7％。
1981年，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交额比上年又上升12.6％。1982年，集市不断扩大，
赶集时间延长，上市品种由300多种增至500多种，集市成交额4945万元，占社会商品
零售额的17.53％。
1983年，贯彻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发展集市，增加集期。同时，
加强市场管理，治理脏、乱、差，上市商品实行分行划市分片经营，不得在场外成交，
并规定：①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②无县级以上医药卫生和
工商管理机关证明，不准在集市上行医、出售药品；③严禁出售伪劣商品，以次顶好、
以假充真、少秤短尺、掺杂使假、欺骗群众；④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⑤
严禁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⑥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是年集市交易额5797万元，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8.46%。1984年集
市贸易额继续上升，达649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