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反革命案件较多。1950年10月～1953年底，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人
民法院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
宽大相结合”等政策，重点打击罪恶昭著的土匪、特务、恶霸、地主、反动党团骨
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在判处的反革命罪犯中，处以死刑的占28.5％，死缓的占
0.15％，无期徒刑的占0.07％，有期徒刑的占55.3％，受管制的占16％。经过镇压
反革命运动，1954年受理的反革命案件比1953年下降66.5％。1955年7月～1956年
底，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打击的重点是抗拒或破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的反动富农分子、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敌对阶级中的新生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运
动中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宽大处理后又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以及严重破坏
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少杀长判”、“今后从严”的政策，
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判处死刑，对坦白自首、真心悔改或有立功表现
的一律从宽处理或免予刑事处分。在判处的各种罪犯中，反革命犯占44.3％。在反
革命犯中，被判处死刑的占2.5％，死缓的占0.02％，无期徒刑的占1.1％，有期徒
刑的占83％，其它刑罚和免予刑事处分的占13.38％。经过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运动，1956年全区受理刑事案件比1955年下降44.9％。60年代初，国家出现暂时经
济困难，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1963年现行反革命案件比1962年上升110.5％。
之后，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加强和国家政权的巩固，反革命案件减少。1974～1979
年比1951～1956年下降98％，1980～1984年底只受理12件。
土匪案件 多发生在建国初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区判处的土匪罪犯中，
被判处死刑的占21.5％。宁阳县匪首宁××，原系国民党山东第15专署阻击大队特
务连长，解放后，他伙同匪首耿继武组成武装土匪，盘据宁阳九山一带，抢劫财物，
杀害干部、群众，劫掠民兵抢支。1951年4月，被围剿抓获，判处死刑。
恶霸地主案件 解放前，恶霸地主称霸乡里，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解放初被
揭露。1951～1953年，全区判处的恶霸地主中处死刑的占26.6％。
特务案件 1948年全区解放时，国民党特务有的未及逃走潜伏下来，有的有潜
伏任务，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判处的特务罪犯中处死刑的占
32.8％。
反动会道门案件 反动会道门头子，解放后，妖言惑众，继续与人民为敌。在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判处的反动道首中处死刑的占4％；60年代，审理反动会道门
案件，判处反动道首×××人；70年代，审理15件，判处39人；1981～1985年审理
4件，判处9人。莱芜县反动会道门“天领大道”，建国后被取缔3次，仍不死心，
道首毕××自称“皇帝”、“君主佛主”，阴谋武装暴乱，重立“国家”，在莱芜、
章丘、博山等县，发展道众300余人，编写“道书”，用“封三官”、“选六院”、
“结皇亲”、“结天缘”等手段奸污妇女。1972年2月，3名道首被判处死刑。
反革命集团案件 建国初期，多由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残余纠合而成。在美
国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组织“地下党”、“地下军”，妄图东山再起。60
年代初期，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乘国民经济发生困难、台湾当局
叫嚣反攻大陆之际，组织反革命集团。这两个时期审理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占1951～
1984年同类案件总和的80％。
反革命挂勾案件 自1962年开始审理与敌特写信挂勾案件。1966～1975年审理
21件，1976～1984年审理1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