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管理实行中央集权制，有关赋税的收支、上解、留用等事项均由中
央决定。
民国时期，田赋沿用清制，并对工商业户开征营业税、统税、货物税、印花税
等。1919年划分中央、省、县3级财政收支范围，将税收分为国税、省税、地方税，
实行分级管理自行平衡。
日伪时期，日伪统治区沿用民国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
抗日战争初期，根据地实行分散的财政管理体制。地区、县、区各级政府自筹
自给，保障抗日物资供应和军、政人员最低生活需要。1943年以后，随着抗日民主
政权的完善和巩固，财政体制改为统收统支的供给体制，收入全部上交，支出据实
报销，军政人员按行署规定的统一标准发给生活物品。
建国后，为医治战争创伤，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平衡财政，实行中央统
一集中、统收统支的供给制财政。一切收支项目、办法、范围、标准均按中央统一
规定执行；一切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地区、县的收入交省，支出由省财政
拨款，年终结余上交省财政。国家财权集中在中央和大区。县以下单位举办文化、
教育事业和优抚、乡镇行政经费等，不列入国家财政开支，由县地方附加统支，自
求平衡。1953年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中央、省、县3级预算管理
体制。地、县属企业收入、地方税收全部留归地方，农业税75％交省财政，25％地
区留用。支出包干，多收多支，少收少支，年终结余全部留地区使用。地、县级经
常性支出，列入地区年度预算，在地方收入中解决。基本建设、重大灾害救济、移
民垦荒等费用由省财政专项拨款。
1958年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对地区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管理办法，
扩大了地区和县级的财权，将财权逐级下放到人民公社和工矿企业，对企业实行利
润留成和流动资金有偿占用制。这一财政体制，将国家财政同公社财务混为一体，
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公社经营管理的“大锅饭”，分散了国家的财
力，有碍国民经济的发展。1959年国家收回下放的财权，各县清理同人民公社混淆
的财务，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结余上交”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对1958年
平调的财务进行了退赔、补偿。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的精神，实行
集中统一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各级政府坚持“全国一盘棋”和“收支平衡、略有
结余”的原则，不打赤字预算。将财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大区、省(市)3级，缩小
专区、县、公社的财权。地方实行“收支下放、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的管理办法。1962年4月，根据《严格控制财政收支》的规定，调整财政管理范围，
收回下放过多的财权。1964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
的财政体制，扩大地、县级财政预算的调剂权，将城镇房地产税、地方商业收入和
其他零星收入作为地区固定收入，全部归地、县管理使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财政体制变动频繁。1968年改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
1971年实行“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分成、结余留用”的财政体制。1974年始
按固定比例分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由省分配预算指标，包干使用，留成比
例一年一定，俗称“旱涝保收”。这对保证地、县正常财政支出，稳定机动财力起
了较好的作用。但因收支脱钩，不利于调动增收节支、平衡财政预算的积极性。
1976年恢复“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管理体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财政管
理体制进行了系列改革。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按企
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范围，除工商税收解省外，
其他收入全归地区留用。区内因支出大于收入，其差额部分由省财政给予定额补助，
每年递增5％。1981年缩小地区的包干范围，取消定额补助每年递增5％的规定。
1982年改为“总额分成、分级包干、分灶吃饭、自求平衡”的财政管理体制，即按
全区财政收入总额，上交省财政50％，地区留用10％，县分成40％，不足部分由省
财政予以定额补助，扩大了地、县级的财政自主权，使财权与事权、权利与责任统
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