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与韩国
周 郢
“扁舟航海兮，观光之美”；“留传万古兮，灯灯相续”（泰山普照寺《重开山记》碑语）。泰山与隔海相望的箕子之国，自古在文化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东岳苍茫云山间，也屡屡留下三韩士人的遗踪芳躅。这些名山轶事，堪称是中韩友谊的历史佳话。
纪元前后，朝鲜半岛上新罗（韩国庆州）、百济（韩国扶余）、高句丽（朝鲜平壤）三国并起，同中国的交往也日趋增多。新罗慈悲王（458～478）时代，东里大儒百节先生尝以泰山隐士荣启期自况，而吟“死生有命”之辞（《三国史记》卷四十八），便是韩国历史上的有名故实。
中国唐朝与海东三国关系尤为密切，和战相继，唐初征高句丽之役，在泰山刻石中便有反映。肥城幽栖寺之唐《赵怀相造像记》碑中记赵怀相之父赵毛事迹，有“唐授骑都尉，少怀武略，囗擅干戈，横行静海水之戎，直踢扫辽城之之薛。以兹命赏，克著畴庸。”据铭文中出现之“海水”、“辽城”字样，其事当指贞观东征高句丽之役（时称高句丽据有辽东，故此役习称为“征辽”）。史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发水陆兵力十万，亲征高句丽，先后拔盖牟、辽东、白岩等城，延至九月，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班师。碑记赵毛勋迹有“横行静海水之戎”语，似是赵毛以水军从征，并累有战功，受到唐廷赉赏。《赵怀相造像记》所记，不仅新增了一方关涉“征辽”的造像实物，而对进一步追寻七世纪中叶唐丽关系，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东封泰山，海东三国都派遣使节出席这一旷世盛典。麟德二年（665）八月，唐将刘仁轨奉新罗、百济及耽罗（今韩国济州岛）等国使，“浮海西还”——由新罗江口渡黄海以达山东，“会祠泰山”（《通鉴》卷二Ｏ一）。高丽国王高藏，亦“遣其子入朝，陪位于太山之下”（《旧唐书·东夷传》）。三韩来岱使节，史书仅载明高句丽国使为太子福男（《通鉴》卷二Ｏ一）。今复据石刻考出一人，即百济国使为扶余隆。河南开封图书馆藏《扶余隆墓志》石刻载：扶余隆“寻奉明诏，修好新罗。俄沐鸿恩，陪觐东岳。勋庸累著，宠命日隆”（见罗振玉《邙洛四编》卷三）。扶余隆为百济王子，随父义慈降唐，历任熊津都督，封带方郡王，最后终老唐土，葬于洛阳。
新罗统一半岛后，与唐关系日渐紧张，但两国外交并未完全中断。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仍招新罗与会。新罗遣王子及使节赴岱，并出席了十一月壬辰泰山朝觐之典（《旧唐书·礼仪志》）。参加赞礼的还有故高丽王子朝鲜郡王高宝元和故百济王子带方郡王扶余敬。这次泰山大典，为八年后唐与新罗重修旧好有所促进。元和十三年（818）唐廷进讨盘据东平的藩镇李师道，新罗还曾派遣大将金雄元率军三万助战，参加了这场“旌旗夜照泰山雪”的平叛战役。
由于深受唐文化的熏染，新罗王朝也效仿中国设立五岳四镇。新罗所立东岳为吐含山，属菁州（《三国史记》卷三二《祭祀志》）。同时还置有太山郡。名称规制全仿泰山。设立时间，据学者研究当在新罗统一半岛之后、景德王更易地名之前（参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第五章《中国传统地名学对邻国的影响》）。
继新罗而崛起的王氏高丽，亦与中国宋、元两朝交往频繁。在泰山以北的长青山石室前柱上，刻有宋廷出使高丽使节楷书题字五行，云：“左谏议大夫河南杨景康功，礼宾使太原王舜封长民，奉使高丽，恭谒祠下。元丰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李环、李之仪、王彦、潘利仁。”按元丰六年（1083）高丽国王王徽病逝，宋神宗遣大臣杨景略等略往祭。当时登州为中朝往来的主要口岸，当时两国使节由山东至汴京，多经由泰山以西。孝堂山之奉使高丽题名，正是这条宋丽友好之路的实物佐证。高丽肃宗元年（1095），下诏授国内名山大川以德号。这显然是受唐宋加授泰山神封号的影响。高丽太祖朝时还制定了祭祀泰山等名山大川的“八关会”，于每年的阴历十一月十四、十五日举行，后世沿袭不改，成为朝鲜的传统节日。特别是这一时期，有许多泰山学者的著述流入海东，价重鸡林。如晋代泰山羊祜之《老子传》，因五季板荡，在中国已不可复得，高丽宣宗七年（1090）七月，宋哲宗在接见高丽国来使时，曾向其邦索求此书（《高丽史·宣宗世家》所收宋廷《求书目录》，内有：“羊祜《老子》三卷”）。又元泰安王祯所著《农书》，亦曾传诸韩土，后来李朝中宗称赞此书“农桑灌溉之事备在其中”，乃下政院，命“开刊广布”，以传其编（见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十，嘉靖二十二年下）。
李氏朝鲜时代，更有禅僧满空浮海来华、卓锡泰山的美谈。岱麓普照寺内的明代《重开山记》碑载：“永乐间，粤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钦奉圣旨，敕赐金 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宣德三年（1428），亦钦奉圣恩，着礼部各给度牒壹道，敕令天下参方礼祖。禅师因登泰山访古刹……。”
关于满空来明之经历，碑中只有“扁舟航海”数字，语焉不详。而在朝鲜《李朝实录》上，却有较详记录。《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载：永乐十九年（1421）五月“庚辰，囚僧尚强于义禁府。强堂弟僧适休与其徒信乃等九人，住平安道香山（引者注：即妙香山，在今朝鲜平安道宁边郡境），乘桴渡鸭绿江，逃入辽东。上书于都司，献舍利子三枚，都司送诣京师。其意欲诉本国不崇佛法，而依大明以兴其道也。”“戊子，通事林密回自京师，……言还至山海卫，逢本国僧信乃等九人，问其所之，一僧云‘向北京’，余皆不答。”六月“辛亥，以判承文院事曹崇德为奏闻使，请还逃僧。”“壬子，通事崔云回自京师，……启：‘到丰润县（引者注：今河北丰润），闻本国逃僧到县。’寻至递车所，八僧隐避，唯见一僧，问曰：‘汝乃我国僧耶？’答曰：‘然。’又问：‘何乡里人耶？’答曰：‘僧本游方，安有乡里。’辽东镇抚曰：‘上朝之人，不可共语。’臣等应之曰：‘四海一家，与本国僧语，何害！’”七月“壬戌，曹崇德赍请还逃僧奏本如京师。”“己亥，通事宣存义回自京师，言：‘本国逃僧洪惠等，钦奉圣旨，前往南京，住天界寺。’”十月“已酉，奏闻使曹崇德回自京师，启‘皇帝不允请还逃僧之奏’。”（《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页295～298）。
按《重开山记》所云满空“航海而来”当指此“逃僧”事件。依据是：一、碑载满空等数僧来华是在永乐间，而逃僧事发生在永乐十九年，其时间相合。二、碑称诸僧以“扁舟航海”而至，而实录记其乃“乘桴渡鸭绿江”（其路线似由妙香山沿清川江东下，经鸭绿江至中国辽东），其手段相合。三、碑谓满空来华后，明廷“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而实录亦载逃僧奉旨“前往南京，住天界寺”（按天界寺故址在南京中华门内，为当时外国僧人聚集之地），其结局相合。均可证两者实为一事，满空即是当年偷渡来华的九僧之一。
参绎《实录》所载逃僧“深诉本国不崇佛法，而依大明以兴其道”诸语，知满空等投明有着较为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尤与李朝之抑佛政策切切相关。韩之佛教在新罗、高丽朝曾盛极一时，但随着后来儒佛矛盾的加剧，排佛思想渐占上风。继起的李朝，以儒为国教，太祖李成桂放逐禁中僧侣，世宗李 更收捕衲子，都使佛教大受打击（参见日本·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第四编）。以致僧人奔明事件屡有发生。李世宗曾对臣下称：“今者（明）皇帝深信浮屠，……我国则前既革去寺社田民，仅存十一，今又尽去寺社奴婢，虽其自取，岂无怨咨乎？此辈既已缺望，又闻皇帝崇佛，必有逃入上国饰辞谗诉之人”（《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可窥当时事态。满空等人因感在本国弘扬佛法已断乎无望，乃不顾朝廷阻挠，舍命广海，一苇西来。《重开山记》称之为“观光之美”，实为隐讳之词，未得其实。
满空禅师至泰山后，先重建竹林寺，后又复兴普照禅刹，在此驻锡禁足二十余载，名公巨卿待以师礼，最后于天顺七年（1463）闰七月初二日圆寂于寺。临卒留偈曰：“吾年七十五，万物都归土；光明照十方，无今亦无古。”正德十六年（1521），其法嗣为禅师竖塔镌碑，以纪其功，是为普照寺之《重开山记》碑。满空不屈不挠寻求真鉴的精神，受到人们世代敬仰。
入清之后，中韩两国更交聘不绝。岱庙今存温凉玉圭，据云即是由朝鲜所进玉石制成。据清人张祥河《偶忆编》称：“谒岱庙，道人出观温凉玉，色青，形如圭，约长五尺许，上温而下凉。相传高庙（乾隆）东巡，高丽进此玉，上赏留镇庙中。”（按《泰山志》“御赐金宝器”篇：高宗太后赐玉圭于岱庙，事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张祥河系嘉庆进士，历官陕西巡抚，熟稔朝廷掌故，所记必有来历。如其说可信，则温凉玉实可视为一件凝汇中韩友谊的纪念品。
历史上韩国之诗人词客亦多有登泰山者，高丽诗人李齐贤、李朝诗人金尚宪、洪良品等都曾留下吟咏泰山或封禅的诗文名篇。朝鲜中宗朝状元朴祥（1474～1530）撰有《登泰山小天下赋》，大气磅礴，被当时推为名作。肃宗朝曲家金裕器所作《海东歌谣》中，收有一首吟赞泰山之作：
泰山顶上俯四海，
大地苍茫天门开。
心胸浩然，
方知丈夫气概。
意象阔大，浩然之气溢于笔端，金天泽誉之为“说尽情境”（据韩国赵润济《韩国文学史》第九章）。
中宗至宣祖朝的哲学大家退溪李 ，也曾留下歌咏泰山的诗篇，所作《郡斋有怀小白之游追次景游用昌黎衡岳诗韵》中云：
恭闻泰山天下大，亦有南岳将无同。
圣登贤游象道巍，名与天地相为终。
斯人斯世我若及，何用远慕飞 功。
正祖朝著名“实学派”学者柳得恭，于正祖十四年（1790）及纯祖元年（1801）两度随同朝鲜使团访问中国，同纪昀、李鼎元等燕京学人缔交，并因鼎元得观著名画家黄易所绘《登岱图》。柳氏叹赏之馀，挥毫为此图留题了一首七绝：
罗江诗话姓名留，西笑如今又儿秋。
燕邸青灯登岱帖，梦中人作画中游。
诗中征用《新论》“西笑长安”之典，表达了其仰慕中华文化之情；而“梦中人作画中游”之语，更抒发了诗人对东岱风光的无尽向往。
与泰山关系最深者，当推近代名儒李炳宪。李炳宪（1870～1940），字子明，号真庵，庆尚道咸阳郡人。其一生致力于追寻孔佛真谛，倡导儒教改革与孔子教运动，所著《儒学复原论》及所创建的培山书堂，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被日本吞并后，炳宪数度渡海来华，吊古于邹鲁之区，并同康有为等人会晤论道，以求经世之学。其车辕载驰中，曾两至泰山，踯躅日观，“以俯渤海”（金泽荣语），并在其《中华游记》中留下了洋洋二千余言的登岱记文。
故韩隆熙纪元后八年（1914）三月，李炳宪自北京往曲阜途中，尝经泰山下，然因行色匆匆，未获一登，为之怅然不已。因赋诗志感：“鲁叟何年陟彼山，岩岩千世更谁攀。当年天下犹全省，一望还如指掌间。”二年之后，李氏再次来华，终于实现了其登岱的宿愿。是年（1916）七月，李炳宪由曲阜至泰安，在泰之四天中，其先后拜谒了东岳庙，并由中路登山，达于岱顶。泰山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壮丽景色，使这位海东游子激动不已。在东岳庙，李炳宪久久徘徊于穹碑阿阁之间，感叹“自汉以来中国祀典之盛，未有如此庙之极者”。行十八盘中，风掀云涌，“如佛之岩，如盖之松，乍隐乍现，或远或近”之景色，更使其叹为巨观。在日观峰上，“东望渤海，与天微茫”，南望吴楚，俯瞰汶 ，故国之思与怀古之情，皆溢心头，不禁振衣啸吟，情驰于山。李氏在游记中，还对泰山宗教、民俗等内容多予留意，如所记岱麓三皇庙两庑所祀先医名氏，为研究泰山神 之重要资料。
李炳宪泰山之行中，还曾同泰安学者葛延瑛会晤。李记云：“入（岱庙）图书馆，乍阅览，后晤馆长葛云庵，话半晌。”葛延瑛（1857～1928），号云庵，泰安东江庄（今属肥城）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民国时曾任山东参议员、泰安县财政处长等职，多知岱故，《重修泰安县志》即其主修。惟葛氏尝与韩国学者论学事，未见史料叙及，今依李氏记文，可补延瑛交游之缺。
李炳宪虽然仅是东岳的一位匆匆过客，但他的登岱长文，却为当时韩国读者了解泰山文化提供了一份详尽文献，其人其书，均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留下重要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