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孟子曾推崇过四大圣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柳下惠“和圣”之称由此而来。
和圣柳下惠，生于公元前720年12月18日[1]，卒于公元前620年元月1日[2]。
柳下惠，生前并无此名。其父无骇，字展，鲁国公族大夫，曾任司空。公元前715年，无骇卒，鲁隐公“命以字为展氏”（《左传·隐公八年》）。其子展获，字禽，一字季。展禽寿终正寝，其妻姜氏与门人商定，以“惠”为谥号。因他居邑在柳下（即今新泰夏家隅村，原名柳里；一说在今曲阜柳庄或今河南濮阳柳屯，均无实据），故后人尊称其号为“柳下惠”。在古籍中，柳下惠尚有其他名号十多个，但不常用。
柳下惠所处的春秋早期，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已遭诸侯挑战，礼崩乐坏局面开始出现。在长达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坚持“和而不同”[3]，做出了许多常人不想做或做不到的惊世骇俗之举，表现出无私无邪的磊落胸怀和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自持能力。他的行为和思想为后来孔孟儒家学派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有“后周公、先孔孟”[4]之美誉。
突破世俗 体暖寒女
一提起柳下惠，人们会马上联想到“坐怀不乱”的典故。其实，“坐怀不乱”乃后世小说家言，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一致。
最早记载近似“坐怀不乱”故事的是《吕氏春秋》，在宋《孔子集语·颜叔子》中曾引述过。大意是，鲁国一男子独处一室，邻居一寡妇也独处一室。一天夜里，狂风暴雨毁坏房屋。妇人前来找男子避雨。男子闭门不接纳。妇人隔窗问男子，为何不接纳。男子答，我听人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现在你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可接纳你。这时妇人搬出一个榜样说，“子[5]何不若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说：“柳下惠则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后孔子针对此事，大赞鲁男子：“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是也。”
《孔子家语·好生》、《诗经·小雅·巷伯》毛传孔疏等古籍，都载有这个故事，看来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何谓“妪不逮门之女”？妪，以体使温暖。不逮门，未来得及进门。门，后多释为城郭之门。全句意思是，用自己的体温暖和来不及进城门避寒的女子。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上柳下惠覆寒女作妪伏状，最近原义本相。
鲁国是最崇尚礼制的国家，主张男女有别。柳下惠作为公族成员，竟然去“妪不逮门之女”，为什么“国人不称其乱”呢？在儒家看来，“爱人”是“仁”的核心。《论语·雍也》云，若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超越“仁”，达到更高“圣”的境界，连尧、舜都不易做到。而柳下惠做到了，故孔子由衷地赞美他以及善学他精神的人。
条分缕析 公正断案
柳下惠任鲁国士师，主管刑罚。1984年，在湖北荆州出土的汉代竹简《奏谳书》，记载了柳下季（柳下惠）为鲁君治狱的一个典型案例，填补了古籍只记其职、不见其事的空白。
这是一件偷盗案。有个名叫佐丁的人，盗粟一斗，价值三钱。按鲁国以往“盗一钱到廿钱，罚金一两”的法律规定，佐丁最重被判罚一两钱币。柳下季为鲁君断这个案，“论完丁为倡”，就是建议鲁君对佐丁施以双重刑罚，先“完”后“为倡”。“完”，就是剃光头。古人蓄发爱发。剃光头在当时是一种损伤尊严但不伤及身体的较轻处罚。而“倡”是一种比低贱的“隶臣妾”还要低贱的下人。“为倡”就是要去当（一段时间）这样的人。若判“完为倡”，偷盗额当“过二百到千（钱）”，但佐丁案值不过三钱而已。所以鲁君接到柳下季所报奏折后便问他：“不已（亦）重乎？”
柳下季如此重判自有他的法律依据。他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当初佐丁戴着鉥冠[6]，穿着儒服[7]，案上陈放公（功）牒，负责礼制管理，他竟干出偷盗勾当。这是“以小人之心，盗君子之节，又盗君子之学（“礼”）；并以他那些所谓“功德”去欺骗上司。这就相当于犯了双重“白徒罪”。本来，偷盗额“过百到二百（钱）”者，才判为“白徒罪”。佐丁偷盗额虽少，但他是个知书懂礼的文人、官吏，影响极坏，故可从重判处“白徒罪”；再就是他欺骗上司，又当以“白徒罪论之”。这样他就犯了双重“白徒罪”。“白徒罪”是“异时鲁法”的一个老罪名，相当于当今（指柳下季判案时）判为“隶臣妾”。按老法量刑，双重“白徒罪”还要“加其罪一等”，比照过来，如今自然要判他“完为倡”双重刑罚了。
鲁君听后，称赞柳下季量刑得当。
这个案例，充分表现出柳下惠在士师这个岗位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精通律法、严明断案的业务能力。他是我国古代优秀法官的杰出代表。
直道事人 三黜不去
就柳下惠的事迹来说，最受人推崇的在民间是“坐怀不乱”，而在儒家圣贤那里则是“三黜不去”。
最早记载柳下惠“三黜不去”的是《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黜”的根本原因是“直道而事人”，也就是以正直之道事奉他人，实际是指坚持原则，维护正义，秉公办案，不循私情，尽心尽力地为上司办事、为国效力。但是，在当时“群邪丑直”[8]的社会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怎能保证他的做法不会得罪权贵甚至国君呢？多次罢官，在所难免。如果走“枉道”即歪门邪道，苦心钻营，自然会官运亨通，那么，又何必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呢？据谱牒记载，柳下惠在士师位上累计时间并不长，证明他一生未走过可以邀宠的“枉道”，而走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直道”。
“群邪丑直”，你个人如何能“直”？柳下惠采取的处世哲学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你是你，我是我，纵然赤身裸体站在我身边，又怎么能玷污我的人格？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他就能上下进退，应对自如。“柳下惠不羞污君[9]，不辞小官[10]。进不隐贤,必以其道[11]。遗佚而不怨[12]，阨穷而不悯[13]。与乡人处，由由然[14]不忍去也。”（《孟子·万章下》）正是因为如此，孟子才送给他一顶“圣之和者”的桂冠。
据理宣扬 以民为本
《国语·鲁语上》记载了鲁国重臣臧文仲“使国人祭海鸟爰居”的一场闹剧，展禽（柳下惠）力辨其非。
臧文仲（？~前617），历仕于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世，是一位有阅历、有学识、有威望的执政高官。讲一般道理是难以说服他收回成命的。不过，展禽自有其高明之处。他高屋建瓴，提出一个与祭祀有关的重大命题：“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意思是说，祭祀，体现的是国家的法度；而法度，是执政成功的关键。既然如此，“故慎制祀以为国典”。然后，他援引历代圣王制定祀典所遵循的五条原则：“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15]大患则祀之”。他将这五条原则归结为一点，即所有被祭祀的人“皆有功烈[16]于民者也”。接着，他又以历代十四个实例进一步加以证明，例如，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水土”，黄帝能“明民共财”，舜“勤民事而野死[17]”，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正因为这些古代圣王“有功烈于民”，所以分别享受到其后代禘、祖、郊、宗、报五种“国之典祀”。
展禽在援引五条原则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搬出一条历史上形成的戒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一个人虽是圣王，虽“有功烈于民”，但不是本族先人，也不能列入本族祀典。例如，周人与商人祭祀的祖先不同，就是明证。
至于历代之所以祭祀除“是族”之外的“山川之神”，在展禽看来，那是因为“天之三辰[18]，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也都是“有功烈于民”的。
因此，列入祀典的仅是“有功烈于民”的两种对象：一是同族圣王，二是“山川之神”。“非是不在祀典”。
对照这“两种对象”，海鸟“爰居”，既非人之同类，又非“山川之神”，更无“功烈于民”，鲁国有什么理由祭祀它呢？臧文仲理屈词穷，只好认错。
透过这个完整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柳下惠的良苦用心，那就是告诫执政者应将“有功烈于民”放在行政首位。同时，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
心中有信 一言九鼎
《吕氏春秋·季秋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
文中最难解者是“臣亦有国”何义？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云：“言己有此信以为国也。”简言之，此“国”即“信”也。换句话说，此“国”所代指的正是扎根于柳下惠心灵深处的“诚信”。
柳下惠诚实正直、一言九鼎的为人，在当时社会上赢得崇高声誉。《荀子·大略篇》云：“柳下惠与后门者[19]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柳下惠“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是因为其“贞洁之名素已彰者”[20]。柳下惠用自己行动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其影响力还跨越了国界。当齐侯已认出鲁君所送之鼎实为赝品的时候，他并不强令退换，而是耍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手腕：让柳下惠鉴定一下，他要说这是真的我就收下。他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他相信柳下惠一贯的为人，绝不会说假话。不过，这一下却将柳下惠推到了两难境地；说是真鼎，可明明是假的；实话实说，鲁国就要失去岑鼎。是保住岑鼎而引来国难，还是交出岑鼎以免国难？柳下惠经过权衡，认为在当初鲁君已答应给齐岑鼎的情况下，只能兑现承诺。这样一来，展禽就将守护鲁君之国与保守心中之“国”统一起来了。汉刘向评论说：“柳下惠可谓守信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存鲁君之国也，信之于人重矣！犹舆之车儿 车兀 也[21]。孔子曰：‘大车无车儿，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谓也。”（《新序·节士》）
柳下惠对后世影响巨大。孔子曾“数称柳下惠”[22]，赞扬他“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23]，是一位“言中伦、行中虑”的高尚“逸民”[24]。孟子称柳下惠是可为“百世之师”的“圣人”：“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25]，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进一步给柳下惠定位为“圣之和者”。一个“和”字，集中概括了柳下惠一生的最大特点和亮点。就是这个“和”字，成了千百年来一个永恒的话题，一篇永远做不完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