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抗日武装起义蟠龙山鹁鸽崖革命遗址，位于岱岳区道朗镇拉马洼村。北纬36°9′8″，东经116°53′26″。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蟠龙山为泰山西部支脉，主峰海拔600米。主峰南是纵深约400米，东西长约500米，宽约200米，形似葫芦的深山大峡谷。葫芦峪的底部在西边，口部朝向东面，两侧峭壁陡峻，特别是北边山崖，尤如垂直墙壁一般。北侧从山腰往上是整个牙形峭壁大石崖，常有野鸽巢栖，故名鹁鸽崖。山顶石崖下面约10米处，探出一悬崖，东西长约30米，宽数米不等。悬崖上有清同治七年（1868）所建山神庙，奉祀山神及观音菩萨。古时建有庙宇房舍院落，现遗存南屋５间，西屋３间，已成断壁残垣。院内东北边悬崖下，即是鹁鸽崖洞。从山顶往下进不了山洞，从山洞往上也爬不到山顶。山洞为石灰岩自然形成，深约２米，宽约４米，外面石砌两面墙。洞内石壁刻有山神像，每年除当地群众几次节日拜山神外，很少有人到山洞来。从山下到山洞，只有一尺宽的石阶梯形路，高几十级，既陡且窄，蜿蜒而上，宛若泰山南天门前的十八盘。先盘旋上到鹁鸽崖洞外院墙之西，再通过一尺左右宽的进出口进院，然后才能到达山洞。
鹁鸽崖洞，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泰西抗日武装起义队伍的第一个宿营地。
1937年10月中旬，中共泰安临时县委篦子店会议后，远静沧、崔子明以夏张小学为基地，组成了40余人的游击队；王仲范、张魁三、张韶三在宋王庄一带组成了40余人的游击队；李鹤年、武冠英、李正华、张杰、苏学戴等在肥城县的东向村，许梅村、安靖川等在孙伯、栾任、张侯村一带组成了30多人的游击队，为泰西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派张北华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远静沧及程重远、崔子明、夏振秋、夏天任、曹龙骧、叶子真、叶明伦、刘西岐共10人在夏张宣布起义。当日，队伍拉到蟠龙山鹁鸽崖洞中宿营。数日后转至响水寺，继又转移到空杏寺。王仲范、张魁三率40余人，葛阳斋、陈惠民、乔绶卿、李文甫、徐麟村等率60余人，先后赶来会合，随即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为主席，葛阳斋为副主席，远静沧为政治部主任。泰安起义队伍编为第一大队，肥城起义队伍编为第二大队。该团袭击肥城和界首的日伪军后，震动了泰西地区，各地游击队不断赶来会合，至4月份，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17个大队、2000余人，1000多支枪。1938年底，以泰西自卫团为主，会合其他几支兄弟部队，在长清县大峰山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成为迂回作战于鲁西地区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泰西抗日武装起义蟠龙山鹁鸽崖遗址，1979年12月，泰安县革命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6月，泰安市郊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泰西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两处：一是肥城市委于1992年1月11日在肥城市文化路东段路南，正对龙山公园南门动工修建的“泰西武装起义纪念碑”。同年9月初竣工，纪念碑与龙山塔隔路相望。纪念碑广场占地6480平方米。纪念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白色花岗岩剁斧石基座，上刻浮雕，再现泰西人民的抗日风貌。浮雕之上是纪念碑主体，碑高共28米，碑身用花岗岩镶贴，碑名由原泰西特委书记段君毅题写。碑身之上是步枪与旗帜组成高5米的雕塑碑首。二是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批准，在岱岳区夏张镇镇政府机关驻地以北建立的“夏张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1998年底竣工。碑高30米，碑形设计以1938年1月1日泰西抗日武装起义10人携11支枪为寓义造型。既像阿拉伯数字“11”，又像是一杆步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代总参谋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成武题写碑名。碑身刻大型浮雕，展现当年武装起义过程。纪念碑附近还建有纪念馆等设施，1999年1月建成开放。
【附录】
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
崔子明
1937年10月，我在泰安城找到了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就像迷路多时的孩子忽然找到母亲，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听了省委领导同志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指示，我心里更亮堂了。不久，我参加了在篦子店召开的“泰安县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会上大家推选我为供给部副部长。方向明确，干劲更大了，又有了“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我回到夏张后便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酝酿组织抗日游击队。我的共产党员的“红帽子”在夏张是人人皆知的，那些上层人物和士绅对我的活动总是心存疑虑，枪支也大多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了争取他们抗日，起码争取他们不破坏我们的行动，我特别注意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敌人的飞机经常轰炸津浦铁路沿线，大批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带来了亡国丧家的痛苦和耻辱；不断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抢掠民财，骚扰百姓，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逼迫下，上层人物和乡绅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应急措施，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是有爱国心的。这样，我宣传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主张渐渐得到他们的赞同，我又争取了曲阜二师毕业、对共产党的主张有所了解、倾向抗日的镇长马世进，并请他担任队长。很快，以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报名参加的有六七十人，马世进还把镇公所的几支枪拿出来，交给游击队使用。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培养骨干，我在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了曹龙骧、叶子真等人入党。
不久，省委先后派远静沧、夏振秋、张北华、程重远等同志来到夏张，加强了对泰西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我与夏张小学和酒店进行交涉，动员他们捐款。当时夏张小学有一部分土地，每年租给别人耕种，收一些“学田租”。校长对我们拉抗日队伍很支持，拿出一部队“学田租”给我们用。1937年底，形势更加紧张，日本侵略军已逼近济南，敌机不断来轰炸，韩复榘的军队更是成群结伙溃败下来。北华、静沧同志和我商量，决定立即动员上层人物和乡绅，把更多的枪拿出来给游击队使用。12月31日，日军占领泰城的消息传来，北华同志怕遭敌人突然袭击，决定当晚把队伍拉出去。由于时间仓促，只拉出来10个人，有11条枪。1938年1月1日凌晨，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踏上了抗日征途。
队伍拉出来到哪儿去呢？大家一时忘记考虑这件事了。我忽然想起，在夏张西北边的山区馍馍山有我串联的抗日积极分子王靖夫，便提议去找他，得到北华同志的赞同。我们连夜赶往馍馍山，天亮时找到王靖夫同志，他把我们安置到小学里。不料村长出来干涉，不让我们住在学校里，我们只好离开。寒冬腊月，到哪儿安身呢？王靖夫同志想了一会儿说：“鹁鸽崖有个山洞，可以先住一下。”有个山洞住也比露天强，我们便跟着王靖夫同志走了。翻过一道山梁，来到蟠龙山鹁鸽崖下的山洞。这是个天然山洞，很小，深不过一两米，宽不过三四米，外面用石头垒了两面墙。山洞虽然不大，我们10个人还能挤下。谁能想到我们拉起抗日游击队的第一个晚上，是睡在这样一个山洞里呢？
没想到住山洞还惹出了麻烦。原来，鹁鸽崖一带的山洞里曾经住过土匪，我们这几个来路不明的背枪人引起了当地群众和红枪会的怀疑，不久传来了红枪会要来“围剿”我们的消息，形势一时紧张起来。远静沧、夏天任、夏振秋、曹龙骧同志立即分头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泰安县二区区长薛家俊、当地红枪会头子陈学增以及群众做宣传，揭穿了谣言，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流血冲突。通过这件事，我们深深体会到，无论搞什么活动，万万不能脱离群众。离开了群众的支持，真是寸步难行。打那以后，我们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在拉马洼，在响水寺，我们都多方面联系群众，广泛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一方面争取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方面扩大了队伍。徂徕寺河泰安县委遗址马世进、叶子真等同志，当地关系多，人缘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自卫团成立后，群众对我们是不是真打日军还有疑虑，有些上层人士更是讥讽嘲笑：“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不敢打日军，小小的游击队能打了日军？”就连我们队伍中个别人也怀疑自己的力量。事情很明显，游击队要生存下去，只有坚决地战斗，否则就要垮台。北华、静沧同志很坚决：“我们拉起队伍来就是要打日军的！”大多数同志也坚决拥护。于是我们这支刚刚成立的游击队便勇敢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夜袭肥城，消灭了汉奸维持会，继而摸界首刀劈日军头。张北华同志身先士卒，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1月28日，我们带着夜摸界首缴获的战利品回到夏张小学，当晚举行了庆功会，大家喜气洋洋，举杯祝贺胜利。为了表示抗战的决心，我们把杀日军的刀拿来，每人舔了一下刀上留下的敌人血迹，叫作“饮血解恨”吧！我们还把缴来的战利品放在学校里供群众参观。事实最有说服力，自卫团杀日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泰西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顿时高涨起来，各方面、各阶层人士纷纷投奔自卫团，自卫团得到迅速发展。
注：崔子明（1903—1986），泰安县夏张（今岱岳区夏张镇）人，中共早期党员，泰西抗日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