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肥城自古就有“君子之邑”之誉称，这与肥城的圣人文化密不可分。历代圣贤达人、仁人志士尽显君子风范，道德圣光。笔者阅读了《左传》《论语》《史记》《重修泰安县志》等方志、史书关于左丘明、范蠡、孙膑等圣人的记载，更加领略了他们的风范和贡献。肥城的圣人文化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集团重要成员在肥城的巨大影响。其圣人风范，虽穿越了春秋战国的历史时空，但至今仍有教育和启迪意义。
“史圣”左丘明的君子之风
左丘明（约前540～前452），姓丘名明，是春秋时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儒学奠基人之一。在曲阜档案馆存的《左传精舍志》中记载：“先贤左子墓在肥城西南五十里正觉寺之西，墓右都君庄系左子故里”。左丘明是春秋时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石横镇衡鱼村）人。约公元前452年，左丘明因病逝世。根据其生前嘱托，安葬于所植银杏树“一箭之地”的都君庄。
左丘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祖、父的熏陶教诲，品德高尚，胸怀坦荡，深得鲁侯器重。左丘明在鲁国任职期间，鲁侯为拟任孔子为司徒之职向他征求意见，他以鲁国利益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正气直言，进行了极力推荐。左丘明与孔子共同乘坐车辆赴周朝国都观阅周史。《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书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由于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在他脑海里掌握了大量列国史料，为他创修史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孔子逝世后，左丘明为使孔子所著《春秋》流传后世，又不致其诸多弟子各按其意以致歪曲孔子本意，遂作传以释经。历尽艰辛，编著了历史上著名的《春秋左氏传》，亦称《左传》《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传》。《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书，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我国历史经典之一。开启中国史学之先河。
左丘明还根据史料，口述子孙，汇集成卷，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别史——《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在编纂过程中，他不幸患眼疾而失明，但他坚忍不拔、矢志不渝，在其子孙和学生帮助下，在其晚年，终于使《国语》问世，与《左传》珠联璧合，成为中华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瑰宝，至今仍放射着灿烂绚丽的智慧之光，其史学影响深远，为我国史学作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左丘明被后代史家尊称为“史家鼻祖”、“史圣”。
左丘明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精神，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君子美德。左丘明在其著作中将秉持不媚权贵、实事求是的精神确立为记史的原则，形成了中国史界记载史事不隐恶、不溢美、不分贵贱、一视同仁的优良传统。他对别国的史事如实记录，作为鲁国人，对鲁国君臣的功过是非、悖逆行为也是毫不留情，绝不护短，如实记述，表现出中国古代史官的刚正不阿，即使作出牺牲也要捍卫国史的求真精神，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高尚的道德情操。由于左丘明在任时，尽职尽责，且性情厚重，言语耿直，德才兼备，为时人崇拜，使他博得了广泛称赞和“君子”的美誉。孔子则尊奉丘明为君子，尊称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以左丘明为楷模。他在《论语·公冶长》中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诚实耿直、品行端庄，值得信赖。明清肥城县志载肥城有过化庙、晒书城，为孔子过肥圣迹。孔子过肥，曾发感慨之词，多书尽载，在乐正子春告弟子语中传世，语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焉。”（见元侍读学士李谦为肥城文庙撰《肇见庙学记》）意思是说，肥邑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孔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汉司马迁《史记》称“鲁君子左丘明”。
左丘明的品行和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左丘明逝世后不久，人们即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汉初，肥城置县伊始，即在县城兴建了“左传精舍”，并立重修碑以志。《汉书·古今人表》将左丘明列入上中仁人，唐太宗李世民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诏》，封左丘明为“经师”，从祀文庙。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追封左丘明为“暇丘伯”，授其四十七代孙丘芳衣巾，以主祀事。翌年，平阴县令王讽重修“左传精舍”并立碑详述追封之事。1111年（宋政和元年），宋徽宗赵佶封左丘明为“中都伯”。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名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1371年（明洪武四年），肥城知县丘明后裔丘思齐重修“左传精舍”。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朱厚璁追封左丘明为“先儒”，敕建墓门坊。并亲书“先儒之墓”。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明毅宗朱由检敕封左丘明为“先贤”。肥城知县王惟精与左丘明第六十四代孙丘云特辑订《左传精舍志》邱”。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清礼部重新确认丘明之嫡孙为世袭奉祀生，并赐祭田18亩。
名人为一地之光，这位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其故里、食邑、墓葬地在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百万桃乡人民感到荣幸，引以自豪。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君子之风，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事业，2000年9月2日至4日,肥城举办了全国首届左丘明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等院校的于希贤、安作璋等近40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海内外丘氏宗亲代表进行了学术交流。会议一致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认定,左丘明的墓地与故里均在今肥城石横镇衡鱼村,左丘明是现在丘（邱）氏的祖先。建起的左丘明文化旅游区分布在肥城市石横镇的东衡鱼、前衡鱼、后衡鱼三个自然村，新泰临公路中段以北，南高余、中高余以东，特钢路以西，其主要景点包括左丘明墓、左丘明手植银杏树，舜井唐槐、丘氏故宅、丘明湖湿地公园等。左丘明文化纪念馆内有大量珍贵文物，对研究左丘明史学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参观纪念馆者、瞻拜陵园者络绎不绝。
左丘明其秉笔直书，表现出的秉正、求真的精神，在中国史学届率先树起了一座标志性丰碑，得到世人的尊敬和敬仰，对今人亦有启迪借鉴意义。
“商圣”范蠡的诚信好德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西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说“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卧薪尝胆“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帮助勾践灭吴兴越，被封为上将军。他遂浮湖至齐国，治产致数千万。齐王闻其贤，想以其为相。范蠡闻后，遂将财产散尽，隐居到山东省肥城陶山之阳，自号陶朱公。经商11年，又积资巨万。司马迁《史记》载：“范蠡浮海出齐……止于陶……”。清代著名学者唐仲冕所著《岱览》中亦记载“越后（蠡）扁舟至齐，止于陶，号陶朱公，即今肥城陶山也。旧有祠，创于秦，在公之旧居处，名陶公幽栖寺。”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舟车交通方便，当时，陶山处于齐、鲁、魏、赵等国的结合部，山前有约二、三十平方公里的湖面，船只通过连接的汶水、济水、东平湖等，直达中原各国。其经商的陶山之阳，当时店铺众多，买卖兴隆。范蠡还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带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很快使陶山前近百里的地域内，成了各国商人来往集聚的交易中心和百姓安居乐业的人人向往之地。范蠡卒后葬于肥城陶山西崦的山坡上。
范蠡经商，以诚信为本，讲究道德信义：“完物上种，质高货真”。他非常重视商品的质量，坚持“积著之理，务完物”的经营理念，即经营的商品要有上乘的质量，绝不能以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范蠡为以质取胜，选择进货渠道时，在确定了经营目标后，选择那些产品质量好的产地和生产者作为合作伙伴，以保证信用。范蠡的经营理念和经商实践反映了经营者应具备的商业道德和对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影响着全世界代代华商，对后世影响极大，对今人仍有教义。
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分与知友乡党”。范蠡一生“三聚三散”三次聚财，三次散尽，始终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经商之道，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诚信、勤劳和智慧。范蠡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尤其是其取利守义、“富好行其德”的可贵商德，穿越了春秋战国的历史时空，影响全国商界两千多年，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中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根据范蠡的经营之道，后人编辑了《陶朱公商训》《理财致富十二则》《理财致富十二戒》等经商名理，流传于世，在商界广泛传承，影响深远。
范蠡以自己不同阶段的多彩经历，谱写了光照千秋的道德智慧人生，被后人称颂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为弘扬民族文化，发掘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范蠡精神，1996年肥城市政协发起成立了肥城市范蠡研究会。肥城市建起了陶山商圣文化园，该园位于肥城市北部湖屯镇境内，是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分区，中华商祖范蠡曾在此隐居经商，是中国早期商业文化的发祥地。至今，陶山间保留着20多处有关范蠡西施的文物古迹。主要景点有范蠡墓、范蠡祠、幽栖寺、朝阳洞、竹林寺等。
近年来，肥城市成功引进了总投资50亿元的中华儒商文化园项目。自2008年始至今，肥城市每年都于清明节前后在墓前举行盛大祭拜仪式。国内外范蠡研究会著名专家、学者及知名客商前来祭拜，祭拜活动的举办，对进一步推进范蠡研究活动，扩大范蠡研究成果，弘扬商圣文化，服务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范蠡的经商思想和道德精神在世上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得以代代传承，世世因袭。范蠡的精神遗产是肥城人民受用无尽的智慧宝藏，是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于今天解决一些现实问题，而且对于社会未来的发展都会提供智力。
兵家“亚圣”孙膑的坚韧自强精神
孙膑，本名叫孙伯龄，世称兵家亚圣，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史记》载：“膑生于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以上所说阿为东阿、鄄为鄄城。山东省肥城市的孙伯，战国时期属齐国管辖,孙伯村位于孙伯镇中部。据该村《重修三世佛殿碑》（落款年号为绍兴（南宋）二十五年，贞元（金）三年）记载断，该村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孙伯村因孙膑而得名，孙膑本名叫孙伯龄，后演变为孙伯。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重修泰安县志》载：“相传七国时，袁达据此为寇，孙膑收服之，故‘孙白’或孙伯,盖因孙伯龄名也。”
《史记》载：“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已，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之齐。齐将田忌善客待之。”孙膑曾经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嫉恨孙膑，用刑挖去了他两足膝盖骨，但孙膑回到了齐国后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创造了田忌赛马，围魏救赵，以逸待劳，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减灶计，射杀庞涓，虏魏太子申等辉煌经典战例。孙膑以此名扬天下，所著的《孙膑兵法》亦流传于世。
《孙膑兵法》成就了孙膑军事理论家的地位，它与《孙子兵法》都在我国兵法史学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72年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使失传千年的《孙膑兵法》重现。《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斗经验，反映了孙膑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有一定的规律，要以“道”即战争的规律取胜；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突破前人速战速决的理论，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思想；适应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强调攻城；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
《史记·鲁仲连邹阳例传》记载“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孙膑收伏袁达就是这样一场防御战。山东省肥城市孙伯境内有蝎子城遗址，石碑记载：“蝎子城生蝎九结，与他地异，此城二虎把门，九蝎甩尾，易守难攻，孙膑久伐而不得，令山改名，原东虎山、西虎山改为东坞山、西坞山，直对蝎子城的山为鸡山，取鸡降蝎子之意。”战国时，袁达柳木兄弟二人揭竿而起，聚起几千兵马，专和官府做对，选定了蝎子城这块地方，安营扎寨，修筑城堡。
当时，此地属齐国管辖，齐威王闻讯又惊又怕，多次派兵去攻打，都因地势险要，打了败仗。齐王闻讯后大怒，接着传令派大将孙膑亲自挂帅出征。孙膑率领大军，来到城下，并没有忙着下令攻城，而是把兵马摆在孙伯村一带驻扎下来，还大练刀枪，养精蓄锐。而城内袁军因长期被困，粮草紧缺。等到了秋天，齐军大举攻城、一场恶战、城堡被破。曾活跃一时的袁达柳木造反被镇压下去。孙膑将袁达柳木收服为徒。
齐威王，为纪念孙膑的功绩，在齐军摆兵的地方，修了孙膑陵，建起孙膑庙。如今，蝎子城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经常有大量的古代兵器出土，近年来又在蝎子城出土青铜器、兵器。孙伯村村北有一大片古墓，群众叫它油篓坟，每个墓穴内部埋着十几具尸体，都是当时齐军战死的兵马。乾隆年间有一进士朱淄衣曾写《九山游记》详细记录孙膑在孙伯隐居之事，此书文革后遗失。
为发掘兵学文化，弘扬孙膑精神，肥城市孙伯镇开辟了云蒙山风景区。它位于孙伯镇东坞村，海拔340米，为兵圣孙膑智斗庞涓之处。景区内自然植被茂盛，珍稀树种达30余种，有千年青檀、血箭崖、奇石岭等自然景观12处；白衣大士殿、孙膑墓、古代军营等历史景观11处。2006年4月，云蒙山被认定为“国家AA级旅游景区”，6月份被认定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点”，9月份被泰安市旅游协会和中华泰山旅游网评为“泰山周边地区最具特色的植物王国”。2008年5月，成功举办了首届云蒙山生态文化旅游节。2012年4月26日,肥城市云蒙山第六届生态文化旅游节暨AAA级景区揭牌仪式在肥城市孙伯镇云蒙山景区隆重举行。同时历时10天的“云蒙风”摄影展、云蒙山书画笔会、故事班子大赛及祈福活动也拉开帷幕。来此领略兵家亚圣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被孙膑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并接受了人生的启迪。
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记载，县内共有牌楼、牌坊38座，均为旧时当政者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这些建筑物承载的文化内容不敢全部苟同，但它表明了肥城的圣人文化盛行不衰，绵绵不断。君子之风、圣人文化在肥城源远流长，代代相传，无论在泰山文化圈内，还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均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这些圣人们及其功绩彪炳史册，名垂千古，受到后人的推崇敬仰。他们是肥城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肥城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时至今日，儒家风范依然是肥城的主流文化形态，君子之风、圣人文化既是肥城的优良传统，又是肥城得天独厚的宝贵文化资源，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的发展极具软实力意义。
（作者单位：肥城市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