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泰山“封山”典礼
周郢
泰山不仅有历代帝王的“封禅大典”，清代还举过一种“封山大典”。今参证清代档案、史籍及诗文，拟对其制作一综考。
清朝入主中原后，迅速接纳了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康熙皇帝东巡泰山时，特意去叩拜了山顶碧霞祠，为碧霞祠题匾“坤元叶应”，开启了皇帝亲祭碧霞元君的先例。雍正为皇子时，曾随父登泰山，也写下了《碧霞祠题宝幡步虚词》，以“常将天福人间锡，奖孝褒忠佑万方”之句，称颂碧霞元君慈光长祐人间之功。乾隆帝比其祖、父，对碧霞元君的尊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十次东巡泰安，其中六次都登上泰山极顶，到碧霞祠拈香叩拜。在位期间，多次下诏颁金重修碧霞祠，并赐以碑刻、匾联，其中以“赞化东皇”的御匾，高度礼赞了碧霞元君的神恩。
乾隆皇帝还开创了一项重大典礼，即碧霞元君遣使致祭制度。遣使致祭泰山神与碧霞元君，本是故明礼制，但清代立国后，只延续山岳遣祭，《清朝通志》卷三七《礼略二·山川》：“岳镇海渎所在地方，有司岁以春秋仲月诹日致祭，祭东岳泰山于山东泰安州。”1而未及元君。乾隆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式确立了每年四月十八日遣使至泰山祭祀元君的礼仪制度（以下简称“四月遣祭”）。此事在《清高宗实录》中失载，但乾隆时人唐仲冕所著《岱览》中有明确载录。《岱览》卷九《分览一·岱顶中》载：
自乾隆二十四年以来，每遇四月十八日，遣内大臣赍香帛进谒以为常。御赐彝器炉鼎瓶琖，多晶玉金磁之宝。2
除此之外，还有多种清人记述堪作佐证。乾隆朝聂鈫《泰山道里记》载：“自乾隆二十四五年以来，每遇四月盛会之期，御赐彝器鼎、炉、缻、罇、琖，多磁晶金玉之属。”3嘉庆朝金棨《泰山志》卷三《盛典纪》载：“岁四月十八日，为碧霞元君诞辰，皇帝遣内侍御大臣一员进香。于十七日斋宿岱顶。十八日黎明，诣碧霞祠行礼。岁以为常。”4又咸丰朝福格《听雨丛谈》卷八“前代祭祀奢费”条载：“本朝……岳渎之祀，朝廷告功庆施，必照例举行。泰山则岁以四月十八日遣官致祭，甚至祈雨祷雪，亦极诚通昭事之敬。”5
虽然“四月遣祭”的原始诏旨尚未检获，但现存清宫档案却存有多件关涉此祭的上谕。据《乾隆朝上谕档》第914件云：“为理军机处为行知事，照得兵部尚书和硕额附福（隆安）奉旨前往泰山进香，定于本月十一日自京起程，合先行知照贵托，须至咨诸。右咨山东巡抚。（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月初五日。”6以上丛证，可证乾隆朝开始“四月遣祭”，确凿无疑。
嘉庆朝之前历次遣使见于史载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遣都统德保进香。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八年，遣御前侍卫都统德保进香。四十九年、五十年、五十一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四年，遣工部侍郎都统阿弥达进香。五十五年，遣廷臣某进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嘉庆元年（1796）、二年、三年，遣御前侍卫都统布延达进香。7
嘉庆帝亲政后，对“遣祭”制度进行改革。据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七载：“太山碧霞元君庙，旧时派御前侍卫，或乾清门侍卫前往进香，后颇有骚扰驿站者。嘉庆六年（1801）后，惟派内务府司员一人，赍香供至山东省城，交巡抚祇领。司员即日出城。四月十四日，或巡抚或司道一员，赍送太山。十六日到山，十八日行礼。”8
按这一祭礼改革，起因于御前侍卫明兴进香泰山讦奏山东巡抚蒋兆奎一案。嘉庆帝发觉由内廷官充任祭使颇存弊端，于是嘉庆七年（1802）三月乙未，谕军机大臣等：
向来泰山进香，于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内派出一人前往。朕思此项人员由内廷派出，或不免有骚扰驿站之事。此次著内务府仍照旧例拣派司官一员，将应用香供赍至山东省城，交与巡抚接领。于抚藩二人内酌量一人亲诣泰山，于四月十八日致祭。该司员交明香供后，即行回京，嗣后泰山进香，俱照此例办理9。
此项改革要点，是为了避免内廷官员骚扰地方，将原遣侍卫致祭，改由山东抚、藩官员代行，但祭祀之香供仍由内务府专员赍送，用以代表朝廷。道光时吴振棫《泰安道中见进香者口占三首》诗“箫鼓龙亭云五色，万人争看御香来”后注云：“京师笔帖式送香供至省，复檄委丞倅赍送上山。”10徐宗干《泰山杂记叠前韵》中《接香》云：“凤扆珠旙捲，龙亭綵幔开。和鸾千里马，天子进香来。”题下原注：“每岁四月，钦使颁香供至济南府，于十五日中丞委员恭赍到境，敬设仪仗綵亭，郊外跪接。”11光绪时姚鹏图《和胡廉访（景桂）祀岱原韵》：“礼器岁劳天子使。”原注：“岁以夏四月上旬遣内务府员一员赍藏香银尊。”12又民国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二《沿革及其职掌》称：“奏派司官一员每年赍送泰山香供，奏闻恭送泰山香供回京日期。”13充分说明这一祭祀仍属国家祭，而非地方祭。
“四月遣祭”自此之后，成为定制，即每年四月，由内务府派出司员，赍送香供至济南，交付山东省署。再由山东巡抚或布政使、按察使于十八日登岱诣碧霞祠，恭行祭祀。祀前或礼成之后，巡抚都要具折向朝廷奏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硃批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当时《申报》、《政治官报》等报刊上，都收有大量奏报致祭泰山的折片。现移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奏报各一，以见一斑。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山东巡抚钟祥奏：“为奉到钦颁香供，循且成案，谨委臬司致祭，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照每年四月十八日致祭泰山，历蒙颁赐香供，届期照例办理。本年香供，由内务府拣派员外郎囗呢杭河恭赍到东。臣现督同藩司刘斯嵋查解奏销等务，所有秋谳各案已经审录完毕。谨循历届成案，即委臬司程树采于四月十六日恭赍奉颁香供，前赴泰安，如期敬谨陈设，仰副圣主为民祈福之至意。”14
咸丰二年（1852）四月，山东巡抚刘源灏奏：“再臣于本月十六日，自省启程，恭赍钦颁香供，前赴泰安府致祭泰山。先经附片奏闻。十七日行抵泰安府，登山斋宿。十八日寅刻，敬陈御香，恪恭行礼。是日天气洁朗，万山开霁，仰见灵爽昭垂，弥深祇肃。囗以省西各属，未得普被雨泽，虔申默祷，以冀仰荷神庥。礼毕下山，于十九日旋省。一路察看二麦收获过半，大田亦均布种。询之农民，皆称夏至前后，得有渥泽，秋稼仍可普庆丰稔。所有臣回省日期，理合附片奏闻。谨奏。”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15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奏：“再四月十八日致祭泰山，历蒙钦颁香供，由巡抚两司内酌量一人前往。本年香供，业经内务府奏派员外郎文桂恭赍到东，臣届期前往泰安，斋祓登山，敬谨陈设致祭，以仰副圣主为民祈福之至意。（下述赴曲阜事）……伏乞圣鉴。”奉旨：“知道了，钦此。”16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山东巡抚福润奏：“再每年四月十八日致祭泰山，历蒙钦颁香供，由巡抚藩臬两司内酌量一人，前往致祭。本年香供，先经内务府奏派员外郎都庆赍送到东，奴才谨檄委布政使汤聘珍，于四月十五日恭赍香供，前往泰安，如期斋祓登山，敬谨陈设致祭，以仰副圣主为民祈福之至意。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硃批：“知道了。”17
宣统元年（1909）四月，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再案查每年四月十八日致祭泰山，历蒙钦颁香供，由巡抚藩臬两司内酌量一人往祭。本年香供，由内务府奏派郎中盛桂赍送到东，经臣谨委藩司朱其煊前往致祭，兹该司已于四月十五日恭赍香供，前往泰安，如期斋祓登山，敬谨陈设致祭毕，堪以仰副圣主为民祈福之至意。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元年五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18
“四月遣祭”除见于清代档案外，在泰山石刻上也留下众多致祭大吏的题名。计有光绪十八年（1892）按察使松林题记（对松山），光绪二十六年（1900）按察使胡景桂题记（对松山），光绪三十三年（1907）布政使吴廷斌题记（大观峰），光绪三十四年（1908）署布政使胡建枢题记（升仙坊及玉皇顶附近），宣统元年（1909）布政使朱其煊题记（升仙坊附近）。如胡景桂题记称：“山东按察使永年胡景桂，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月十八日奉命祀岱宗。先一日登顶治斋，赍香供者大挑知县姚鹏图、候补知县余嘉珍，泰安县知县西蜀毛澂陪祭。”19
从上面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嘉庆以后，“四月遣祭”的各项制度均已定型。不过到了清末，由于时局关系，具体仪程也曾出现一些变易。如特别加祭，除去四月十八日祭典，有时也因突发事件而对碧霞祠加祭。如光绪四年（1878）因“京师及河南、山西等省均已渥被甘霖”，故命山东巡抚“文格前诣泰山，敬谨拈香报谢”20。其时已在五月，故属一次特别加祭。又，致祭虽定制于四月十八日，但有时出于各种原因，或推迟数日举行。可举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致祭，比原订日期推迟五日21。另外，嘉庆帝上谕中最初确定的代祀官员为巡抚或布政使，后来又增加按察使。到了清末，由于时艰事繁，省府大员难以分身，偶有改由泰安知府代祀的事例。如咸丰三年（1853）委泰安知府福昌致祭，光绪二十二年（1896）委泰安府知府康敉致祭22。
这一祭祀最后废止于宣统三年（1911），这在史书上有明确记录。《宣统政纪》卷四八云：
（宣统三年正月丁巳）又谕：电寄□□□□（山东巡抚）孙宝琦电奏：泰山香会，拟请移期，所有封山典礼，届期再行举行等语。著照所请。23
孙宝琦电奏中的泰山“封山典礼”，当指“四月遣祭”一事。其奏请暂停致祭的直接动因，是鼠疫在山东暴发。因烟台疫情甚重，孙宝琦特奏调第五镇驻军布防要路，以禁阻登莱与内地之往来。据《宣统政纪》卷四八载：“（宣统三年正月己酉）又谕：山东时疫已有传染，所有折奏，著暂行停止，紧要事件，改为电奏。”24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在清末大变革的时代，新学兴起，民智开通，一系列国家祀典随着君权神授神话的破灭而失去其影响力，其最终废止已是旦夕之事。孙宝琦电奏中虽称“所有封山典礼，届期再举行”，但时不过数月，武昌变起，天下易帜，清室逊国。延续百馀年的“四月遣祭”也就大幕收场，自此绝迹于历史舞台。
清廷的“四月遣祭”与明代皇家祭祀有显著不同，其致祭活动不是即兴的、偶发的，而是例行的皇朝礼制。无论致祭时间、致祭物品、祭祀人员、祭祀地点、奏报文书，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随意变更。充分显示了国家祀典的色彩。祭仪系由皇帝亲自制定并实施，乾隆、嘉庆帝均曾为此颁布谕旨。其后祭祀已成常态，但仍需报请皇帝硃批确认。清末虽在祭祀程序上微有变化，但在代表帝廷这一点绝无改易。在祭使身份上，与明皇家祭多由太监、外戚担当不同，“四月遣祭”先后由兵部尚书、都统、御前侍卫及山东省府大吏充任，其身份均系国家行政官员。而致祭内容也非皇帝个人事务，而是声称“仰副圣主为民祈福之至意”，突显了其国家祭层面的意义。
“四月遣祭”在当时被视为国家大典，时人甚至将其比作前代之“封禅”。如清咸丰六年（1856）泰安知县张延龄《重修万仙楼碑记》中即云：“碧霞元君之庙……我朝东封之典尤隆，每孟夏有钦颁香供，由省派大员躬代往祭。”25又道光时傅桐《柬李四按察》，题下自注：“时之泰山登封。”诗中云：“岱顶诚应格，东陬渥沛霖（原注：四月十六日照大雨）。”26知所云“登封”，即四月十八日奉旨致祭也。
在有关“四月遣祭”的文书碑记中，多次出现“封山”一词。如光绪时陈锦《登岱记》：“去岁戊寅（1878），会观察豫公奉命致封山岁祭。”27红门宫北小碑林民国十年（1921）立《与人同善》碑载：“历代圣王，每逢四月十八日，命有司封山礼拜，斋明盛服以承祭祀。”何为“封山典礼”，长期不得其解，今于《养吉斋馀录》卷六中获得相关解释：“今泰山岳帝庙及碧霞元君庙香火极盛。正月初开山，进香者络绎至。距山数舍间，架席为屋，鳞次栉比，为香客食宿所。进香者各有献，如金、银、钱、帛，银男、银女之类，皆投殿中，祖置钱求福意。殿有栅，蔽以铁网。四月十三日封山，香会始罢。”28
原来，为保证“四月遣祭”礼仪顺利，清廷在四月十八日前后在泰山施行“封山”之令，严禁香客入山。其禁雷厉风行，导致香客禁足，游人断绝。在时人诗文中，对此有生动记录。嘉庆间韩次山《望岳》诗中咏云：“千里车徒集，三时老少狂。金钱闻委积，玉帛盛筐箱。岳会知县禁，祠官示曲防。不随金马节，难近碧鸡坊。”29道光时出任泰安知县的徐宗干，在其《泰山杂记叠前韵》中《封殿》中述云：“士女如云散，风雷扫殿来。”题下原注：“四月十八日随侍台司登顶行礼封山。”30又清末维新派官员陈虬光绪十六年（1890）所作《泰岱吟》之十五云：“碧霞祠内祀元君，帝女云云世所闻。四月封山香客少，残烟飞作岭头云。”31其情势从中可见一斑。而小说家解鉴著《益智录（烟雨楼续聊斋志异）》卷二《宋蕙娘》，更形象的记录了这一场景：“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某抚宪奉旨登岱祭碧霞元君，至泰安，择日致祭。县尹某立即出示，凡遐迩进香之人，不许是日上山，且使人扫除殿宇，务令清洁。至期，县尹先行，复于大殿大肆陈设毕，始请抚宪拈香。”32直到清亡前夕，封山禁令仍被严格执行。当时曲艺艺人群集的“岱庙书场”，每年“从一月山会唱到三月，皇帝下旨封山，她们（谢大玉）一家回到济南，在趵突泉演出”。33
这一封山制度，也直接影响到“碧霞香会”的会期，由于政府严禁香客入山，延续数百年的四月香会被迫中止。民间碧霞诞辰大祭改至三月十五日（民间信俗中之奶奶“换袍日”）举行。陈偕燦道光八年（1828）游泰山，尝见神诞香会，其《〈登岱图〉为墨樵题》诗云：“我亦攀萝同士女，瓣香曾礼碧霞君。”自注：“己丑（1829）余道出泰安，一登岱岳，时值碧霞神诞，士女朝真，相望于道。”34（按据陈偕燦诗集卷二有《泰安道中望岱岳》，其前二首为《覆车》，中云：“仲春月之七，侵晨出道右。”此为自淮阴北行之作，行至泰安，应已近三月。故所记“神诞”，应非四月，而在三月。）清亡后“四月十八”之礼废止，但“三月十五”在泰山一带却已相沿成习，深入人心，民国女作家凌叔华《泰山曲阜游记》即云：“阴历三月十五是娘娘生日，济南府及各处来进香的很多。”35
1．（清）嵇璜等：《清朝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51页。
2．（清）唐仲冕撰，严承飞点校：《岱览点校》，泰山学院2004年版，第254页。
3．（清）聂鈫撰，岱林等点校：《泰山道里记》，山东友谊书社1987年版，第17页。
4．（清）金棨撰，刘兴顺点校：《泰山志》，《泰山文献集成》，第六卷，泰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5．（清）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5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5册、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7．（清）金棨撰、刘兴顺点校：《泰山志》，《泰山文献集成》，第六卷，泰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8．（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9．《大清十朝圣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0页；又《清实录》第29册，页283；《钦定中枢政考》卷三四，《续修四库全书》8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页。
10．（清）吴振棫：《花宜馆诗抄》卷五、《续修四库全书》1521册、第49页。
11．（清）徐宗干：《斯未信斋诗录》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12．（清）陈琪编：《明湖载酒二集》，《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44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13．《文献论丛·论述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年版，第89页。
1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15．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16．《申报》1872年5月15日，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41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9页。
18．《政治官报·折奏稿》1909年5月14日，第601号，线装书局2006年影印本，第248页。
19．袁明英主编：《泰山石刻》第四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91页。
20．《光绪朝硃批奏折》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4页。
21．《光绪朝硃批奏折》第三十三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97页。
22．《光绪朝硃批奏折》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页。
23．《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5页。
24．《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1页。
25．袁明英主编：《泰山石刻》第3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27页。
26．（清）傅桐：《柬李四按察》，《梧生诗钞》卷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9册、第202页。
27．（清）陈锦：《勤馀文牍》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48册，第566页。
28．（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
29．（清）韩三泰：《登岱图题诗集》卷首，嘉庆原刊本。
30．（清）徐宗干：《斯未信斋诗录》卷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3册，第429页。
31．（清）陈虬：《陈虬集》，浙江温州政协文史委1992年版，第380页。
32．（清）解鉴：《益智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3．《梨花大鼓名家谢大玉》，德州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德州风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34．（清）陈偕：《〈登岱图〉为墨樵题》，《鸥汀渔隐诗集》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67册、第606页。
35．（民国）凌叔华：《泰山曲阜游记》，《国闻周报》第1卷第41期，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