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元圣殿
周公庙位于曲阜市城区东北方向，距孔庙孔府约2公里，占地40余亩。西周初年，周公被分封于鲁，但周公留佐成王，故长子伯禽就封，建鲁国。因周公佐周之殊功，特许其子伯禽于鲁设立太庙（即曲阜周公庙），以祀远祖。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在太庙旧址重建新庙，后经元、明、清多次修建，形成现今规模。
元圣殿是周公庙的主体建筑，殿阔5间，进深3间，建于砖石台基之上。大殿屋顶覆绿琉璃瓦，殿内正中有木雕神龛一座，内有周公塑像，像高2.6米，头戴十二冕旒，身穿十二章青袍盘龙服，牌位刻“元圣周公文宪王之神位”。神龛上方悬“明德勤施”横匾，两旁金柱挂木雕对联一副，均为乾隆皇帝手书。东山墙西向有神龛一座，内塑周公之子伯禽塑像。西山墙东向有金人站像一尊。此殿于1953年重建，塑像在“文革”期间被毁，1985年重塑。
讲解词：
周公治国理政思想
周公庙的主体建筑是元圣殿，大殿之中供奉的就是“元圣”周公。
今天我们站在元圣殿前，也许大家会有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把“周孔”并称呢？周公的主要思想及其贡献是什么呢？他和后世的儒家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殿之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应该就是对这些问题最好的回答。上联“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赞扬了周公为周王朝的统一与巩固创建了一套礼乐制度，因而留下了名垂青史的不朽功绩。下联“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赞扬了周公对中国古代文献，尤其是对《易象》的继承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首先，周公是礼乐文明的奠基人，开创了世界独具特色的文明类型。为了确保把“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落到实处，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的礼乐教化思想，实现了社会治理由神本到人本的实质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他对商代祭祀文化的“礼”作了全新的诠释，把殷商时期沟通人神的那种祭祀礼仪转化成一种约束引导人们行为的礼仪和礼俗，发展成为极具人文主义色彩的“礼乐教化”思想，实施礼乐治国方略，开创了周王朝800年基业，而且奠定了后世儒家学派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
周公制礼作乐，把礼和乐作为安邦治国的两种方式和制度。《礼记·乐记》中记载：“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强调的是“秩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天、地、人各安其位；“乐”强调的是“和顺”，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心的归属。礼别异，乐和同，情理交融，有序有和，最终在社会治理上实现一种有序与和谐的统一。
礼乐教化使人自身耳聪目明、血气平和，进而实现“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的和谐，“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由此而善民心、移风俗，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使“天下皆宁”，以个人的平和与无怨无争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周公制礼作乐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礼乐教化的新篇章。孔子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居功至伟，由衷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曲阜周公庙元圣殿现场教学点
其次，周公是系统阐释民本、德治思想的第一人。西周建立初期，为了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维护政权稳定，周公汲取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鲜明地提出了“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把殷商时期人们对神灵敬畏的目光转向人间，主张对社会实施“德治”管理。在周公看来，上天不再按照自我意愿来安排人世间的政权，而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为政者的道德修养以及对于民众的保护能力和关爱情怀，才是上天选择辅佐的标准和依据。要想保持江山永固，就必须“敬德保民”。慎罚是说统治者对于刑罚的使用要慎重，要明德治民。而“明德”“保民”“勤政”“尚贤”“慎罚”等这些德治理念，以及这种“天民合一”的天命观被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并由此为中国开启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传统。这一思想被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称之为世界文明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其历史贡献不可低估。
第三，周公思想是孔子及后世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上承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在精神上与周公相融相通，在思想上与周公相承相续。《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以周公为榜样，以继承发扬先代礼乐文明为己任，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以《淮南子·要略》中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可以这样说，儒者之学是由继承文王、武王、周公的王道政治传统而产生的，周公之道是儒者之学的根源。而由周公开启的民本、德治、礼乐等思想，影响中国后世3000多年，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治国理政而言，仍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周公庙金人铭碑
周公庙元圣殿院内甬道两侧排列着13通石碑，西排南起第一通石碑名为“金人铭”碑。相传，周公之子伯禽就封鲁国时，周公亲撰《诫伯禽书》，告诉他要谦虚谨慎，但周公恐其有失，亲书铭文于老管家金人的背上，并叮嘱金人要让伯禽随时观看，以免忘记自己的训诫。《诫伯禽书》和《金人铭》既是周公嘱其子伯禽处事的铭言，也是周公从政的切身经验。现立于周公庙的金人铭碑由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宪彝书写。
金人铭文：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终，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讲解词：
周公修身智慧
“金人铭”相传成于西周初期，为周公诫子之铭文，金人铭碑立于1840年，由当时曲阜举人、时任内阁中书的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宪彝书写。碑文为柳公权体，笔墨遒劲、俊朗而有韵味。碑文的内容除了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铭文外，还记载了孔子当年观看金人铭的情况。孔子读完这段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这些话，这些话实在中肯、合情可信。”铭文内容是周公对人生的感悟，也是周公从政的切身经验，体现了周公的修身从政智慧。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谨言慎行。碑文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说话、做事都要谨言慎行，否则就可能导致失败，甚至出现祸患。对这些做人处事的哲理，孔子也主张“敏于事而慎于言”，痛斥“巧言令色”之徒。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多听，有疑惑的地方暂且搁置，谨慎地说出其余确定的，这就会减少言语上的过失；多看，有疑惑的地方暂且回避，然后谨慎地去做其余有把握的，这就能减少行动上的懊悔。言语上减少过失，行动上减少懊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所以，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第二层意思是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当孔子到鲁太庙祭拜周公时，看到金人背后的铭文深受启发，他这样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即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敏捷，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
第二，要防微杜渐。碑文说：“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小小的火苗不及时扑灭，等火势大了，还怎么去扑救。细小的溪流没有阻塞，最终将汇成江河。微小的东西如果连续增加，将来也可能成为一张大网。细小的恶苗不及时拔掉，将来只能用斧头来清除它。《韩非子·喻老》中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尚书》中说：“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大必起于小，多必起于少。人生的祸患常发乎其微，针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所以，为官须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去小恶以保本真，积小善以成大德。
第三，要淡泊名利。碑文说：“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人常争名逐利，我却独守原则，人们对这种行为都疑惑不解，我却坚定不疑。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淡泊”就是清廉素朴，少一点私欲，不取不义之财，不图非分之想，无浮躁之举，有平静之心。
第四，要虚怀若谷。碑文说：“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江海之大，是因它处在低位，能容百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君子知道天下的事不可事事争上，所以谦恭居下。知道不可居于众人之先，所以虚心在后。《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有宽广的胸怀，能容纳一切。身安不如心安，屋宽不如心宽。
以上这些，就是金人铭所体现出的周公修身从政智慧。当然，不同的人来读这段铭文，会有不同的感触。但是，相信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都要做道义上应该做的事情，要做一个谦和有胸怀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