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 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即伏羲，亦作伏牺、包羲等。
传说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拾遗记》），“大目、山准、日角，衡而连珠”（《太平御览》），“蛇身人首”（《史记补遗·三皇本纪》）。《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淮南子·时则篇》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吕氏春秋·孟春记》云：“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载：“华胥氏之国，治（今泗水县）东北五十里有华胥山，其西麓有华村，为汉华县故治。按古《河图》云，大人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今治东六十里有雷泽，亦名服（伏）泽，北有伏山……”泗水县城东北黄沟乡有华胥山、华胥村、华胥池（华村水库），有伏羲庙、女娲庙等。
在邹城、微山之间的凫山（又称伏山），至今存有三处规模宏大的伏羲庙。其中，邹城郭里伏羲庙占地近千亩；微山境内伏羲庙下的高台为伏羲陵墓，此陵墓与淮阳伏羲陵墓可见到的最早记载均为魏晋时期。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东也。”李吉甫《十三道图·图经》云：“单州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曰辛兴里，其间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庙。”《太平寰宇记》载，女娲陵在“古任城东南三十九里”。多种文献均证微山两城伏羲庙下为伏羲陵。
伏羲氏族是最早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部落群体，活动区域大体在今鲁中南、鲁西南及河南东南部。《史记补遗·三皇本纪》载：“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任，即山东济宁；须句、宿均在山东东平与梁山之间；颛臾，在山东平邑县境内。此地域轮廓，恰好是泰山南以曲阜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中心区域。《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即太昊族群的图腾崇拜为龙，故太昊伏羲氏是传说时代最早的帝王，亦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伏羲的主要业绩在《周易·系辞下》中得到充分反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有关伏羲“结网罟”教民渔猎之说，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当时人们靠采集自然果实和集体围猎为生，伏羲师蜘蛛结网捕蛾而发明了网罟，用以捕鱼猎兽。伏羲还教人们养牺牲以充庖厨，《尸子·卷上》载：“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并将一些容易驯化的动物，如猪、狗、牛、羊等，豢养为家畜，将牛、马作为代步工具，驮运什物，“伏养牺牲，伏牛乘马”（《路史·后记》）。
传说伏羲还有尝百药、制九针的故事，《帝王世纪》说：“伏羲画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
从《通鉴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着眼，很多学者认为建造宫殿是由伏羲时期首创的。伏羲还“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史记补遗·三皇本纪》）“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其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班固著《东都赋》）
传说伏羲作甲子始有年月，“命子英为潜龙氏，造甲历起于甲寅，日月岁时自此而生”（《路史·后记一》）；画八卦以展民用，“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拾遗记》）。
传说琴瑟也由伏羲始造，“宓牺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弦”（《世本》）；“瑟，庖牺所作弦乐也”（《说文》）。《世本》还说：“伏羲氏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法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时，五弦象五行，长七尺二寸。”
上古时期无人名，亦无地名、族名，太昊伏羲氏因渔猎而称“伏牺”，因尚日而作太昊。太昊伏羲氏的崛起，为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在黄河中下游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以父系氏族为本质特征的龙文化始祖。
鲁隐公（？-前712） 名息姑，鲁惠公庶子。春秋初期鲁国国君。
鲁惠公的第一位妻子去世后，又续娶声子为继室，声子生隐公。后来惠公又娶了宋国武公的女儿仲子，并定为正妻。仲子所生的儿子桓公被立为太子。惠公去世后，作为太子的桓公尚年幼，不能履行国君的职责，则由隐公临时摄政，以奉戴桓公。《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之事，因其属于庶子摄政。
《左传》载：鲁隐公五年（前718年）春天，鲁隐公打算离开国都，到棠地（今鱼台县武台乡，春秋时属鲁国棠邑）观看渔人捕鱼取乐。鲁国大夫臧喜伯不同意他去，对隐公说出了一番劝阻的话：一种器物如不是用到国家大事上，一种材料如不是用于制作祭祀用品和打仗的兵器，国君是不应随便动用的。一个贤明的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正当道路的，所以讲习大事以端正态度叫作“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的器具叫作“物”；行为如果不合乎“轨”和“物”，就叫做乱政。国君经常作出乱政的事，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因此，一个国君打猎，即进行武事活动，都应在农闲时进行。在经常训练军队的基础上，每三年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在郊外演习完毕后，整治军队进入国都，告祭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从，以增强军威。所谓讲习威仪就是要表明各种器物的彩饰，分清高低贵贱，辨别上下等级，做到长幼有序。鸟兽的肉不能摆进宗庙和祭器里，它们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制造兵器，国君就不必要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采集山林河湖中的产物，用以制造器物，那都是下等人的事。处理这些事务是有关官吏的职责，都不是国君应该亲自管的。臧喜伯的这一番大道理，鲁隐公并不赞同，又没有理由反驳，借口去巡视边境，还是前往棠地观看捕鱼去了。臧喜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春秋》记载“公矢鱼棠”，是说隐公前往远离国都棠地的行为，不合于礼。同年冬，臧喜伯卒，隐公想起棠地观鱼之事感到后悔，故“葬之加一等”，以表尊敬。
隐公摄政期间，鲁国先后与邾国、戎人、宋国、郑国、齐国、莒国等诸侯国结盟，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保证了鲁国的大国地位。在对诸侯国的战争中，大都是鲁国获胜。鲁隐公二年（前721年），鲁国司空无骇率军灭亡了极国；鲁隐公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隐公在中丘会见了郑庄公、齐僖公。二月二十五日，三方在鲁国邓地结盟，决定出兵伐宋的日子。五月，公子翚（羽父）率军先行会合齐僖公、郑庄公，攻打宋国。六月，隐公率鲁国军队打败了宋国军队。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郜地，十六日宣布将郜地划给鲁国。二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防地，二十六日将防地划给鲁国。这次战争，鲁国军队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获得了郜与防，扩大了鲁国版图。
隐公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使用了公子翚这个人。公子翚在几次战争中都立了大功，随之权力的欲望也膨胀起来，意欲谋求鲁太宰的职位。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冬天，公子翚向隐公请求杀掉桓公，尔后让隐公做国君，自己当太宰。隐公没有这样做，并对公子翚说明：过去桓公年幼，我代为摄政，现在他已长大成人，我打算把鲁国君位还给他。公子翚计不得成，反过来又在桓公那里说隐公的坏话，请求桓公杀掉他。桓公答应了公子翚。十一月，隐公准备祭祀钟巫，先在社圃斋戒，住在写氏家里。这时公子翚派刺客至写氏家里杀了隐公。为掩人耳目，桓公和公子翚又下令杀死写氏一家。随即立桓公为国君，宣告隐公时代结束。
叔梁纥（？-前549） 名纥，字叔梁，孔子之父。因他曾做过陬邑大夫，故亦称“陬叔纥”。春秋鲁国陬邑（今曲阜市东南鲁源村）人。
叔梁纥的祖先是宋国第一代国君微子启，自高祖父孔木（字金父）时迁于曲阜。祖父孔防叔，父亲伯夏，均为鲁国下大夫。叔梁纥出生于一个衰落了的鲁国士大夫家庭，社会地位不高，生活较为拮据。为谋生，他努力学习各种技艺，因“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故更倾心于武艺和军事。20岁时行加冠礼，后娶施氏为妻。施氏生下九个女儿而无男孩，无法续继祖庙香火。他便另续一妾，生一男孩，取名孟皮。孟皮病足残疾。
凭着浑身的力气、超人的武艺和勇猛的个性，叔梁纥被鲁国贵族孟献子聘为家臣。叔梁纥曾几度参加鲁国师旅的征讨战争，试图通过战场立功创业，改变家族衰落的颓势。当时，鲁国虽处于“三分公室”的局面，大夫专权，公室内部矛盾重重，然而靠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久远的历史积存，仍有相当的国力，不但能抵御别国侵略，还能经常参加盟国的讨伐战争，仍为春秋时期政治和军事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频繁的战争中，叔梁纥终于获得荣立战功的机会。据《左传》记载，他曾立过两次战功。
鲁襄公十年（前563年），晋国的荀偃率领鲁国等几个诸侯国的军队去攻打一个叫逼阳的小诸侯国（今枣庄市台儿庄区）。聪明的逼阳人打开城门诱使军队进城。正当鲁军鱼贯而入时，逼阳人突然将悬着的城门放下，意将入城的队伍拦腰截断，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叔梁纥冲上前去，用双手托住了即将下落的城门，使已进城的兵士得以安全退出，避免了一场大的伤亡。如此的作为和壮举，使孟献子当场叹服道：“《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左传·襄公十年》）。
鲁襄公十七年（前556年）秋，齐军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围困了防邑。被围困在防邑的有鲁国大夫臧纥和他的弟弟臧畴、臧贾等，叔梁纥也在其中。鲁国派去增援的军队走到一个叫旅松的地方，因慑于齐军的强大，就停滞不前了，这使被包围的臧氏兄弟很着急。为保护臧纥的安全，叔梁纥就和臧畴、臧贾率领甲兵300人，乘夜间突围，护送臧纥到旅松鲁军的驻地。这次，鲁军不仅击退了齐军，保住了防邑，而且有力地打击了齐国的嚣张气焰。
由于叔梁纥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国君授他“陬邑大夫”爵位。64岁时，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婚。为早生贵子，夫妻二人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到尼丘山祈祷祭拜。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夏历八月二日，叔梁纥的次子降生，这就是孔子。
为纪念尼丘山祈祷得子的盛事，叔梁纥为儿子取名为“丘”。后人避孔子之“讳”，把尼丘山改称尼山。叔梁纥去世后葬于防山之阴（今梁公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叔梁纥为“启圣王”。
郗鉴（268-338） 字道徽。两晋时期高平国金乡县（居地今属嘉祥县）人。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书圣王羲之的岳父。官至东晋太尉。
郗鉴年少孤贫，他不顾条件艰苦，一边躬耕田亩，一边抽出时间博览经籍，常常吟咏不倦。故年轻时就以儒雅著称。郗鉴先后出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龙骧将军、辅国将军、安西将军、车骑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都督扬州诸军事、都督徐兖青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尚书令、司空、太尉等职。
郗鉴生活的年代，正是两晋交替时期。八王之乱，内部叛逆，北方五胡的内侵，皇权式微，加之战乱不息，自然灾害频发，致使百姓雪上加霜。晋惠帝被劫持后，郗鉴身陷陈午兵营。陈午因郗鉴闻名于世，欲推他为主，郗鉴拒绝，并乘机逃回家乡。时值灾荒，州郡士大夫感激郗鉴旧恩，纷纷给他资助，有的还请他到家中吃饭。有时他还带上侄子郗迈和外甥周翼两个孩子一块去吃。时间长了，供饭的人家觉得两个孩子都来吃饭，“恐不能兼有所存”。郗鉴只有单独去吃，但每逢饭后，总是噙上一口回家，吐出后喂养两个小孩。正因如此，两个孩子才保住性命，度过了荒年，并在长大后都做了官。郗鉴死后，周翼为报答舅父之恩，辞官回籍，为他守墓三年。
在这次灾荒中，郗鉴还把别人的捐助分给生活更艰难的乡邻，依靠他的接济存活者很多。西晋末年，晋怀帝与晋愍帝先后成为叛军的俘虏，国内大乱，人们议论着：“天子遭难，中原无主，我们应跟随仁德之人，即使不能成功，也心甘情愿。”因此，共推郗鉴为主，千余家跟随他逃往邹县峄山避难。
东晋在江南建国后，元帝听说郗鉴率百姓还在坚守阵地，故封他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峄山。郗鉴在这里安抚百姓，抵制了北方胡族的入侵，并克服灾荒威胁，发展壮大队伍，“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记载，在镇守峄山大本营最困难的时期，“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
东晋建立初期，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军阀割据，自谋独立者有之。王敦这时在武昌起兵，后又遥控朝政，东晋政权岌岌可危。王敦欲接纳郗鉴为外援，壮大自己的力量。郗鉴深明王敦谋篡企图，未被接纳。回到京都建康后，郗鉴与明帝筹划了消灭王敦等逆臣势力的方案，并在短时间内将其平定。明帝崩，幼主司马衍继位，朝议推举郗鉴、王导、温峤、庾亮、陆晔五人作为辅臣。由此，郗鉴成为国之栋梁，后晋升为太尉。
这一时期，郗鉴还镇压了苏峻、祖约等反叛势力，并与王导、庾亮等重臣共谋阻止北方胡族的入侵，鞠躬尽瘁，忠君守礼，是著名的能臣循吏，享誉当朝。郗鉴年71岁卒，晋成帝司马衍“朝晡哭于朝堂”，并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追赠太宰，谥曰“文成”，祠以太牢。
据清光绪《嘉祥县志》载：“晋太尉郗鉴墓在城南七里（今马集乡上店村南），墓前有二石台，相去丈许，其高约二丈。”
孔道辅（985-1039） 字原鲁，初名延鲁。曲阜人。官至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曾寻访孟子墓和孟子后裔，使孟氏复兴、邹县得以作为亚圣故里名扬天下。
孟子去世后至宋仁宗年间近1300年，孟子墓湮没无踪，孟氏一族也渺然不为人知。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孔道辅守兖州时，始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于是重修孟子墓，新建孟庙，对孟子进行祭祀。又于凫村访得孟子第45代后裔孟宁，推荐于朝廷，授迪功郎、邹县主簿，率领族众，修编族谱，主奉祀事。从此，孟氏家族复兴，承继无废缺。
孔道辅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举进士第，授宁州军事推官。大中祥符九年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今曲阜市），主孔子祀事。孔道辅曾受命出使契丹。契丹宴请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孔道辅怒而退出宴席。事后，契丹赔罪，再不敢侮慢汉使。
乾兴元年（1022年），迁孔道辅为太常博士，时逢章献太后临朝听政。孔道辅受命之日，即疏请太后归政于皇帝。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诏道辅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当时，仁宗爱美人，欲废郭后。孔道辅率谏官孙祖德、范仲淹等人极力劝阻，并与支持废后的宰相吕夷简相抗争。仁宗大怒，贬道辅知徐州，后知兖州。后复诏为御史中丞。
宝元二年（1039年），开封府冯士元犯罪牵连参知政事程琳。仁宗将此案交孔道辅审理。宰相张士逊既厌恶程琳，又欲排挤道辅，明知皇帝要治罪程琳，却又假意为其求情。道辅不明其意，为程求情。仁宗认为道辅与程琳结党营私，贬道辅知郓州。道辅知自己上当受骗，愤恨难抑。赴郓州时，正值严寒，行至韦城，病发而卒。
明初，孔道辅受祀于邹县孟庙，称先儒孔氏。
孟宁（生卒年不详） 孟子第45代嫡孙。邹县（今邹城市）人。
孟子去世后的1300多年中，一直未得到祭祀，其后裔也隐没于民间。直到其45代孙孟宁始，孟子才有庙宇祭祀，孟子后裔也受到人们尊崇，并得到朝廷的加封赏赐。孟氏后裔因此追称孟宁为“中兴祖”。
孟氏始祖为鲁庄公的庶兄庆父共仲，庆父后代则称孟孙氏，后又改称孟氏。到孟文子、孟献子和孟庄子时，孟氏家族达到鼎盛时期，鲁国国君赏赐“郕”作为孟氏的世袭封邑，孟氏家族从此就在“郕”这个地方定居。至战国时，孟轲继承发扬孔子儒学思想，被后世尊为儒门亚圣，孟氏族人以其为本族荣耀，遂尊奉孟轲为本姓始祖，是为山东孟姓。
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在兖州做知府。他经常对人讲：“在儒家学派中，有大功于圣门者，没有超过孟子的，至今却没有享受祭祀，这是太大的缺陷。应当寻访孟子的坟墓，作出明显的标志，新建祠宇去祭祀他，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孔道辅派出官吏四处寻访，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在邹邑东北30里四基山之阳，找到了孟子坟墓。孔道辅立即组织能工巧匠，在孟子坟墓旁兴建庙宇，祭祀孟子。随后，孔道辅又在邹县城北20里凫村，找到了孟子45代后裔孟宁，并举荐于朝，授迪功郎，任邹县主簿，主持孟庙祭祀。
元丰六年（1083年），孟宁重修故宅，于墙壁中发现其父孟公济为躲避战乱遗留于其间的家谱。孟宁如获至宝。但由于时间太久，加上虫咬鼠啃，家谱已经破败不堪。孟宁便博览群书，并根据自己的见闻，率领族众，把家谱重新编排，编修了孟氏家族历史上第一本体例较为完整、内容较为系统的《孟子世家谱》。
孟宁去世后葬于孟母林，原有墓碑，立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碑阴刻“世系之图”，今已不存。
杨洵（1556-1627） 字晖吉，号昆源，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官至河南右参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6年）出生，自幼聪敏好学，长于撰文。12岁时父亲去世，杨洵跟随异母兄杨澄读书，以文采闻名乡里。几年后，总理河道翁大立试童子千人，“公艺为冠，大见识赏”（《济宁历代墓志考》，156页），不久成为廪生，获得参加乡试资格。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人；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列二甲第七名。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592-1596年），杨洵在南京刑部历任江西司主事、郎中等职，期间用法平允，不纵不苛。刘基（字伯温）后裔诚意伯刘世延犯法，南刑部诸司相互推诿，只有杨洵依法勘问惩处，得到明神宗嘉奖；袁姓豪强奸淫奴婢并杀死其夫，苦主无处申冤，杨洵依法审理并判处罪犯死刑；有士兵练习射箭时误中行人致死，将判死刑，杨洵因士兵不是故意伤人，恕其死罪。万历二十六年，杨洵升任扬州知府。到任不久，神宗派遣税使鲁保到瓜州（属扬州），引起商民反抗，殴打税使并击杀其爪牙，遂成大乱。杨洵临危不乱，连夜乘船抵达瓜州，劝散民众。变乱平息，杨洵对逮捕商民首领仅施以薄惩，税使不敢争论，离开瓜州。在扬州期间，杨洵还革除扬州营兵和沿江镇兵军官虚领军饷、克扣军士的积弊，得到士兵们赞誉。万历二十九年，杨洵与扬州府推官徐銮编纂《扬州府志》，同年升任浙江按察副使，负责整饬海防。此后，杨洵转任泰州兵备道，力主疏浚盐城旧河，兴化县的洪涝问题得到解决。杨洵在泰州建崇雅书院，为诸生授课，培养不少人才。万历年间，总理河漕一职分时驻淮安与济宁，且同时管辖河务和漕运，事务繁杂，难以兼顾，造成诸多弊端，杨洵建言河、漕分置，解决了这一问题。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任湖广右参政兼苏松兵备道，杨洵劝说税使裁减税额，减轻苏松百姓负担，同时整饬军务，严肃军规，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太仓州（属苏州）王锡爵（万历年间内阁首辅，此时已辞官归乡）家族成员勾结水盗假扮商船行掠，杨洵设计擒获水盗头目薛三，震慑了王氏家族，水盗从此绝迹。万历三十五年，杨洵辞官回乡。万历三十七年应济宁兵河道王国桢之邀，为《济宁州志》作序。万历四十四年，杨洵起复，任易州（今河北易县）道，不久改任河南右参政兼淮徐兵备道。到任后不久，杨洵因病辞官返乡。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廿四日，在家中去世。
杨洵擅长诗赋、草书、绘画等，著述颇丰，有《适园草》《适堂稿》《澹宁斋述言》等十余卷，现已散佚。1997年，杨洵及其妻聂氏墓志石出土于济宁城西东孟村，两石现存于济宁博物馆。
杨士聪（1597-1648） 字朝彻，号凫岫，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杨洵子。明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授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多次向崇祯帝进谏，言及用人制度等，受到皇帝赞誉。后吏部尚书田维嘉、太仆寺卿史某侵吞盐利，杨士聪上书检举，张至发、薛国观、杨嗣昌等人袒护田、史二人，数次欲逮捕杨士聪，都被崇祯帝驳回，最终田、史二人受到惩处。崇祯十五年，升右中允，担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次年升任左谕德，修《大明会典》。崇祯十六年，杨士聪座师周延儒获罪赐死，门人多回避不敢上门，只有他资助周的家人归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杨士聪被囚于李自成部将王敦武处。二十七日，大顺军向杨士聪催饷。次日，杨士聪携家人自杀，本人及妻孔氏获救，两妾一女死亡。五月一日，清军进入北京；五日，杨士聪在方大猷的掩护下逃往南京。不久，南明兵部右侍郎阮大铖发起“顺案”，迫害逃往南京的北京官员。为此，杨士聪著《甲申核真略》，记述和表白了本人在北京沦陷后的行迹与心路。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被清军攻占。杨士聪在钱棻的帮助下游走于吴、浙间，最后落脚常州戚墅堰。顺治五年七月卒，时年52岁。杨士聪著作颇丰，有《静远堂集》《戊寅纪事》《甲申核真略》《玉堂荟记》等数十卷。
郑与侨（1599-1682） 字惠人，号确庵，又号荷泽，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郑文炳5世孙。五岁时父亲郑耕去世，其母将家中田产悉数让于同族，仅取祖父郑履名藏书一箧，供郑与侨研读。明崇祯九年（1636年）中举人，主考官认为其文“闱墨醇雅，不染明季习气”，推荐为“亚元”。次年参加会试，因为文章针砭时弊，触犯忌讳，被主考官放弃录用。此后，郑与侨回乡读书，潜心兵、农、刑、政、地理、历史等学问。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清军南下，进攻济宁城，郑与侨负责东南门的防守，与任民育等济宁绅民奋勇抵抗，击退清军。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攻陷京师，四月二十五日，派将领郭升接收济宁城。有李姓士绅逼迫郑与侨起草降表，他表示“古止有世草降表李家，未闻有世草降表郑家”，坚决拒绝。郭升进城后，其军队在济宁城采取“拷索比饷”手段，搜刮财富，引起官绅与民众普遍不满。郑与侨联合任孔当、潘士良等士绅发动政变，驱逐了大顺军。五月十七日，南明弘光政权诏书到达济宁，七月二日，郑与侨、孟瑄、任之庄、任民悦等南下投奔，郑与侨成为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后被史可法举荐为仪真知县，不久升任扬州府推官，在任7个月，平反冤狱163起。弘光元年（1645年）初，受巡按御史何纶推荐，以推官衔任通州江海军监军。四月二十四日，清军攻破扬州，郑与侨奉母避居杭州武林。此后，清总督张存仁欲任命其为嘉湖道，洪承畴欲任命其为镇江推官，都被郑与侨拒绝。后清廷允许南迁之人北返，郑与侨携家眷回归济宁。归乡后，郑与侨教授学生、侍奉老母、偶尔远游。康熙初年，郑与侨入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白秉贞幕府，随其游历北方各省。清康熙八年（1669年），文学家徐釚经过济宁，拜访郑与侨，并作《郑确庵孝廉传》，收入《南州草堂集》。康熙二十一年六月，郑与侨自作“圹志”而卒。郑与侨一生著述甚广，主要有《济宁遗事记》《确庵稿》《客途偶记》《客途记异》《丹照集》《争光集》《秦边纪要》《济上名园记》等书。其书多散佚，尚存有《郑确庵遗稿（八种）》《济宁遗事记》等。
乔世臣（生卒年不详） 字丹葵，号蓼圃，山东济宁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初年授编修，任明史纂修官。后改授吏部郎中，受朝廷委派到直隶武清县赈济灾民。时武清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地，社会动荡不安。世臣下令设粥厂救济灾民并以低于市场价格借粮，一时救活百姓无数。回京后受到朝廷重用，晋阶二级。后赴任浙江嘉兴府知府，不久又升任杭州知府。累迁浙江、江苏按察使。所任其职，公正廉明，皆有政声。尤其审案判决，伸张正义，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百姓拍手称快，奉其为“神”。雍正九年（1731年）晋升通政使，升任江苏巡抚。江苏库存储备粮历年少于他省，世臣上奏清廷，下令丰年时大中小县要储备充裕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并及时清出陈粮储备新粮。这一措施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了市场粮食价格，使得江苏全省得以安定。
京口驻防八旗兵领饷要到省城苏州，两地军粮运输额外增加负担，世臣认为应把军粮储备地方府库，减少国家一项开支。他向雍正皇帝提出建议：请拨八旗兵仓米折成白银两万两，寄存镇江仓库，领饷时折合米谷就近领取。又提出：各省提督、总兵驻扎地离省城相距远的，应以兵员多少将粮饷折成银两，军粮寄存就地府县仓库，领饷时按粮食多少支发即可，减少中间环节，节约运输成本，得到雍正皇帝嘉奖。
后世臣升任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为守卫海疆，防备海水倒灌，大修松江海塘，整个工程从华家角至宝山卫，皆筑起海塘石堤。多年过去，仍固若金汤。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升任刑部、工部侍郎。后病逝任内。
乔世臣一生兢兢业业，尽心竭力，清正廉明。“不沽名，不市恩，门无私谒，家无余财”（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其子乔大凯秉承父教，谨遵家风，也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好官员。
乔大凯（生卒年不详） 字恬斋，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乔世臣次子。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人，次年，中明通榜。大凯少而颖异，青年时“博学淹贯，下笔千言立就”。潜心钻研《易经》达20年，并著有《周易观澜》一书，同时授徒讲学。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乔大凯以知县试用，分发直隶，受到直隶总督方观承赏识。同年八月，大凯被委任代理平乡县知县。县民路珍济毒杀其兄，反而诬告其嫂毒杀其夫。被告人不服，申诉冤情。大凯亲自连续审讯，将其冤情逐一排查澄清，在证据面前，路珍济如实招供为霸占家产毒杀胞兄的事实。路最终被判处极刑，还百姓以公道。当时前任知县耿寿平赞誉大凯：“审判如神吾不如也。”不久，实授大凯东明知县。东明县地处鲁西南平原。河患灾害频仍，百姓困苦不堪。同年，缅甸贡榜王朝派兵侵占云南土地，强迫边民为其缴粮纳税。清政府派六万大军征讨缅甸，朝廷谕令山东州县筹集军需，东明负责征调马车粮草，摊派给村民的粮草任务实在无法交出，上司有令限期完成，还要上报登记造册。有的村民无法完成，大凯用自己的薪俸替百姓交付。中缅战争长达六年，由于支付自己的薪俸入不为继，只好借贷度日。大凯深知百姓疾苦，始终不愿给百姓再加负担。
后大凯调任河北武强，在等待新任知县即任之际，朝廷考虑到因征集军需山东百姓生活堪忧，于是下拨数十万两白银救济，唯独东明县百姓不愿领受。老百姓说，上面让我们缴纳粮草，实在是交不上，是乔大老爷用自己的薪俸替我们先补上的。老爷靠借别人的钱维持生活花销，我们于心不忍。山东政使让东明县百姓将乔大凯事迹呈报省里，予以表彰。
乔大凯上任武强县后，由于常年实心尽力，身心疲惫，积劳成疾。有人劝大凯好好休假调养，大凯说：“吾一日不致仕，则一日不可尸位。”没过数日，大凯病逝任所。全县百姓听说悲痛万分，灵柩离武强时，县内万人空巷，为之送行。
乔大凯出身官宦世家，平生读书好学，持身端谨，表里如一。大凯出仕之前，在济宁授徒讲学，博学而扎实，投身门下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为学者名流，如进士张有年，举人蒋传新、李绍沅、谢蕰田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巡抚将大凯所著《周易观澜》呈送《四库全书》撰修馆，被收入全书之中。
张淑渠（1719-1781） 字师厚，号潜斋。济宁州人，世居济宁西乡马房屯。祖父张为经，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历官广东桂东知县、吏部考正郎、典试广东、福建学政。父张延庆，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初任湖北潜江知县，升任荆州府同知，两度代理该府知府。张淑渠“幼而清颖，不为嬉戏”。少年时随父在任地延师授读，潜心刻苦，乾隆十三年（1748年）中进士，分发山西，任寿阳知县，并将父母迎养于任所。
寿阳为五省通衢之地。时四川金川叛乱，朝廷派大军平叛，同时分摊各地筹集军需，寿阳负责征集马匹。淑渠按时完成任务，不曾向全县百姓多加丝毫负担。
乾隆十五年，皇帝赴山西五台山进香祈福。时值寒冬，施工艰难。淑渠命以火融冰，整平道路，并按工计价发给民夫钱粮。整个工程“力半而功倍”，合理使用拨款仍有余资。淑渠治理寿阳多施善政，将积压多年冤狱案件平反昭雪，百姓称颂“判案如神。”板泉山地跨寿阳、阳曲两县，生活着世代耕种的山民万余户。太原城守尉为独占整个板泉山土地，诳称该山为军营养马牧场。山西巡抚令山民将土地给军营。淑渠为保住百姓土地，骑马实地考察，走村串户，遍访山民。并查阅两县方志，证明板泉山历来不曾作过军马牧场。遂赴太原面呈巡抚，据理力争。淑渠说：“此地历代为山民耕种，如将退耕还军营牧场，万余户百姓如何生存？倘若百姓流离失所，势必滋生民变，此非小事也！”巡抚听后大为不悦，告诉淑渠：“军中养马牧场是国防大事，如误军营大事，朝廷追究下来，要判你罪的。”张淑渠不畏权贵慨然答道：“功名自有定数，岂能为殃及百姓而自保？”不久，新任巡抚胡宝泉到任，让板泉山百姓起租养马，其事了结。
张淑渠十分重视选拔青年才俊，在寿阳时，向考廉官提出卓有见地的建议，被一一采纳。曾录取真才实学者8人，皆为晋中名士。后淑渠调任永济县知县，创立书院延聘有名望而学问深厚者为书院讲师，一时山西、陕西士子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淑渠升任朔州知州，永济县百姓送别数十里不舍，又立生祠以作纪念。淑渠刚抵达朔州地界。见不少乡民倒卧不起，沿途逃荒乡民不计其数，于是急速赶到州衙，询问情况，原管事的说朔州灾民都已造册救济。淑渠经核查，发现救济名单人数仅占实际的十分之三。于是捐出薪俸设粥厂数十处，又设立留养局收养邻县饥民。淑渠又恳请巡抚上书朝廷拨款救灾，使数万百姓得以活命。
后张淑渠升任解州直隶州知州、潞安府知府。潞安属县发生拒捕伤人案件。张淑渠认为此案有出入，下令复审。属令心疑知府别有他意，怀揣银两求见，被张拒绝。属令对人讲：知府大人是个清官，实在不敢再冒犯。于是只好提出辞职。
乾隆三十四年，张淑渠在官员考核中获“卓异”，定为甲等。在报呈吏部侯备选官时，母亲病故，丁忧回乡。由于常年奔波，积劳成疾。后家中遭逢变故，其子病死，儿媳殉节。张淑渠天性孝友，行善积德，将自家土地“置义田四十顷”周济穷苦百姓。并在村门口高悬匾额“张氏义庄”，制定严格救济条规，依照极贫、次贫、近族、远族之分给予不同救济。张淑渠恐日后“不肖子孙或侵吞义田自肥”，向张氏全体族人当场宣布条规并呈报济宁直隶州立案刊石，使世世代代严格遵循。
孙玉庭（1752-1834） 字佳树，号寄圃，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孙扩图第三子。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乾隆四十八年，任广西乡试副考官，此后任山西河东兵备道，又任广西盐法道。乾隆六十年，其家族与冷氏家族共同买下姑苏玉堂酱园。清嘉庆元年（1796年）升按察使，历任湖南、安徽、湖北布政使，曾举报道员胡齐仑侵吞军需物资，受到皇帝嘉奖。嘉庆七年，升任广西巡抚，这时，安南阮光缵被农耐阮福映攻击，请求到中国躲避，嘉庆帝命令孙玉庭去接应，还没到镇南关，阮光缵已经被阮福映攻灭。随后阮福映派遣使者请求归附清朝，孙玉庭恳请皇帝准许。嘉庆八年，阮福映自称祖居越裳，多次请求嘉庆帝赐国名为南越，孙玉庭密奏，建议皇帝将南越改为越南，作为阮福映国号，阻止了阮福映扩大疆土的企图。同年十月，调任广东巡抚。此时广东海盗猖獗，孙玉庭给予严厉打击，并提议增兵严守口岸，禁止淡水米粮出海，但没有被总督采纳。嘉庆九年，调任广西巡抚，次年，再调广东巡抚。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兵船驶入澳门，两广总督吴熊光停止贸易，没有派兵驱逐，嘉庆帝大怒，罢免吴熊光。十月，孙玉庭调任贵州巡抚。嘉庆十四年，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到广东，追究吴熊光责任，并弹劾孙玉庭不据实上奏，孙玉庭被罢免。同年九月，嘉庆帝重新启用孙玉庭，任命为编修。嘉庆十五年，授官云南巡抚，因云贵总督伯麟去北京觐见嘉庆帝未归，暂时代理总督事务。后，缅甸僧侣张辅国占据南兴，蚕食耿马、猛连、猛猛三个土司土地，孙玉庭与伯麟共同定策平定了动乱。嘉庆二十年，调任浙江巡抚，次年升任湖广总督，不久调任两江总督。清道光元年（1821年），升任协办大学士，兼两江总督。是年，觐见道光帝，参加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孙玉庭建议改革盐法，恢复乾隆中期以前船只随到随卖的制度，得到皇帝采纳。又因漕粮浮收无法禁止，建议明确规定漕粮损耗额度为剩余八成，遭到御史王家相、侍郎姚文田、汤金钊的反对，没有实行。直到同治初年，朝廷才开始明确规定漕运损耗额度，实行了孙玉庭40年前的建议。孙玉庭与林则徐交谊甚厚。道光三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整肃司法，厘除时弊，孙玉庭对其深表赏识，并推荐林则徐治理江浙水道。道光五年，孙玉庭因借黄济运无效，漕船不通而被罢免，以编修职务退休。尚未回乡，户部上奏道光帝，命令他留下来疏浚运河，完工后返回济宁。道光十年，开设玉堂酱园北店。道光十二年，林则徐任河道总督，曾探望孙玉庭。道光十四年十月卒，终年83岁。孙玉庭生性温和澹泊，生活俭朴，终身不纳妾。所著奏疏、盐法、隅说古文、古今体诗，共八卷，《自记年谱》一卷，均收录于《延厘堂集》。
曾衍东（1751-约1830） 字七如，号鲁斋、曾大、武城曾氏、冰渊老叟、冰父山人等，曾子六十七世孙，嘉祥南武山村（今嘉祥县满硐镇南武山村）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父亲曾尚渭往福建汀州任职，曾衍东随行。乾隆三十年，随父前往广东，受业于著名学者袁春舫。乾隆三十二年，中秀才。乾隆三十五年，曾衍东随父母远赴东北长白山一带，四年后父母卒于东北，曾衍东扶柩返回嘉祥。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五年，三次参加乡试不中。乾隆四十六年复游广东，随师袁春舫学习、游历，次年袁春舫卒，返回嘉祥。期间，在嘉祥城中北街山后筑居室，名“小豆棚”，亦称“雨丝草堂”“桂馥书屋”。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人。乾隆六十年，完成笔记小说集《小豆棚》。嘉庆六年（1801年）到湖北任县令，嘉庆十年调任咸宁县令。当时，咸宁百姓争讼成风，曾衍东到任后约束差役，以书画教化热衷“包讼”的读书人，一年后当地争讼之风平息。嘉庆十一年，代理江夏县令，一年后因为判案得罪上司而降级。嘉庆十六年，任当阳县令，两年后调任巴东县令，因平反冤案触怒刑部尚书韩崶，曾衍东据理力争，坚持再审。此时上司调曾衍东赴陕西押解犯人，返程途中有人以400两白银向他行贿，他将犯人继续押解到武昌，当堂呈交贿银，上司以“先吞后吐”为由将曾衍东革职流放温州。此后曾衍东在温州以卖字画为生，与吴兼山、顾兰泉、项维仁等名士为友。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帝即位，曾衍东遇赦，但未被启用，穷困潦倒，无法返乡。此后曾衍东将诗作编为《古榕杂缀》，杂记编为《长日随笔》。清道光十年（1830年），曾衍东仍在世，后卒于温州。其作品还有诗集《哑然绝句》《七道士诗题》，画论《七如题画小品》《武城古器图说》等。曾衍东画作较多，其书画署款多用“七道士”或“七如”，有《放浪行骸》《登场傀儡》《北溟鱼图》《张果老图》《风云气象图》《墨龙图》《老叟担菊图》《睢阳五老图》《达摩尊者图》《蝴蝶芥菜图》《白鹭图》《八骏图》《奇石图》等传世。海上画派吴昌硕、王一亭等多藏曾衍东画作。《登场傀儡》册页曾被徐允临、徐元章等画家收藏。近代画家齐白石、丰子恺等也曾借鉴曾衍东画作的笔法。《放浪行骸》扇面曾被现代画家唐云收藏。曾衍东篆刻作品比较丰富，刻有“涂鸦”“朝朝染翰”“老曾无所不画”“时样画”“写得名山真面目”等五方反映其书画思想的印章，今温州博物馆藏有其印章34方。
许鸿磐（1757-1837） 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字渐逵，号云峤，又号六观楼主人。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举人，四十五年中进士。历任江苏安东县知县，西城兵马司正指挥，安徽颍州府同知、泗州直隶州知州、河南禹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左右，开始搜集《方舆考证》资料。嘉庆二年（1797年）后，开始编纂《方舆考证》。道光初年，因奔走仕宦，影响《方舆考证》编撰而辞官归乡。后以教读、著述为业。道光十一年（1831年）后，课塾于同邑李联壇家，利用李家藏书继续进行《方舆考证》编纂。道光十七年五月，《方舆考证》一书完成，计100卷，380万字。同年七月卒，年80岁。平生博览群书，《三通》《二十四史》读数十遍，强半成诵。其文学韩昌黎，诗皆正声，兼通医工、调曲，一生著述除《方舆考证》外，尚有《吴越始末》《河源述》《金川考略》《泗州考古录》《影月谭》《颖尾集》《六观楼诗文集》《六观楼文集拾遗》《六观楼古文选前集、后集、外集》《古香集》《唐宋八大家文选》《主辅集》《五代两宋文钞》《词曲七种》《史记批二卷》等二十余种，涉及历史、地理、天文、算法、诗文、词曲等诸多领域。
戴 （1768-1838） 字赋轩，一字石坪，又号石道人。山东济宁人。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画家。其先祖三韩人。自高祖始迁济宁。父戴彭年，号仰篯，又号栎岑。曾任河南沁河县县丞，后辞官归里，母赵安人。戴 “幼而颖异”，刻苦攻读，尤酷爱绘画，故而淡薄功名。清代道光年间，与画家李璇互为师友。史载“以六法互为师友”，常切磋绘画技艺。李璇乃著名金石学家、书画家黄易之外孙，其诗、书、画得黄氏家传，有黄易遗风。绘画造诣非同一般。青年时期的戴 “邀历吴、越、晋、豫之间，”纵情山水，通览名胜，并拜访当地名家，讨教绘画技法，使戴 绘画创作大受其益。嘉庆年间，戴 的从叔戴华龄任常镇道，戴 投奔叔父，在镇江、扬州留居时间较长，镇江金山寺、焦山，扬州瘦西湖诸名胜使其流连忘返，绘画赋诗留下了不少作品，并与当时画坛大家吴酿雪交往甚密，故而其诗篇在扬州所著最多。
此后，戴氏家族遭到一系列变故，戴华龄因事辞官归里，后病逝于北京。戴 的另一位从叔戴椿龄，曾任甘肃灵台县知县，也因得罪上司权贵被革职。不久，其父戴彭年病逝，家境败落，戴 将家中花园别墅卖与李澍，李澍系州城名流，出身世家大族，官宦之家，捐资郎中。依亲戚乃戴彭年之堂妹夫。戴 深知世态炎凉，不再与官府仕宦交往，五十岁时隐居城北郊姜楼村，自此不再踏入州城一步，每日与绘画为伴，以诗书自娱。
戴 原配孙氏，出身书香门第，豪门世家，其岳父乃戴彭年挚友孙介圃。少年时的戴 聪明好学，得到孙介圃的喜爱，遂将女儿许配与他。生有一子名戴原濬。后孙氏又遭“黄门之戚”，便纳张氏，亦生有一子。戴原濬婚后育有一子，不数年，年轻的戴原濬病亡。戴家三世单传。晚年，戴 患风痹病，病逝时身边幼子仅七岁、孙年方八岁。好友王少山赶到戴家，见“一室中囊无储粟，罍瓶皆空”，孤儿寡母号啕不止。后事皆由族弟戴菊田、好友王少山操办。戴 一生创作颇多，诗、书、画俱佳。终一生一介布衣，而今遗作屈指可数。山东省博物馆、河南开封博物馆均有珍藏。著《泼墨轩诗集》《冷淘轩论坛诗集》等传世。
孙善宝（1772-1853） 字筼谷，又字楚珍。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清末江苏巡抚、护理两江总督。
孙善宝为乾隆朝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长子。少承家学，以文行著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道光元年以父荫任刑部员外郎。道光七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曾奏请朝廷查处仓场官员亏欠米麦等案。道光九年其母去世，离职守孝，道光十一年七月起复为陕西道监察御史，同年九月升吏科给事中。在任期间曾建言改革官员候补制度，以防人才壅滞；疏通河道，以便粮商运粮北上，均获皇帝认可。同年十二月，以奉养父亲为名离职回原籍。道光十五年其父去世。道光十七年四月守孝期满，六月被任命为户部给事中，十一月改任广东督粮道，不久又改任直隶大顺广道、霸昌道。道光十九年八月升云南按察使，未及赴任又于十月升为湖北布政使。道光二十年因审理总督周天爵私设非刑案不力，降四级，成为候补知府。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道光二十一年进犯浙江，朝廷急需用人，特旨起用孙善宝前往浙江，随同巡抚刘韵珂办理粮台事务。因办事得力，道光二十二年被任命为浙江布政使，同年九月调任江苏布政使，十二月升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协助两江总督耆英处理善后事宜，曾向朝廷奏陈28条加强长江防务的建议，于三月任护理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五年辞职回原籍养病。在家期间，曾两次捐资赈灾助饷。咸丰三年（1853年）病逝。
孙瑞珍（1783-1858） 字符卿，又字储英，号奇庵。清代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
孙瑞珍为乾隆朝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第三子，光绪朝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之父。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六年修业期满，试《山鸡舞镜》诗，名列第一，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道光八年充任湖北乡试副考宫。道光九年其母去世，离职守孝。道光十三年回籍侍奉其父，道光十五年其父去世。道光十七年守孝期满，被任命为上书房行走。道光十八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同年六月任提督陕甘学政。道光二十年任满回京，仍任上书房行走，不久升国子监司业。道光二十一年升右春坊右庶子，五月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道光二十二年升太仆寺卿。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任江西学政提督。在学政任上接连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衔。道光二十六年任满回京，仍任上书房行走。道光二十七年充任经筵讲官，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银库、缎匹库、颜料库三库事务；同年四月充任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赐紫禁城骑马。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代理兵部尚书，十月充任武英殿总裁。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充任考试阅卷大臣，七月升礼部尚书，八月充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掌院学士。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帝继位。孙瑞珍应咸丰求贤诏，奏保重新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同年四月，充任殿试读卷官，五月调任工部尚书，六月调任户部尚书，仍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因病奏请辞职。咸丰八年病故，咸丰皇帝下旨赏陀罗经被，派员致祭，赏其子孙毓汶翰林院侍读衔，赏其孙孙桐、孙樟为举人；谥“文定”。
孙毓溎（1803-1867） 字梧江，济宁直隶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孙玉庭之孙。孙毓溎4岁丧父，11岁丧母，由祖母和叔婶供养。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列一甲第一名（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六年，任云南学政，云南永昌县回族与汉族民众发生争斗，滇西道路阻塞，孙毓溎建议云贵总督林则徐公平处理，使问题得到解决，并与林则徐结成挚友。此后，孙毓溎任满回京，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咸丰元年（1851年），任江西吉安知府，未及到任又升山西按察使。孙毓溎整顿法纪，清理积案，罢免不称职县令，山西吏治为之一新，同年调任浙江按察使。咸丰二年，宁波鄞县因征粮案激起民变，奉化民众与石山盐枭同时暴动。孙毓溎带兵赶赴宁波，对带头者和胁从者区别对待，用一个月的时间平息乱局，因功升为浙江布政使。同年，孙毓溎称病辞官归乡。此后捻军起义波及山东，贾桢举荐孙毓溎督办团练，带病上任，事必躬亲，导致病情加重，遂到北京医治疾病。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病逝。孙毓溎工书法，擅鉴赏，富于收藏，著有《桑梓之遗》。
李福泰（？-1871） 字星衢。济宁直隶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清末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巡抚。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奉命到广东任知县。初到广东，他即以勤奋实干而受到上司器重。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番禺县知县。到任后，关心民众疾苦，倾听民间诉讼，果断处理一批冤案大案。两年后，升任广州府海防同知。咸丰七年（1857年）丁父忧，两广署理总督柏贵深奏请朝廷以省内军务繁忙为由，夺情将李暂时留粤，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才被恩准百日假期，回济宁为父守孝。此时距其父病故已11年，鉴于他为国忘家的事迹突出，朝廷特颁旨，对他死去的父亲和家中兄长给予恩赏。
咸丰九年（1859年），两广总督黄宗汉根据李福泰“通达治理，沉毅有为”的才干和已有的政绩，向朝廷举荐，请皇帝委以要职。咸丰十一年，李福泰被委任为署理广州知府，次年调任潮州知府。因李福泰在处理捐饷等公务中有较大功绩，同治二年（1863年），两广总督劳崇光特上奏疏，为李福泰请功，并保荐为道员。朝廷据此调李福泰为署理盐运使。同治三年（1864年）升任按察使，同治四年（1865年）升任布政使。正当李福泰春风得意之时，同年十二月被闽浙总督左宗棠参奏，弹劾他虚报军功之罪，清廷将其降三级调为他用。半年后，李福泰复任广东布政使，不满三个月升任福建巡抚。在福建，他拨专款重修炮台，加强了海防力量；注重农业生产，使福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为培养人才，在福建创办了正谊书院。同治六年十一月，调补广东巡抚。这时他才得以回家乡济宁服孝守制，期满后仍回广东任职。同治九年调任广西署理巡抚，次年四月卒于任上。
米协麟（1829-1904） 字瑞符，号景韩，回族，济宁直隶州（今济宁市中区越河街道）人。洋务运动先驱，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矿业企业——中兴矿局创始人之一。清代济宁回族唯一的进士。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秀才，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人。中举前后，兴办塾学。同治九年，选兖州府泗水县训导。“时举立身经世之学，以勗诸生，士风为之一振。”他的亲授弟子——泗水秀才王廷赞、于相德，光绪十八年（1892年）同榜得中进士，为泗水争光。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中进士，列三甲二十二名，钦点即用知县，原分福建，因亲人年迈，改派直隶。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米协麟饱学干练，甚得李鸿章赏识，“大蒙赏拔，叹为干济才。委办营务处，并派赴各署审讯上控案件，逐次清结，声名籍甚”。光绪二年（1876年），因海运出力，被保奏升用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年，赴任东明知县。东明，毗连山东河南交界，盗匪出没，号称难治。加之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啼饥号寒，瘟疫肆虐，饿殍遍地。面对如火灾情，米协麟禀停税赋，颁发赈金，开义仓卖谷六百石，使众多饥民得以存活；设立荒灾收容所收治病贫幼孤；捕获匪盗首恶朱龙、孟三严惩正法。经综治年余，地方赖以安谧。
光绪初年，洋煤垄断，洋务所办军用、民用企业岌岌可危。米协麟上书李鸿章，倡议“立矿局于枣庄，即旧窑踵而治之”，发展本国矿业，打破洋煤一统天下。光绪四年（1878年）冬，得李鸿章奏派，赴峄县枣庄，会同候补知县戴华藻，当地回族绅士金铭、李朝相，创办民族自有矿业——峄县中兴矿局，光绪八年出煤，成为中国唯一一家民族资本煤矿企业，并发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使枣庄成为举世闻名的煤都。因其在中兴矿局创办中厥功至伟，被李鸿章赞誉为“朴实耐劳，兼有学问”。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选甘肃文县知县。文县地处陇蜀之交，乱山叠嶂，风俗刁蛮，闭塞落后。他赴任后因地制宜，多方治理，使民安其政，俗渐更新。后调任平番（现永登）知县。此地为通达青海西宁、新疆伊犁边疆的粮道，少数民族、汉族杂居，抢劫案件时有发生。经悬赏缉获马標等十余匪首，依法惩办。匪盗敛迹，社会安定，粮道通达。驻藏大臣长庚赴任过平番。向通谙边情、著有《西藏时势说》的米协麟咨询治藏大计，答以“道路险远，用兵不便，宜和平办理”，得到长庚的赞许和首肯。他力主和平治理边疆，团结保护少数民族，富有远见。光绪十六年，调署静宁直隶州知州。光绪十八年，六十三岁，辞官回乡，著书执教，不予外事。藏书逾万卷，著作颇丰。
郑逵生（1895-1940） 名锡鸿，字逵生，幼名大鸿，滋阳县郑家郗村（今兖州市颜店镇后郗村）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郑肇垠，前清秀才，老中医。郑逵生幼年上过七八年私塾，爱看《精忠传》一类的书籍。为人性情豁达，倜傥不羁，仗义疏财，善交朋友。少年时代就抱有爱国从戎之志。18岁时弃学从军，到安徽蚌埠当学兵，数年后投东北军，在东北陆军第二期讲武堂学习，接受抗日教育。1927年毕业，分配到东北军任炮连连长。1929年，受东北军委托返回山东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所不容。后有人诬陷郑逵生与济南商埠砸毁日本商场案有关，将郑逮捕入狱。经东北军公文交涉无效，仍留狱中。
郑逵生在狱中结识清华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张北华，政治觉悟与思想有很大进步。1937年10月，郑逵生被释放，回乡后按狱中与张北华的约定，筹划组织武装，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是年底，在滋阳成立抗日游击队指挥部，应募者近千人。由于联系不上张北华，接受了原兖州驻军孙桐萱二十师的委任，被任命为“滋阳抗日梯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后经曲阜地下党与泰西六支队张北华取得联系，郑逵生即向张北华汇报组织抗日武装情况，张同意在特殊情况下，先接受二十师系统委任，并当面指导游击战术方略。
1938年4月，郑逵生率二支队，在兖州至济宁公路傅家庙附近设伏阻击日军给养队，击毙日伪军数十人，击毁汽车五辆，截获一大批日军给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是月，驻兖州日军出兵进攻二支队和梯队总部驻地小孟。郑逵生指挥迎战，激战多时，终因日军武器精良不敌，各部撤出小孟地区。小孟战后，驻兖日军在滋阳乡下组织乡镇伪政权，给二支队活动造成极大困难。此后二支队组织一个小队，趁夜端掉建立最早的邢堂乡公所，将12名汉奸全部俘虏。不久，郑逵生被汉奸刘本功借召开联防会议之际扣押，送给驻济宁日本宪兵队，报功献媚。郑逵生被押在铁塔寺警察局监狱数月，屡经敌人诱降，终未能动摇其抗日决心。后来，郑逵生利用遗尿症保外就医的机会，逃脱敌手，回二支队继续坚持领导游击斗争。
1939年6月间，二支队被敌人压缩到傅家庙两河之间狭小地带，兖州日伪军以500人围攻傅家庙，这时郑逵生不在支队，李殿臣带支队全力抵抗，由于力量悬殊而殉难。二支队几乎全队覆没，郑逵生没有灰心，积极收集旧部以谋再举，并与二十师系统和山东主席沈鸿烈取得联系，沈答应予以支持。1940年春，郑逵生回到郑家郗村家中，被兖州日本宪兵队侦知，遂派出日本兵及汉奸特务包围郑家郗村，郑逵生不幸被捕，被关押到兖州城新东门外宪兵队内。日军对他用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没有让他屈服，三四个月后将他押往济南，一星期后被杀害于日军驻济南法务部。
马宗俊（1910-1944） 又名马秀三，微山县夏镇八里屯村（现微山县开发区八里屯村）人，革命烈士。1927年，考入设于曲阜的省立第二师范（简称二师）。因思想进步，活动能力强，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二师早期党员之一。1928年春，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他仍从事秘密活动，推动学生运动。1929年春，与另一地下党员张凤来倡导并组织进步师生排演林语堂原作话剧《子见南子》，遂成震惊中外的《子见南子》案。
1931年，中共曲阜二师支部重建，学生会改组，马宗俊被选入学生会，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党的骨干分子。次年5月，敌人大逮捕时幸免于难，被迫离校，赴北平朝阳大学求学，并改名马术先，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约一年后，赴福建参加国民党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的反蒋起义，并在起义后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任职。1934年，福建起义失败后，回滕县城里（其原籍夏镇时属滕县）教小学，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滕县党组织的创建人。1935年下半年，转至泰安任教。1936年，考入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军校毕业后，至四川广元宪兵队任排长。次年逃离四川，只身返鲁，准备参加二师同学程照轩领导的抗日武装，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但被国民党五十九师师长刘安琪看中，委任为连长。后该师扩编为五十九军，马宗俊升为营长。1941年，驻防甘肃固原、平凉、天水一带。1944年，日军西侵，潼关告急，该军东调迎敌。在东进途中，他写信给堂弟马宗申：“此次赴前方，正是兄报国之时，好男儿决不生还！”不久，潼关战役打响，他将营部设于最前沿，激励官兵与敌作战，终因寡不敌众，与全营官兵壮烈殉国。
2008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察翠萍（1930-1946.08） 江苏省沛县栖山镇袁集村人。父亲察贯一是中共湖西专署重要领导人，母亲早逝，她从小跟着父亲，13岁即参加湖西专署组织的工作组，在鱼台县李阁乡任寺村开展群众工作。任寺村工作组由12名人员组成，察翠萍虽然年龄最小，经常深入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拥军支前。
1946年8月，国民党鱼台县党部书记甄天祥勾结国民党军统特务、地主、匪首等，以鱼台袁洼、大翟为中心，在全县范围内发动大规模的杆子会暴乱，以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李阁区是全县杆子会暴乱的重灾区，反动会道门头子、匪首宋传高网罗恶霸地主王步章、任正凡及地痞流氓，先后将李阁区的范庄、任寺、陈峨、路屯、朱庄、魏庄等村政权摧毁，并抓捕40多名地、县工作组及区、村中共党员、干部，察翠萍落入敌手。穷凶极恶的杆子会暴徒在董庄设下刑场，40多名中共干部被分别捆绑在场地周围的树上，用皮带、棍棒轮番抽打、残酷折磨。察翠萍面对敌人的暴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从察翠萍口中得不到任何消息，严刑拷打不能使她屈服，便气急败坏地嚎叫着，下令扒掉察翠萍的衣服，割去她的双乳，并开膛剖腹……年仅16岁的察翠萍英勇牺牲。
马世骏（1915.11-1991.05） 原名马宣亭，兖州县兖州镇西御桥办事处钟楼街（今兖州市鼓楼街道莲花社区）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青少年时期思想活跃，就读于省立滋阳第五职业学校，后转济南中学学习。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两次被校方开除学籍，故改名马世骏，转往北平继续求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6月，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毕业后曾在山东省烟草改良场、湖北省农业改进所、上海中华烟草公司从事昆虫研究工作。1948年春，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攻读昆虫生态学，获硕士学位。1949年冬，转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加了美国农业部玉米螟生态学防治研究，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荣誉协会会员，获“金钥匙”奖。1951年，完成《红叶松蜂种群动态研究》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提出回归祖国大陆的申请，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52年秋，他借赴荷兰参加国际昆虫大会之机，乘船离美，经比利时、法国、英国转达香港，12月回到祖国。
归国后，马世骏历任国务院环境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部副主任、国际环境科学问题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主任、欧洲生态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和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等职。在长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工作中，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5本。先后提出“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种群变境成长”“昆虫种群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种群自动调节”“应用理化方法及环境自净相结合的途径综合治理环境”“生物环境系统中的相生相克原理”以及“生态工程学”“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边际生态学”等理论，创造性地将生态学原理应用于植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提出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作为一切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衡量指标。在中国害虫综合治理、环境治理及生态建设的发展与实践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和领导的昆虫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获1989年度全国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
马世骏十分重视科学队伍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硕士研究生20多人、博士研究生17人。他筹建和主持的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开放实验室被列为世界银行贷款的国家级重点开放实验室。198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5月30日在河北省丰润县因公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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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昊 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即伏羲，亦作伏牺、包羲等。
传说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拾遗记》），“大目、山准、日角，衡而连珠”（《太平御览》），“蛇身人首”（《史记补遗·三皇本纪》）。《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淮南子·时则篇》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吕氏春秋·孟春记》云：“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载：“华胥氏之国，治（今泗水县）东北五十里有华胥山，其西麓有华村，为汉华县故治。按古《河图》云，大人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今治东六十里有雷泽，亦名服（伏）泽，北有伏山……”泗水县城东北黄沟乡有华胥山、华胥村、华胥池（华村水库），有伏羲庙、女娲庙等。
在邹城、微山之间的凫山（又称伏山），至今存有三处规模宏大的伏羲庙。其中，邹城郭里伏羲庙占地近千亩；微山境内伏羲庙下的高台为伏羲陵墓，此陵墓与淮阳伏羲陵墓可见到的最早记载均为魏晋时期。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东也。”李吉甫《十三道图·图经》云：“单州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曰辛兴里，其间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庙。”《太平寰宇记》载，女娲陵在“古任城东南三十九里”。多种文献均证微山两城伏羲庙下为伏羲陵。
伏羲氏族是最早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部落群体，活动区域大体在今鲁中南、鲁西南及河南东南部。《史记补遗·三皇本纪》载：“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任，即山东济宁；须句、宿均在山东东平与梁山之间；颛臾，在山东平邑县境内。此地域轮廓，恰好是泰山南以曲阜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中心区域。《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即太昊族群的图腾崇拜为龙，故太昊伏羲氏是传说时代最早的帝王，亦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伏羲的主要业绩在《周易·系辞下》中得到充分反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有关伏羲“结网罟”教民渔猎之说，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当时人们靠采集自然果实和集体围猎为生，伏羲师蜘蛛结网捕蛾而发明了网罟，用以捕鱼猎兽。伏羲还教人们养牺牲以充庖厨，《尸子·卷上》载：“宓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并将一些容易驯化的动物，如猪、狗、牛、羊等，豢养为家畜，将牛、马作为代步工具，驮运什物，“伏养牺牲，伏牛乘马”（《路史·后记》）。
传说伏羲还有尝百药、制九针的故事，《帝王世纪》说：“伏羲画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天枉焉。”
从《通鉴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着眼，很多学者认为建造宫殿是由伏羲时期首创的。伏羲还“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史记补遗·三皇本纪》）“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其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班固著《东都赋》）
传说伏羲作甲子始有年月，“命子英为潜龙氏，造甲历起于甲寅，日月岁时自此而生”（《路史·后记一》）；画八卦以展民用，“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拾遗记》）。
传说琴瑟也由伏羲始造，“宓牺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弦”（《世本》）；“瑟，庖牺所作弦乐也”（《说文》）。《世本》还说：“伏羲氏削桐为琴，面圆法天，底平法地，龙池八寸通八风，凤池四寸象四时，五弦象五行，长七尺二寸。”
上古时期无人名，亦无地名、族名，太昊伏羲氏因渔猎而称“伏牺”，因尚日而作太昊。太昊伏羲氏的崛起，为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在黄河中下游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以父系氏族为本质特征的龙文化始祖。
鲁隐公（？-前712） 名息姑，鲁惠公庶子。春秋初期鲁国国君。
鲁惠公的第一位妻子去世后，又续娶声子为继室，声子生隐公。后来惠公又娶了宋国武公的女儿仲子，并定为正妻。仲子所生的儿子桓公被立为太子。惠公去世后，作为太子的桓公尚年幼，不能履行国君的职责，则由隐公临时摄政，以奉戴桓公。《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之事，因其属于庶子摄政。
《左传》载：鲁隐公五年（前718年）春天，鲁隐公打算离开国都，到棠地（今鱼台县武台乡，春秋时属鲁国棠邑）观看渔人捕鱼取乐。鲁国大夫臧喜伯不同意他去，对隐公说出了一番劝阻的话：一种器物如不是用到国家大事上，一种材料如不是用于制作祭祀用品和打仗的兵器，国君是不应随便动用的。一个贤明的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正当道路的，所以讲习大事以端正态度叫作“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的器具叫作“物”；行为如果不合乎“轨”和“物”，就叫做乱政。国君经常作出乱政的事，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因此，一个国君打猎，即进行武事活动，都应在农闲时进行。在经常训练军队的基础上，每三年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在郊外演习完毕后，整治军队进入国都，告祭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从，以增强军威。所谓讲习威仪就是要表明各种器物的彩饰，分清高低贵贱，辨别上下等级，做到长幼有序。鸟兽的肉不能摆进宗庙和祭器里，它们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制造兵器，国君就不必要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采集山林河湖中的产物，用以制造器物，那都是下等人的事。处理这些事务是有关官吏的职责，都不是国君应该亲自管的。臧喜伯的这一番大道理，鲁隐公并不赞同，又没有理由反驳，借口去巡视边境，还是前往棠地观看捕鱼去了。臧喜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春秋》记载“公矢鱼棠”，是说隐公前往远离国都棠地的行为，不合于礼。同年冬，臧喜伯卒，隐公想起棠地观鱼之事感到后悔，故“葬之加一等”，以表尊敬。
隐公摄政期间，鲁国先后与邾国、戎人、宋国、郑国、齐国、莒国等诸侯国结盟，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保证了鲁国的大国地位。在对诸侯国的战争中，大都是鲁国获胜。鲁隐公二年（前721年），鲁国司空无骇率军灭亡了极国；鲁隐公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隐公在中丘会见了郑庄公、齐僖公。二月二十五日，三方在鲁国邓地结盟，决定出兵伐宋的日子。五月，公子翚（羽父）率军先行会合齐僖公、郑庄公，攻打宋国。六月，隐公率鲁国军队打败了宋国军队。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郜地，十六日宣布将郜地划给鲁国。二十五日，郑国军队进入防地，二十六日将防地划给鲁国。这次战争，鲁国军队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获得了郜与防，扩大了鲁国版图。
隐公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使用了公子翚这个人。公子翚在几次战争中都立了大功，随之权力的欲望也膨胀起来，意欲谋求鲁太宰的职位。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冬天，公子翚向隐公请求杀掉桓公，尔后让隐公做国君，自己当太宰。隐公没有这样做，并对公子翚说明：过去桓公年幼，我代为摄政，现在他已长大成人，我打算把鲁国君位还给他。公子翚计不得成，反过来又在桓公那里说隐公的坏话，请求桓公杀掉他。桓公答应了公子翚。十一月，隐公准备祭祀钟巫，先在社圃斋戒，住在写氏家里。这时公子翚派刺客至写氏家里杀了隐公。为掩人耳目，桓公和公子翚又下令杀死写氏一家。随即立桓公为国君，宣告隐公时代结束。
叔梁纥（？-前549） 名纥，字叔梁，孔子之父。因他曾做过陬邑大夫，故亦称“陬叔纥”。春秋鲁国陬邑（今曲阜市东南鲁源村）人。
叔梁纥的祖先是宋国第一代国君微子启，自高祖父孔木（字金父）时迁于曲阜。祖父孔防叔，父亲伯夏，均为鲁国下大夫。叔梁纥出生于一个衰落了的鲁国士大夫家庭，社会地位不高，生活较为拮据。为谋生，他努力学习各种技艺，因“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故更倾心于武艺和军事。20岁时行加冠礼，后娶施氏为妻。施氏生下九个女儿而无男孩，无法续继祖庙香火。他便另续一妾，生一男孩，取名孟皮。孟皮病足残疾。
凭着浑身的力气、超人的武艺和勇猛的个性，叔梁纥被鲁国贵族孟献子聘为家臣。叔梁纥曾几度参加鲁国师旅的征讨战争，试图通过战场立功创业，改变家族衰落的颓势。当时，鲁国虽处于“三分公室”的局面，大夫专权，公室内部矛盾重重，然而靠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久远的历史积存，仍有相当的国力，不但能抵御别国侵略，还能经常参加盟国的讨伐战争，仍为春秋时期政治和军事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频繁的战争中，叔梁纥终于获得荣立战功的机会。据《左传》记载，他曾立过两次战功。
鲁襄公十年（前563年），晋国的荀偃率领鲁国等几个诸侯国的军队去攻打一个叫逼阳的小诸侯国（今枣庄市台儿庄区）。聪明的逼阳人打开城门诱使军队进城。正当鲁军鱼贯而入时，逼阳人突然将悬着的城门放下，意将入城的队伍拦腰截断，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叔梁纥冲上前去，用双手托住了即将下落的城门，使已进城的兵士得以安全退出，避免了一场大的伤亡。如此的作为和壮举，使孟献子当场叹服道：“《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左传·襄公十年》）。
鲁襄公十七年（前556年）秋，齐军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围困了防邑。被围困在防邑的有鲁国大夫臧纥和他的弟弟臧畴、臧贾等，叔梁纥也在其中。鲁国派去增援的军队走到一个叫旅松的地方，因慑于齐军的强大，就停滞不前了，这使被包围的臧氏兄弟很着急。为保护臧纥的安全，叔梁纥就和臧畴、臧贾率领甲兵300人，乘夜间突围，护送臧纥到旅松鲁军的驻地。这次，鲁军不仅击退了齐军，保住了防邑，而且有力地打击了齐国的嚣张气焰。
由于叔梁纥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国君授他“陬邑大夫”爵位。64岁时，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婚。为早生贵子，夫妻二人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到尼丘山祈祷祭拜。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夏历八月二日，叔梁纥的次子降生，这就是孔子。
为纪念尼丘山祈祷得子的盛事，叔梁纥为儿子取名为“丘”。后人避孔子之“讳”，把尼丘山改称尼山。叔梁纥去世后葬于防山之阴（今梁公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叔梁纥为“启圣王”。
郗鉴（268-338） 字道徽。两晋时期高平国金乡县（居地今属嘉祥县）人。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书圣王羲之的岳父。官至东晋太尉。
郗鉴年少孤贫，他不顾条件艰苦，一边躬耕田亩，一边抽出时间博览经籍，常常吟咏不倦。故年轻时就以儒雅著称。郗鉴先后出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龙骧将军、辅国将军、安西将军、车骑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都督扬州诸军事、都督徐兖青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尚书令、司空、太尉等职。
郗鉴生活的年代，正是两晋交替时期。八王之乱，内部叛逆，北方五胡的内侵，皇权式微，加之战乱不息，自然灾害频发，致使百姓雪上加霜。晋惠帝被劫持后，郗鉴身陷陈午兵营。陈午因郗鉴闻名于世，欲推他为主，郗鉴拒绝，并乘机逃回家乡。时值灾荒，州郡士大夫感激郗鉴旧恩，纷纷给他资助，有的还请他到家中吃饭。有时他还带上侄子郗迈和外甥周翼两个孩子一块去吃。时间长了，供饭的人家觉得两个孩子都来吃饭，“恐不能兼有所存”。郗鉴只有单独去吃，但每逢饭后，总是噙上一口回家，吐出后喂养两个小孩。正因如此，两个孩子才保住性命，度过了荒年，并在长大后都做了官。郗鉴死后，周翼为报答舅父之恩，辞官回籍，为他守墓三年。
在这次灾荒中，郗鉴还把别人的捐助分给生活更艰难的乡邻，依靠他的接济存活者很多。西晋末年，晋怀帝与晋愍帝先后成为叛军的俘虏，国内大乱，人们议论着：“天子遭难，中原无主，我们应跟随仁德之人，即使不能成功，也心甘情愿。”因此，共推郗鉴为主，千余家跟随他逃往邹县峄山避难。
东晋在江南建国后，元帝听说郗鉴率百姓还在坚守阵地，故封他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峄山。郗鉴在这里安抚百姓，抵制了北方胡族的入侵，并克服灾荒威胁，发展壮大队伍，“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记载，在镇守峄山大本营最困难的时期，“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
东晋建立初期，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军阀割据，自谋独立者有之。王敦这时在武昌起兵，后又遥控朝政，东晋政权岌岌可危。王敦欲接纳郗鉴为外援，壮大自己的力量。郗鉴深明王敦谋篡企图，未被接纳。回到京都建康后，郗鉴与明帝筹划了消灭王敦等逆臣势力的方案，并在短时间内将其平定。明帝崩，幼主司马衍继位，朝议推举郗鉴、王导、温峤、庾亮、陆晔五人作为辅臣。由此，郗鉴成为国之栋梁，后晋升为太尉。
这一时期，郗鉴还镇压了苏峻、祖约等反叛势力，并与王导、庾亮等重臣共谋阻止北方胡族的入侵，鞠躬尽瘁，忠君守礼，是著名的能臣循吏，享誉当朝。郗鉴年71岁卒，晋成帝司马衍“朝晡哭于朝堂”，并遣御史持节护丧事。追赠太宰，谥曰“文成”，祠以太牢。
据清光绪《嘉祥县志》载：“晋太尉郗鉴墓在城南七里（今马集乡上店村南），墓前有二石台，相去丈许，其高约二丈。”
孔道辅（985-1039） 字原鲁，初名延鲁。曲阜人。官至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曾寻访孟子墓和孟子后裔，使孟氏复兴、邹县得以作为亚圣故里名扬天下。
孟子去世后至宋仁宗年间近1300年，孟子墓湮没无踪，孟氏一族也渺然不为人知。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孔道辅守兖州时，始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于是重修孟子墓，新建孟庙，对孟子进行祭祀。又于凫村访得孟子第45代后裔孟宁，推荐于朝廷，授迪功郎、邹县主簿，率领族众，修编族谱，主奉祀事。从此，孟氏家族复兴，承继无废缺。
孔道辅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举进士第，授宁州军事推官。大中祥符九年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今曲阜市），主孔子祀事。孔道辅曾受命出使契丹。契丹宴请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孔道辅怒而退出宴席。事后，契丹赔罪，再不敢侮慢汉使。
乾兴元年（1022年），迁孔道辅为太常博士，时逢章献太后临朝听政。孔道辅受命之日，即疏请太后归政于皇帝。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诏道辅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当时，仁宗爱美人，欲废郭后。孔道辅率谏官孙祖德、范仲淹等人极力劝阻，并与支持废后的宰相吕夷简相抗争。仁宗大怒，贬道辅知徐州，后知兖州。后复诏为御史中丞。
宝元二年（1039年），开封府冯士元犯罪牵连参知政事程琳。仁宗将此案交孔道辅审理。宰相张士逊既厌恶程琳，又欲排挤道辅，明知皇帝要治罪程琳，却又假意为其求情。道辅不明其意，为程求情。仁宗认为道辅与程琳结党营私，贬道辅知郓州。道辅知自己上当受骗，愤恨难抑。赴郓州时，正值严寒，行至韦城，病发而卒。
明初，孔道辅受祀于邹县孟庙，称先儒孔氏。
孟宁（生卒年不详） 孟子第45代嫡孙。邹县（今邹城市）人。
孟子去世后的1300多年中，一直未得到祭祀，其后裔也隐没于民间。直到其45代孙孟宁始，孟子才有庙宇祭祀，孟子后裔也受到人们尊崇，并得到朝廷的加封赏赐。孟氏后裔因此追称孟宁为“中兴祖”。
孟氏始祖为鲁庄公的庶兄庆父共仲，庆父后代则称孟孙氏，后又改称孟氏。到孟文子、孟献子和孟庄子时，孟氏家族达到鼎盛时期，鲁国国君赏赐“郕”作为孟氏的世袭封邑，孟氏家族从此就在“郕”这个地方定居。至战国时，孟轲继承发扬孔子儒学思想，被后世尊为儒门亚圣，孟氏族人以其为本族荣耀，遂尊奉孟轲为本姓始祖，是为山东孟姓。
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在兖州做知府。他经常对人讲：“在儒家学派中，有大功于圣门者，没有超过孟子的，至今却没有享受祭祀，这是太大的缺陷。应当寻访孟子的坟墓，作出明显的标志，新建祠宇去祭祀他，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孔道辅派出官吏四处寻访，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在邹邑东北30里四基山之阳，找到了孟子坟墓。孔道辅立即组织能工巧匠，在孟子坟墓旁兴建庙宇，祭祀孟子。随后，孔道辅又在邹县城北20里凫村，找到了孟子45代后裔孟宁，并举荐于朝，授迪功郎，任邹县主簿，主持孟庙祭祀。
元丰六年（1083年），孟宁重修故宅，于墙壁中发现其父孟公济为躲避战乱遗留于其间的家谱。孟宁如获至宝。但由于时间太久，加上虫咬鼠啃，家谱已经破败不堪。孟宁便博览群书，并根据自己的见闻，率领族众，把家谱重新编排，编修了孟氏家族历史上第一本体例较为完整、内容较为系统的《孟子世家谱》。
孟宁去世后葬于孟母林，原有墓碑，立于元至顺四年（1333年），碑阴刻“世系之图”，今已不存。
杨洵（1556-1627） 字晖吉，号昆源，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官至河南右参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6年）出生，自幼聪敏好学，长于撰文。12岁时父亲去世，杨洵跟随异母兄杨澄读书，以文采闻名乡里。几年后，总理河道翁大立试童子千人，“公艺为冠，大见识赏”（《济宁历代墓志考》，156页），不久成为廪生，获得参加乡试资格。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人；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列二甲第七名。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592-1596年），杨洵在南京刑部历任江西司主事、郎中等职，期间用法平允，不纵不苛。刘基（字伯温）后裔诚意伯刘世延犯法，南刑部诸司相互推诿，只有杨洵依法勘问惩处，得到明神宗嘉奖；袁姓豪强奸淫奴婢并杀死其夫，苦主无处申冤，杨洵依法审理并判处罪犯死刑；有士兵练习射箭时误中行人致死，将判死刑，杨洵因士兵不是故意伤人，恕其死罪。万历二十六年，杨洵升任扬州知府。到任不久，神宗派遣税使鲁保到瓜州（属扬州），引起商民反抗，殴打税使并击杀其爪牙，遂成大乱。杨洵临危不乱，连夜乘船抵达瓜州，劝散民众。变乱平息，杨洵对逮捕商民首领仅施以薄惩，税使不敢争论，离开瓜州。在扬州期间，杨洵还革除扬州营兵和沿江镇兵军官虚领军饷、克扣军士的积弊，得到士兵们赞誉。万历二十九年，杨洵与扬州府推官徐銮编纂《扬州府志》，同年升任浙江按察副使，负责整饬海防。此后，杨洵转任泰州兵备道，力主疏浚盐城旧河，兴化县的洪涝问题得到解决。杨洵在泰州建崇雅书院，为诸生授课，培养不少人才。万历年间，总理河漕一职分时驻淮安与济宁，且同时管辖河务和漕运，事务繁杂，难以兼顾，造成诸多弊端，杨洵建言河、漕分置，解决了这一问题。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任湖广右参政兼苏松兵备道，杨洵劝说税使裁减税额，减轻苏松百姓负担，同时整饬军务，严肃军规，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太仓州（属苏州）王锡爵（万历年间内阁首辅，此时已辞官归乡）家族成员勾结水盗假扮商船行掠，杨洵设计擒获水盗头目薛三，震慑了王氏家族，水盗从此绝迹。万历三十五年，杨洵辞官回乡。万历三十七年应济宁兵河道王国桢之邀，为《济宁州志》作序。万历四十四年，杨洵起复，任易州（今河北易县）道，不久改任河南右参政兼淮徐兵备道。到任后不久，杨洵因病辞官返乡。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廿四日，在家中去世。
杨洵擅长诗赋、草书、绘画等，著述颇丰，有《适园草》《适堂稿》《澹宁斋述言》等十余卷，现已散佚。1997年，杨洵及其妻聂氏墓志石出土于济宁城西东孟村，两石现存于济宁博物馆。
杨士聪（1597-1648） 字朝彻，号凫岫，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杨洵子。明崇祯四年（1631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散馆，授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多次向崇祯帝进谏，言及用人制度等，受到皇帝赞誉。后吏部尚书田维嘉、太仆寺卿史某侵吞盐利，杨士聪上书检举，张至发、薛国观、杨嗣昌等人袒护田、史二人，数次欲逮捕杨士聪，都被崇祯帝驳回，最终田、史二人受到惩处。崇祯十五年，升右中允，担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次年升任左谕德，修《大明会典》。崇祯十六年，杨士聪座师周延儒获罪赐死，门人多回避不敢上门，只有他资助周的家人归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杨士聪被囚于李自成部将王敦武处。二十七日，大顺军向杨士聪催饷。次日，杨士聪携家人自杀，本人及妻孔氏获救，两妾一女死亡。五月一日，清军进入北京；五日，杨士聪在方大猷的掩护下逃往南京。不久，南明兵部右侍郎阮大铖发起“顺案”，迫害逃往南京的北京官员。为此，杨士聪著《甲申核真略》，记述和表白了本人在北京沦陷后的行迹与心路。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京被清军攻占。杨士聪在钱棻的帮助下游走于吴、浙间，最后落脚常州戚墅堰。顺治五年七月卒，时年52岁。杨士聪著作颇丰，有《静远堂集》《戊寅纪事》《甲申核真略》《玉堂荟记》等数十卷。
郑与侨（1599-1682） 字惠人，号确庵，又号荷泽，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郑文炳5世孙。五岁时父亲郑耕去世，其母将家中田产悉数让于同族，仅取祖父郑履名藏书一箧，供郑与侨研读。明崇祯九年（1636年）中举人，主考官认为其文“闱墨醇雅，不染明季习气”，推荐为“亚元”。次年参加会试，因为文章针砭时弊，触犯忌讳，被主考官放弃录用。此后，郑与侨回乡读书，潜心兵、农、刑、政、地理、历史等学问。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清军南下，进攻济宁城，郑与侨负责东南门的防守，与任民育等济宁绅民奋勇抵抗，击退清军。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攻陷京师，四月二十五日，派将领郭升接收济宁城。有李姓士绅逼迫郑与侨起草降表，他表示“古止有世草降表李家，未闻有世草降表郑家”，坚决拒绝。郭升进城后，其军队在济宁城采取“拷索比饷”手段，搜刮财富，引起官绅与民众普遍不满。郑与侨联合任孔当、潘士良等士绅发动政变，驱逐了大顺军。五月十七日，南明弘光政权诏书到达济宁，七月二日，郑与侨、孟瑄、任之庄、任民悦等南下投奔，郑与侨成为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后被史可法举荐为仪真知县，不久升任扬州府推官，在任7个月，平反冤狱163起。弘光元年（1645年）初，受巡按御史何纶推荐，以推官衔任通州江海军监军。四月二十四日，清军攻破扬州，郑与侨奉母避居杭州武林。此后，清总督张存仁欲任命其为嘉湖道，洪承畴欲任命其为镇江推官，都被郑与侨拒绝。后清廷允许南迁之人北返，郑与侨携家眷回归济宁。归乡后，郑与侨教授学生、侍奉老母、偶尔远游。康熙初年，郑与侨入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白秉贞幕府，随其游历北方各省。清康熙八年（1669年），文学家徐釚经过济宁，拜访郑与侨，并作《郑确庵孝廉传》，收入《南州草堂集》。康熙二十一年六月，郑与侨自作“圹志”而卒。郑与侨一生著述甚广，主要有《济宁遗事记》《确庵稿》《客途偶记》《客途记异》《丹照集》《争光集》《秦边纪要》《济上名园记》等书。其书多散佚，尚存有《郑确庵遗稿（八种）》《济宁遗事记》等。
乔世臣（生卒年不详） 字丹葵，号蓼圃，山东济宁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初年授编修，任明史纂修官。后改授吏部郎中，受朝廷委派到直隶武清县赈济灾民。时武清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地，社会动荡不安。世臣下令设粥厂救济灾民并以低于市场价格借粮，一时救活百姓无数。回京后受到朝廷重用，晋阶二级。后赴任浙江嘉兴府知府，不久又升任杭州知府。累迁浙江、江苏按察使。所任其职，公正廉明，皆有政声。尤其审案判决，伸张正义，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百姓拍手称快，奉其为“神”。雍正九年（1731年）晋升通政使，升任江苏巡抚。江苏库存储备粮历年少于他省，世臣上奏清廷，下令丰年时大中小县要储备充裕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并及时清出陈粮储备新粮。这一措施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了市场粮食价格，使得江苏全省得以安定。
京口驻防八旗兵领饷要到省城苏州，两地军粮运输额外增加负担，世臣认为应把军粮储备地方府库，减少国家一项开支。他向雍正皇帝提出建议：请拨八旗兵仓米折成白银两万两，寄存镇江仓库，领饷时折合米谷就近领取。又提出：各省提督、总兵驻扎地离省城相距远的，应以兵员多少将粮饷折成银两，军粮寄存就地府县仓库，领饷时按粮食多少支发即可，减少中间环节，节约运输成本，得到雍正皇帝嘉奖。
后世臣升任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为守卫海疆，防备海水倒灌，大修松江海塘，整个工程从华家角至宝山卫，皆筑起海塘石堤。多年过去，仍固若金汤。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升任刑部、工部侍郎。后病逝任内。
乔世臣一生兢兢业业，尽心竭力，清正廉明。“不沽名，不市恩，门无私谒，家无余财”（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其子乔大凯秉承父教，谨遵家风，也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好官员。
乔大凯（生卒年不详） 字恬斋，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乔世臣次子。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人，次年，中明通榜。大凯少而颖异，青年时“博学淹贯，下笔千言立就”。潜心钻研《易经》达20年，并著有《周易观澜》一书，同时授徒讲学。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乔大凯以知县试用，分发直隶，受到直隶总督方观承赏识。同年八月，大凯被委任代理平乡县知县。县民路珍济毒杀其兄，反而诬告其嫂毒杀其夫。被告人不服，申诉冤情。大凯亲自连续审讯，将其冤情逐一排查澄清，在证据面前，路珍济如实招供为霸占家产毒杀胞兄的事实。路最终被判处极刑，还百姓以公道。当时前任知县耿寿平赞誉大凯：“审判如神吾不如也。”不久，实授大凯东明知县。东明县地处鲁西南平原。河患灾害频仍，百姓困苦不堪。同年，缅甸贡榜王朝派兵侵占云南土地，强迫边民为其缴粮纳税。清政府派六万大军征讨缅甸，朝廷谕令山东州县筹集军需，东明负责征调马车粮草，摊派给村民的粮草任务实在无法交出，上司有令限期完成，还要上报登记造册。有的村民无法完成，大凯用自己的薪俸替百姓交付。中缅战争长达六年，由于支付自己的薪俸入不为继，只好借贷度日。大凯深知百姓疾苦，始终不愿给百姓再加负担。
后大凯调任河北武强，在等待新任知县即任之际，朝廷考虑到因征集军需山东百姓生活堪忧，于是下拨数十万两白银救济，唯独东明县百姓不愿领受。老百姓说，上面让我们缴纳粮草，实在是交不上，是乔大老爷用自己的薪俸替我们先补上的。老爷靠借别人的钱维持生活花销，我们于心不忍。山东政使让东明县百姓将乔大凯事迹呈报省里，予以表彰。
乔大凯上任武强县后，由于常年实心尽力，身心疲惫，积劳成疾。有人劝大凯好好休假调养，大凯说：“吾一日不致仕，则一日不可尸位。”没过数日，大凯病逝任所。全县百姓听说悲痛万分，灵柩离武强时，县内万人空巷，为之送行。
乔大凯出身官宦世家，平生读书好学，持身端谨，表里如一。大凯出仕之前，在济宁授徒讲学，博学而扎实，投身门下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为学者名流，如进士张有年，举人蒋传新、李绍沅、谢蕰田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巡抚将大凯所著《周易观澜》呈送《四库全书》撰修馆，被收入全书之中。
张淑渠（1719-1781） 字师厚，号潜斋。济宁州人，世居济宁西乡马房屯。祖父张为经，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历官广东桂东知县、吏部考正郎、典试广东、福建学政。父张延庆，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初任湖北潜江知县，升任荆州府同知，两度代理该府知府。张淑渠“幼而清颖，不为嬉戏”。少年时随父在任地延师授读，潜心刻苦，乾隆十三年（1748年）中进士，分发山西，任寿阳知县，并将父母迎养于任所。
寿阳为五省通衢之地。时四川金川叛乱，朝廷派大军平叛，同时分摊各地筹集军需，寿阳负责征集马匹。淑渠按时完成任务，不曾向全县百姓多加丝毫负担。
乾隆十五年，皇帝赴山西五台山进香祈福。时值寒冬，施工艰难。淑渠命以火融冰，整平道路，并按工计价发给民夫钱粮。整个工程“力半而功倍”，合理使用拨款仍有余资。淑渠治理寿阳多施善政，将积压多年冤狱案件平反昭雪，百姓称颂“判案如神。”板泉山地跨寿阳、阳曲两县，生活着世代耕种的山民万余户。太原城守尉为独占整个板泉山土地，诳称该山为军营养马牧场。山西巡抚令山民将土地给军营。淑渠为保住百姓土地，骑马实地考察，走村串户，遍访山民。并查阅两县方志，证明板泉山历来不曾作过军马牧场。遂赴太原面呈巡抚，据理力争。淑渠说：“此地历代为山民耕种，如将退耕还军营牧场，万余户百姓如何生存？倘若百姓流离失所，势必滋生民变，此非小事也！”巡抚听后大为不悦，告诉淑渠：“军中养马牧场是国防大事，如误军营大事，朝廷追究下来，要判你罪的。”张淑渠不畏权贵慨然答道：“功名自有定数，岂能为殃及百姓而自保？”不久，新任巡抚胡宝泉到任，让板泉山百姓起租养马，其事了结。
张淑渠十分重视选拔青年才俊，在寿阳时，向考廉官提出卓有见地的建议，被一一采纳。曾录取真才实学者8人，皆为晋中名士。后淑渠调任永济县知县，创立书院延聘有名望而学问深厚者为书院讲师，一时山西、陕西士子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淑渠升任朔州知州，永济县百姓送别数十里不舍，又立生祠以作纪念。淑渠刚抵达朔州地界。见不少乡民倒卧不起，沿途逃荒乡民不计其数，于是急速赶到州衙，询问情况，原管事的说朔州灾民都已造册救济。淑渠经核查，发现救济名单人数仅占实际的十分之三。于是捐出薪俸设粥厂数十处，又设立留养局收养邻县饥民。淑渠又恳请巡抚上书朝廷拨款救灾，使数万百姓得以活命。
后张淑渠升任解州直隶州知州、潞安府知府。潞安属县发生拒捕伤人案件。张淑渠认为此案有出入，下令复审。属令心疑知府别有他意，怀揣银两求见，被张拒绝。属令对人讲：知府大人是个清官，实在不敢再冒犯。于是只好提出辞职。
乾隆三十四年，张淑渠在官员考核中获“卓异”，定为甲等。在报呈吏部侯备选官时，母亲病故，丁忧回乡。由于常年奔波，积劳成疾。后家中遭逢变故，其子病死，儿媳殉节。张淑渠天性孝友，行善积德，将自家土地“置义田四十顷”周济穷苦百姓。并在村门口高悬匾额“张氏义庄”，制定严格救济条规，依照极贫、次贫、近族、远族之分给予不同救济。张淑渠恐日后“不肖子孙或侵吞义田自肥”，向张氏全体族人当场宣布条规并呈报济宁直隶州立案刊石，使世世代代严格遵循。
孙玉庭（1752-1834） 字佳树，号寄圃，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孙扩图第三子。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乾隆四十八年，任广西乡试副考官，此后任山西河东兵备道，又任广西盐法道。乾隆六十年，其家族与冷氏家族共同买下姑苏玉堂酱园。清嘉庆元年（1796年）升按察使，历任湖南、安徽、湖北布政使，曾举报道员胡齐仑侵吞军需物资，受到皇帝嘉奖。嘉庆七年，升任广西巡抚，这时，安南阮光缵被农耐阮福映攻击，请求到中国躲避，嘉庆帝命令孙玉庭去接应，还没到镇南关，阮光缵已经被阮福映攻灭。随后阮福映派遣使者请求归附清朝，孙玉庭恳请皇帝准许。嘉庆八年，阮福映自称祖居越裳，多次请求嘉庆帝赐国名为南越，孙玉庭密奏，建议皇帝将南越改为越南，作为阮福映国号，阻止了阮福映扩大疆土的企图。同年十月，调任广东巡抚。此时广东海盗猖獗，孙玉庭给予严厉打击，并提议增兵严守口岸，禁止淡水米粮出海，但没有被总督采纳。嘉庆九年，调任广西巡抚，次年，再调广东巡抚。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兵船驶入澳门，两广总督吴熊光停止贸易，没有派兵驱逐，嘉庆帝大怒，罢免吴熊光。十月，孙玉庭调任贵州巡抚。嘉庆十四年，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到广东，追究吴熊光责任，并弹劾孙玉庭不据实上奏，孙玉庭被罢免。同年九月，嘉庆帝重新启用孙玉庭，任命为编修。嘉庆十五年，授官云南巡抚，因云贵总督伯麟去北京觐见嘉庆帝未归，暂时代理总督事务。后，缅甸僧侣张辅国占据南兴，蚕食耿马、猛连、猛猛三个土司土地，孙玉庭与伯麟共同定策平定了动乱。嘉庆二十年，调任浙江巡抚，次年升任湖广总督，不久调任两江总督。清道光元年（1821年），升任协办大学士，兼两江总督。是年，觐见道光帝，参加玉澜堂十五老臣宴。孙玉庭建议改革盐法，恢复乾隆中期以前船只随到随卖的制度，得到皇帝采纳。又因漕粮浮收无法禁止，建议明确规定漕粮损耗额度为剩余八成，遭到御史王家相、侍郎姚文田、汤金钊的反对，没有实行。直到同治初年，朝廷才开始明确规定漕运损耗额度，实行了孙玉庭40年前的建议。孙玉庭与林则徐交谊甚厚。道光三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整肃司法，厘除时弊，孙玉庭对其深表赏识，并推荐林则徐治理江浙水道。道光五年，孙玉庭因借黄济运无效，漕船不通而被罢免，以编修职务退休。尚未回乡，户部上奏道光帝，命令他留下来疏浚运河，完工后返回济宁。道光十年，开设玉堂酱园北店。道光十二年，林则徐任河道总督，曾探望孙玉庭。道光十四年十月卒，终年83岁。孙玉庭生性温和澹泊，生活俭朴，终身不纳妾。所著奏疏、盐法、隅说古文、古今体诗，共八卷，《自记年谱》一卷，均收录于《延厘堂集》。
曾衍东（1751-约1830） 字七如，号鲁斋、曾大、武城曾氏、冰渊老叟、冰父山人等，曾子六十七世孙，嘉祥南武山村（今嘉祥县满硐镇南武山村）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父亲曾尚渭往福建汀州任职，曾衍东随行。乾隆三十年，随父前往广东，受业于著名学者袁春舫。乾隆三十二年，中秀才。乾隆三十五年，曾衍东随父母远赴东北长白山一带，四年后父母卒于东北，曾衍东扶柩返回嘉祥。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五年，三次参加乡试不中。乾隆四十六年复游广东，随师袁春舫学习、游历，次年袁春舫卒，返回嘉祥。期间，在嘉祥城中北街山后筑居室，名“小豆棚”，亦称“雨丝草堂”“桂馥书屋”。乾隆五十七年，中举人。乾隆六十年，完成笔记小说集《小豆棚》。嘉庆六年（1801年）到湖北任县令，嘉庆十年调任咸宁县令。当时，咸宁百姓争讼成风，曾衍东到任后约束差役，以书画教化热衷“包讼”的读书人，一年后当地争讼之风平息。嘉庆十一年，代理江夏县令，一年后因为判案得罪上司而降级。嘉庆十六年，任当阳县令，两年后调任巴东县令，因平反冤案触怒刑部尚书韩崶，曾衍东据理力争，坚持再审。此时上司调曾衍东赴陕西押解犯人，返程途中有人以400两白银向他行贿，他将犯人继续押解到武昌，当堂呈交贿银，上司以“先吞后吐”为由将曾衍东革职流放温州。此后曾衍东在温州以卖字画为生，与吴兼山、顾兰泉、项维仁等名士为友。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帝即位，曾衍东遇赦，但未被启用，穷困潦倒，无法返乡。此后曾衍东将诗作编为《古榕杂缀》，杂记编为《长日随笔》。清道光十年（1830年），曾衍东仍在世，后卒于温州。其作品还有诗集《哑然绝句》《七道士诗题》，画论《七如题画小品》《武城古器图说》等。曾衍东画作较多，其书画署款多用“七道士”或“七如”，有《放浪行骸》《登场傀儡》《北溟鱼图》《张果老图》《风云气象图》《墨龙图》《老叟担菊图》《睢阳五老图》《达摩尊者图》《蝴蝶芥菜图》《白鹭图》《八骏图》《奇石图》等传世。海上画派吴昌硕、王一亭等多藏曾衍东画作。《登场傀儡》册页曾被徐允临、徐元章等画家收藏。近代画家齐白石、丰子恺等也曾借鉴曾衍东画作的笔法。《放浪行骸》扇面曾被现代画家唐云收藏。曾衍东篆刻作品比较丰富，刻有“涂鸦”“朝朝染翰”“老曾无所不画”“时样画”“写得名山真面目”等五方反映其书画思想的印章，今温州博物馆藏有其印章34方。
许鸿磐（1757-1837） 济宁州（今济宁市中区）人，字渐逵，号云峤，又号六观楼主人。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举人，四十五年中进士。历任江苏安东县知县，西城兵马司正指挥，安徽颍州府同知、泗州直隶州知州、河南禹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左右，开始搜集《方舆考证》资料。嘉庆二年（1797年）后，开始编纂《方舆考证》。道光初年，因奔走仕宦，影响《方舆考证》编撰而辞官归乡。后以教读、著述为业。道光十一年（1831年）后，课塾于同邑李联壇家，利用李家藏书继续进行《方舆考证》编纂。道光十七年五月，《方舆考证》一书完成，计100卷，380万字。同年七月卒，年80岁。平生博览群书，《三通》《二十四史》读数十遍，强半成诵。其文学韩昌黎，诗皆正声，兼通医工、调曲，一生著述除《方舆考证》外，尚有《吴越始末》《河源述》《金川考略》《泗州考古录》《影月谭》《颖尾集》《六观楼诗文集》《六观楼文集拾遗》《六观楼古文选前集、后集、外集》《古香集》《唐宋八大家文选》《主辅集》《五代两宋文钞》《词曲七种》《史记批二卷》等二十余种，涉及历史、地理、天文、算法、诗文、词曲等诸多领域。
戴 （1768-1838） 字赋轩，一字石坪，又号石道人。山东济宁人。清代道光年间著名画家。其先祖三韩人。自高祖始迁济宁。父戴彭年，号仰篯，又号栎岑。曾任河南沁河县县丞，后辞官归里，母赵安人。戴 “幼而颖异”，刻苦攻读，尤酷爱绘画，故而淡薄功名。清代道光年间，与画家李璇互为师友。史载“以六法互为师友”，常切磋绘画技艺。李璇乃著名金石学家、书画家黄易之外孙，其诗、书、画得黄氏家传，有黄易遗风。绘画造诣非同一般。青年时期的戴 “邀历吴、越、晋、豫之间，”纵情山水，通览名胜，并拜访当地名家，讨教绘画技法，使戴 绘画创作大受其益。嘉庆年间，戴 的从叔戴华龄任常镇道，戴 投奔叔父，在镇江、扬州留居时间较长，镇江金山寺、焦山，扬州瘦西湖诸名胜使其流连忘返，绘画赋诗留下了不少作品，并与当时画坛大家吴酿雪交往甚密，故而其诗篇在扬州所著最多。
此后，戴氏家族遭到一系列变故，戴华龄因事辞官归里，后病逝于北京。戴 的另一位从叔戴椿龄，曾任甘肃灵台县知县，也因得罪上司权贵被革职。不久，其父戴彭年病逝，家境败落，戴 将家中花园别墅卖与李澍，李澍系州城名流，出身世家大族，官宦之家，捐资郎中。依亲戚乃戴彭年之堂妹夫。戴 深知世态炎凉，不再与官府仕宦交往，五十岁时隐居城北郊姜楼村，自此不再踏入州城一步，每日与绘画为伴，以诗书自娱。
戴 原配孙氏，出身书香门第，豪门世家，其岳父乃戴彭年挚友孙介圃。少年时的戴 聪明好学，得到孙介圃的喜爱，遂将女儿许配与他。生有一子名戴原濬。后孙氏又遭“黄门之戚”，便纳张氏，亦生有一子。戴原濬婚后育有一子，不数年，年轻的戴原濬病亡。戴家三世单传。晚年，戴 患风痹病，病逝时身边幼子仅七岁、孙年方八岁。好友王少山赶到戴家，见“一室中囊无储粟，罍瓶皆空”，孤儿寡母号啕不止。后事皆由族弟戴菊田、好友王少山操办。戴 一生创作颇多，诗、书、画俱佳。终一生一介布衣，而今遗作屈指可数。山东省博物馆、河南开封博物馆均有珍藏。著《泼墨轩诗集》《冷淘轩论坛诗集》等传世。
孙善宝（1772-1853） 字筼谷，又字楚珍。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清末江苏巡抚、护理两江总督。
孙善宝为乾隆朝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长子。少承家学，以文行著称。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道光元年以父荫任刑部员外郎。道光七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任期间曾奏请朝廷查处仓场官员亏欠米麦等案。道光九年其母去世，离职守孝，道光十一年七月起复为陕西道监察御史，同年九月升吏科给事中。在任期间曾建言改革官员候补制度，以防人才壅滞；疏通河道，以便粮商运粮北上，均获皇帝认可。同年十二月，以奉养父亲为名离职回原籍。道光十五年其父去世。道光十七年四月守孝期满，六月被任命为户部给事中，十一月改任广东督粮道，不久又改任直隶大顺广道、霸昌道。道光十九年八月升云南按察使，未及赴任又于十月升为湖北布政使。道光二十年因审理总督周天爵私设非刑案不力，降四级，成为候补知府。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道光二十一年进犯浙江，朝廷急需用人，特旨起用孙善宝前往浙江，随同巡抚刘韵珂办理粮台事务。因办事得力，道光二十二年被任命为浙江布政使，同年九月调任江苏布政使，十二月升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协助两江总督耆英处理善后事宜，曾向朝廷奏陈28条加强长江防务的建议，于三月任护理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五年辞职回原籍养病。在家期间，曾两次捐资赈灾助饷。咸丰三年（1853年）病逝。
孙瑞珍（1783-1858） 字符卿，又字储英，号奇庵。清代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济宁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
孙瑞珍为乾隆朝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第三子，光绪朝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之父。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举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六年修业期满，试《山鸡舞镜》诗，名列第一，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道光八年充任湖北乡试副考宫。道光九年其母去世，离职守孝。道光十三年回籍侍奉其父，道光十五年其父去世。道光十七年守孝期满，被任命为上书房行走。道光十八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同年六月任提督陕甘学政。道光二十年任满回京，仍任上书房行走，不久升国子监司业。道光二十一年升右春坊右庶子，五月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七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咸安宫总裁。道光二十二年升太仆寺卿。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任江西学政提督。在学政任上接连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衔。道光二十六年任满回京，仍任上书房行走。道光二十七年充任经筵讲官，调任户部左侍郎兼管银库、缎匹库、颜料库三库事务；同年四月充任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二月赐紫禁城骑马。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代理兵部尚书，十月充任武英殿总裁。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充任考试阅卷大臣，七月升礼部尚书，八月充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掌院学士。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帝继位。孙瑞珍应咸丰求贤诏，奏保重新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同年四月，充任殿试读卷官，五月调任工部尚书，六月调任户部尚书，仍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因病奏请辞职。咸丰八年病故，咸丰皇帝下旨赏陀罗经被，派员致祭，赏其子孙毓汶翰林院侍读衔，赏其孙孙桐、孙樟为举人；谥“文定”。
孙毓溎（1803-1867） 字梧江，济宁直隶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孙玉庭之孙。孙毓溎4岁丧父，11岁丧母，由祖母和叔婶供养。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列一甲第一名（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六年，任云南学政，云南永昌县回族与汉族民众发生争斗，滇西道路阻塞，孙毓溎建议云贵总督林则徐公平处理，使问题得到解决，并与林则徐结成挚友。此后，孙毓溎任满回京，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咸丰元年（1851年），任江西吉安知府，未及到任又升山西按察使。孙毓溎整顿法纪，清理积案，罢免不称职县令，山西吏治为之一新，同年调任浙江按察使。咸丰二年，宁波鄞县因征粮案激起民变，奉化民众与石山盐枭同时暴动。孙毓溎带兵赶赴宁波，对带头者和胁从者区别对待，用一个月的时间平息乱局，因功升为浙江布政使。同年，孙毓溎称病辞官归乡。此后捻军起义波及山东，贾桢举荐孙毓溎督办团练，带病上任，事必躬亲，导致病情加重，遂到北京医治疾病。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病逝。孙毓溎工书法，擅鉴赏，富于收藏，著有《桑梓之遗》。
李福泰（？-1871） 字星衢。济宁直隶州（今济宁市任城区）人。清末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巡抚。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奉命到广东任知县。初到广东，他即以勤奋实干而受到上司器重。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番禺县知县。到任后，关心民众疾苦，倾听民间诉讼，果断处理一批冤案大案。两年后，升任广州府海防同知。咸丰七年（1857年）丁父忧，两广署理总督柏贵深奏请朝廷以省内军务繁忙为由，夺情将李暂时留粤，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才被恩准百日假期，回济宁为父守孝。此时距其父病故已11年，鉴于他为国忘家的事迹突出，朝廷特颁旨，对他死去的父亲和家中兄长给予恩赏。
咸丰九年（1859年），两广总督黄宗汉根据李福泰“通达治理，沉毅有为”的才干和已有的政绩，向朝廷举荐，请皇帝委以要职。咸丰十一年，李福泰被委任为署理广州知府，次年调任潮州知府。因李福泰在处理捐饷等公务中有较大功绩，同治二年（1863年），两广总督劳崇光特上奏疏，为李福泰请功，并保荐为道员。朝廷据此调李福泰为署理盐运使。同治三年（1864年）升任按察使，同治四年（1865年）升任布政使。正当李福泰春风得意之时，同年十二月被闽浙总督左宗棠参奏，弹劾他虚报军功之罪，清廷将其降三级调为他用。半年后，李福泰复任广东布政使，不满三个月升任福建巡抚。在福建，他拨专款重修炮台，加强了海防力量；注重农业生产，使福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为培养人才，在福建创办了正谊书院。同治六年十一月，调补广东巡抚。这时他才得以回家乡济宁服孝守制，期满后仍回广东任职。同治九年调任广西署理巡抚，次年四月卒于任上。
米协麟（1829-1904） 字瑞符，号景韩，回族，济宁直隶州（今济宁市中区越河街道）人。洋务运动先驱，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矿业企业——中兴矿局创始人之一。清代济宁回族唯一的进士。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秀才，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人。中举前后，兴办塾学。同治九年，选兖州府泗水县训导。“时举立身经世之学，以勗诸生，士风为之一振。”他的亲授弟子——泗水秀才王廷赞、于相德，光绪十八年（1892年）同榜得中进士，为泗水争光。
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中进士，列三甲二十二名，钦点即用知县，原分福建，因亲人年迈，改派直隶。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米协麟饱学干练，甚得李鸿章赏识，“大蒙赏拔，叹为干济才。委办营务处，并派赴各署审讯上控案件，逐次清结，声名籍甚”。光绪二年（1876年），因海运出力，被保奏升用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年，赴任东明知县。东明，毗连山东河南交界，盗匪出没，号称难治。加之连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啼饥号寒，瘟疫肆虐，饿殍遍地。面对如火灾情，米协麟禀停税赋，颁发赈金，开义仓卖谷六百石，使众多饥民得以存活；设立荒灾收容所收治病贫幼孤；捕获匪盗首恶朱龙、孟三严惩正法。经综治年余，地方赖以安谧。
光绪初年，洋煤垄断，洋务所办军用、民用企业岌岌可危。米协麟上书李鸿章，倡议“立矿局于枣庄，即旧窑踵而治之”，发展本国矿业，打破洋煤一统天下。光绪四年（1878年）冬，得李鸿章奏派，赴峄县枣庄，会同候补知县戴华藻，当地回族绅士金铭、李朝相，创办民族自有矿业——峄县中兴矿局，光绪八年出煤，成为中国唯一一家民族资本煤矿企业，并发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使枣庄成为举世闻名的煤都。因其在中兴矿局创办中厥功至伟，被李鸿章赞誉为“朴实耐劳，兼有学问”。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选甘肃文县知县。文县地处陇蜀之交，乱山叠嶂，风俗刁蛮，闭塞落后。他赴任后因地制宜，多方治理，使民安其政，俗渐更新。后调任平番（现永登）知县。此地为通达青海西宁、新疆伊犁边疆的粮道，少数民族、汉族杂居，抢劫案件时有发生。经悬赏缉获马標等十余匪首，依法惩办。匪盗敛迹，社会安定，粮道通达。驻藏大臣长庚赴任过平番。向通谙边情、著有《西藏时势说》的米协麟咨询治藏大计，答以“道路险远，用兵不便，宜和平办理”，得到长庚的赞许和首肯。他力主和平治理边疆，团结保护少数民族，富有远见。光绪十六年，调署静宁直隶州知州。光绪十八年，六十三岁，辞官回乡，著书执教，不予外事。藏书逾万卷，著作颇丰。
郑逵生（1895-1940） 名锡鸿，字逵生，幼名大鸿，滋阳县郑家郗村（今兖州市颜店镇后郗村）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郑肇垠，前清秀才，老中医。郑逵生幼年上过七八年私塾，爱看《精忠传》一类的书籍。为人性情豁达，倜傥不羁，仗义疏财，善交朋友。少年时代就抱有爱国从戎之志。18岁时弃学从军，到安徽蚌埠当学兵，数年后投东北军，在东北陆军第二期讲武堂学习，接受抗日教育。1927年毕业，分配到东北军任炮连连长。1929年，受东北军委托返回山东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所不容。后有人诬陷郑逵生与济南商埠砸毁日本商场案有关，将郑逮捕入狱。经东北军公文交涉无效，仍留狱中。
郑逵生在狱中结识清华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张北华，政治觉悟与思想有很大进步。1937年10月，郑逵生被释放，回乡后按狱中与张北华的约定，筹划组织武装，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是年底，在滋阳成立抗日游击队指挥部，应募者近千人。由于联系不上张北华，接受了原兖州驻军孙桐萱二十师的委任，被任命为“滋阳抗日梯队第二支队”支队长。后经曲阜地下党与泰西六支队张北华取得联系，郑逵生即向张北华汇报组织抗日武装情况，张同意在特殊情况下，先接受二十师系统委任，并当面指导游击战术方略。
1938年4月，郑逵生率二支队，在兖州至济宁公路傅家庙附近设伏阻击日军给养队，击毙日伪军数十人，击毁汽车五辆，截获一大批日军给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是月，驻兖州日军出兵进攻二支队和梯队总部驻地小孟。郑逵生指挥迎战，激战多时，终因日军武器精良不敌，各部撤出小孟地区。小孟战后，驻兖日军在滋阳乡下组织乡镇伪政权，给二支队活动造成极大困难。此后二支队组织一个小队，趁夜端掉建立最早的邢堂乡公所，将12名汉奸全部俘虏。不久，郑逵生被汉奸刘本功借召开联防会议之际扣押，送给驻济宁日本宪兵队，报功献媚。郑逵生被押在铁塔寺警察局监狱数月，屡经敌人诱降，终未能动摇其抗日决心。后来，郑逵生利用遗尿症保外就医的机会，逃脱敌手，回二支队继续坚持领导游击斗争。
1939年6月间，二支队被敌人压缩到傅家庙两河之间狭小地带，兖州日伪军以500人围攻傅家庙，这时郑逵生不在支队，李殿臣带支队全力抵抗，由于力量悬殊而殉难。二支队几乎全队覆没，郑逵生没有灰心，积极收集旧部以谋再举，并与二十师系统和山东主席沈鸿烈取得联系，沈答应予以支持。1940年春，郑逵生回到郑家郗村家中，被兖州日本宪兵队侦知，遂派出日本兵及汉奸特务包围郑家郗村，郑逵生不幸被捕，被关押到兖州城新东门外宪兵队内。日军对他用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没有让他屈服，三四个月后将他押往济南，一星期后被杀害于日军驻济南法务部。
马宗俊（1910-1944） 又名马秀三，微山县夏镇八里屯村（现微山县开发区八里屯村）人，革命烈士。1927年，考入设于曲阜的省立第二师范（简称二师）。因思想进步，活动能力强，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二师早期党员之一。1928年春，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他仍从事秘密活动，推动学生运动。1929年春，与另一地下党员张凤来倡导并组织进步师生排演林语堂原作话剧《子见南子》，遂成震惊中外的《子见南子》案。
1931年，中共曲阜二师支部重建，学生会改组，马宗俊被选入学生会，成为这一时期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党的骨干分子。次年5月，敌人大逮捕时幸免于难，被迫离校，赴北平朝阳大学求学，并改名马术先，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约一年后，赴福建参加国民党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的反蒋起义，并在起义后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任职。1934年，福建起义失败后，回滕县城里（其原籍夏镇时属滕县）教小学，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滕县党组织的创建人。1935年下半年，转至泰安任教。1936年，考入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39年，军校毕业后，至四川广元宪兵队任排长。次年逃离四川，只身返鲁，准备参加二师同学程照轩领导的抗日武装，投身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但被国民党五十九师师长刘安琪看中，委任为连长。后该师扩编为五十九军，马宗俊升为营长。1941年，驻防甘肃固原、平凉、天水一带。1944年，日军西侵，潼关告急，该军东调迎敌。在东进途中，他写信给堂弟马宗申：“此次赴前方，正是兄报国之时，好男儿决不生还！”不久，潼关战役打响，他将营部设于最前沿，激励官兵与敌作战，终因寡不敌众，与全营官兵壮烈殉国。
2008年12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察翠萍（1930-1946.08） 江苏省沛县栖山镇袁集村人。父亲察贯一是中共湖西专署重要领导人，母亲早逝，她从小跟着父亲，13岁即参加湖西专署组织的工作组，在鱼台县李阁乡任寺村开展群众工作。任寺村工作组由12名人员组成，察翠萍虽然年龄最小，经常深入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拥军支前。
1946年8月，国民党鱼台县党部书记甄天祥勾结国民党军统特务、地主、匪首等，以鱼台袁洼、大翟为中心，在全县范围内发动大规模的杆子会暴乱，以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李阁区是全县杆子会暴乱的重灾区，反动会道门头子、匪首宋传高网罗恶霸地主王步章、任正凡及地痞流氓，先后将李阁区的范庄、任寺、陈峨、路屯、朱庄、魏庄等村政权摧毁，并抓捕40多名地、县工作组及区、村中共党员、干部，察翠萍落入敌手。穷凶极恶的杆子会暴徒在董庄设下刑场，40多名中共干部被分别捆绑在场地周围的树上，用皮带、棍棒轮番抽打、残酷折磨。察翠萍面对敌人的暴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从察翠萍口中得不到任何消息，严刑拷打不能使她屈服，便气急败坏地嚎叫着，下令扒掉察翠萍的衣服，割去她的双乳，并开膛剖腹……年仅16岁的察翠萍英勇牺牲。
马世骏（1915.11-1991.05） 原名马宣亭，兖州县兖州镇西御桥办事处钟楼街（今兖州市鼓楼街道莲花社区）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青少年时期思想活跃，就读于省立滋阳第五职业学校，后转济南中学学习。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两次被校方开除学籍，故改名马世骏，转往北平继续求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6月，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毕业后曾在山东省烟草改良场、湖北省农业改进所、上海中华烟草公司从事昆虫研究工作。1948年春，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攻读昆虫生态学，获硕士学位。1949年冬，转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参加了美国农业部玉米螟生态学防治研究，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荣誉协会会员，获“金钥匙”奖。1951年，完成《红叶松蜂种群动态研究》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提出回归祖国大陆的申请，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52年秋，他借赴荷兰参加国际昆虫大会之机，乘船离美，经比利时、法国、英国转达香港，12月回到祖国。
归国后，马世骏历任国务院环境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学部副主任、国际环境科学问题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主任、欧洲生态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和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等职。在长期的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工作中，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5本。先后提出“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种群变境成长”“昆虫种群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种群自动调节”“应用理化方法及环境自净相结合的途径综合治理环境”“生物环境系统中的相生相克原理”以及“生态工程学”“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边际生态学”等理论，创造性地将生态学原理应用于植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提出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作为一切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的衡量指标。在中国害虫综合治理、环境治理及生态建设的发展与实践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和领导的昆虫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还获1989年度全国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
马世骏十分重视科学队伍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硕士研究生20多人、博士研究生17人。他筹建和主持的农业虫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开放实验室被列为世界银行贷款的国家级重点开放实验室。198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5月30日在河北省丰润县因公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