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城镇作为梁山英雄活动的地理区域、性格成长的社会环境，不仅为好汉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展示了市井生活本身的面貌。《水浒传》是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涉及梁山英雄与封建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以深刻和写实的手法广泛地再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
文化娱乐
《水浒传》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广阔场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伴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长期生活于城镇的市民阶层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而且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精神娱乐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
北宋末年的文人孟元老，宋徽宗时曾来到汴京，目睹了京城的繁华与奢靡。靖康之难后，他流落到南方，回忆往昔，写下了追忆汴京繁盛的《东京梦华录》。全书十卷，记事八十六条，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卷五“东京技艺”一条具体描述了汴京演出各种民间技艺的盛况。大致有孟子书、小唱、傀儡戏、手技、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相扑、杂剧、掉刀、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等，“不可胜数”。还有卖茶的、算卦的、赌博的，常常通宵达旦，热闹非凡。在这诸种技艺中，“说话”（说故事）最为盛行，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三国故事）、说五代史（说五代历史故事）都是“说话”的科目。说话已经成为一种通俗的市民文学，是市民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具有鲜活的自我特征。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说书人讲的是三国故事，小孩听到刘备失败的时候便皱起了眉头，甚或掉下了眼泪；听到曹操失败就喜形于色。说书人的高超技艺连小孩也为之动容，因而为市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在城镇中，表演“说话”的大型固定场所是瓦舍，而真正表演“说话”的地方是瓦舍的中心——勾栏。瓦舍又称瓦肆、瓦子，这种游乐场形式在北宋已相当盛行，仅汴京城内就有50多座，主要集中在朱雀楼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迁都临安，瓦舍也随之出现在杭州城内外，起初由官府开设，目的在于让南渡的北方军卒有个暇日娱乐之地，后来民间效仿，接连出现，数目不下20余座。瓦舍的主要建筑是勾栏，即大致用有图文装饰的栏杆围成的戏台。大瓦子中常常设有几个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观看游玩。北宋末年，在汴京瓦肆献艺的名角各显其能，有说“孟子书”的张廷叟，“说三分”的霍四究，说“五代史”的尹常卖，主小唱的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杖头傀儡任小三、悬丝傀儡张金钱等等，不胜枚举。由于瓦肆中游人络绎不绝，许多酒楼、茶肆也闻风而至，纷纷到其中或就近落户。这些店门装饰鲜艳，有浓妆妓女招揽顾客，并有美酒佳肴相佐，生意兴隆。《水浒传》第90回写东京元宵夜，燕青与李逵入城看灯，来到桑家瓦子，听勾栏内锣声响，两人便挤到人丛里，听说讲史评话，说的是“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场面惊心骇目，气氛张弛相间，关羽的英雄豪气使得李逵高叫：“这正是个好男子！”众人吃惊，皆视李逵。李逵在勾栏中大呼小叫，正是由于说书人的高超技艺，“不由人不喝彩”，既活化出说话的场景，也映衬了李逵勇士的无畏性格。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从东京勾栏瓦肆走出，散落州府的卖唱艺人。阎婆惜“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从小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个行院不爱他”。后来做了宋江的妾。宋玉莲一家在江州卖唱度日，并为宋江、戴宗、李逵侑酒伴唱。在郓城县，白秀英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打踅的行院就是流动演出的女艺人。白秀英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戏舞，或有吹弹，或有歌唱”，演出的诸般品调是指连缀成长篇的戏曲唱本。小说重点描绘的是说话人商业化的演出场景，并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到当时演出的商业化过程。雷横刚出差回到城里，便受怂恿来到勾栏，首先看到白秀英演出的勾栏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上吊着等身靠背”。“金字帐额”是观众送给中意艺人的一种锦字题词，用来褒奖其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而“靠背”则是一些名角专用的道具，如椅帔、桌围等，使乐于捧场的看客看到此物便知道今日上场表演的是哪一位艺人。接着是老儿（白秀英之父白玉乔）执篇开科，锣鼓静场、演员念唱、听众喝彩，随后便是收钱。白秀英拿着盘子说：“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由于雷横“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坐的位置决定出钱的多少，所以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
夜市风情
宋代，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商业都市纷纷兴起，为了适应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夜市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北宋中后期，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的都城临安，也是买卖昼夜不绝，每到岁时佳节，都城夜市更是盛况空前。元宵佳节，千巷万街都是灯炬高挂，烛照辉煌，车马骈阗，歌吹塞空，妇女夜游也渐成习尚，成为城镇的一道风景线。中秋之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吴自牧《梦粱录》）。商品经济的空前繁盛，使宋代一些城市变成了一座座不夜城。宋代的夜市分为商业夜市和文化夜市两类。在商业夜市里，货物充溢，品种齐全，而且经营方式灵活，市场十分活跃。随着商业夜市的兴起，文化夜市也应运而生。宋代的文化夜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酒楼茶坊的音乐会。汴京的酒楼茶坊四处林立，这些酒楼不仅供应酒食，也供文人娱乐。二是瓦肆勾栏的技艺表演。这种游艺场所，不仅白天有演出，晚上也不辍场，有杂剧、傀儡、影戏、说书、讲史、舞旋以及杂技等项目。三是夜游观赏队舞。队舞是一种群众性的街头歌舞表演。宋代盛行傀儡舞队，人们各自装扮一剧中人，动作各不相同，联合成队，游行表演。这虽是群众性的表演，但观众也可得到酬金，得到赏赐，谓之“买市”。特别是到年节时令，有时天子亲临现场，买市以示与民同乐。
《水浒传》对夜市风情的反映，主要表现在对都市上元节（元宵节）的描绘上。正月十四日，东京“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十五日元宵夜，庆赏元宵的人们不知其数。宋江等人入城，观赏元宵景致。宋徽宗时北宋王朝黑暗腐败，但元宵节却也呈现出一派“国富民安，士农乐业”的景象。《水浒传》第九十回叙述：“上元节至，东京年例，大张灯火，庆赏元宵，诸路尽做灯火，于各衙门点放。”京师上元节，从十五日到十九日放灯不禁。不仅东京元宵节景胜境佳，北京大名府也热闹非凡：“照依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
相扑
梁山英雄以勇武著称，他们不仅会使枪弄棒，以拳脚打不明事理的人，而且还擅长一些竞技运动，相扑就是其中一种。“相扑”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竞技运动项目之一，称作角觝，类似今天的摔跤。据说最早发端于古冀州的“蚩尤戏”，至汉代，又发展为一种“东海黄公”戏，蚩尤戏与黄公戏都以剧烈的打斗为内容，具有了一定的故事内容，因而为观众所喜爱。它们由两个人表演，与后来的“相扑”类似。
梁山好汉精通相扑者不止一人。《水浒传》第六十七回写李逵遇到焦挺，李逵有时虽然也叫喊着与人“性命相扑”，但与焦挺交手，却败下阵来。焦挺“相扑”之所以本领高强，是因为他“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子相传，不教徒弟”。从梁山英雄所处的宣和年代算起，北宋末就有依赖“相扑”技艺维持生活的人了，燕青相扑的对手任原，就“教着三二百个上足徒弟”。从焦挺“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看，以相扑为职业者，不仅在都市中表演，还浪迹江湖，具有广阔的市场。梁山英雄除精通“相扑”之外，也喜爱观赏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梁山义军“三败高太尉”，高俅被捉到梁山忠义堂上，宋江为了让朝廷招安，以隆重的礼节恭敬高俅，并在山上大设宴席。高俅吃酒大醉，不觉失言自夸：“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而燕青“三番上岱岳争跤，天下无对”。高俅起身脱了衣服，要与燕青厮扑，“高俅抢将入来，燕青手到，把高俅扭捽得定，只一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
刺字与文身
刺字和文身的习俗在宋代非常流行。其方法大致是：先在皮肤上写字或绘出图案，再用针依样点刺，最后涂以紫黑色植物汁液或其他色素，使之沉着于皮下组织，并且颜色长期不褪。刺字源于中国古代五刑之一的“黥”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被刑者的面额上，涂以黑色，以作为惩处的标志。宋初以后，刺配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在犯人脸上刺字，民间叫作“打金印”。《水浒传》第八回描写：“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狠怪，只唤作‘打金印’。”林冲、武松、宋江等许多好汉的脸上都烙上了这种痕迹。
文身现象在中国发源也很早。远古时代的文身，一是含有部落图腾的意义，文身以求图腾的保护，避免蛟龙水怪的侵害；二是显示男子的胆量与勇猛。这种习俗发端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依然保留。后来这种习俗逐渐扩展到中原地区，唐代称为扎青，但扎青的人以浮浪子弟居多。宋代有些百姓对刺字和文身情有独钟，当时雅称文身为“刺绣”。梁山英雄中文身刺花的也很多，有阮小七、杨雄、龚旺，比较著名的有史进、鲁智深和燕青。史进因“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鲁智深脊背上有“花绣”，便得了“花和尚”的绰号。浪子燕青“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
第八节 风俗文化
视图
都市城镇作为梁山英雄活动的地理区域、性格成长的社会环境，不仅为好汉们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展示了市井生活本身的面貌。《水浒传》是一幅反映北宋末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画卷，它不仅涉及梁山英雄与封建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也以深刻和写实的手法广泛地再现了当时普通民众的世俗生活。
文化娱乐
《水浒传》不但展示了宋朝市井生活的广阔场景，塑造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市井人物，而且也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与追求。伴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长期生活于城镇的市民阶层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而且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他们对精神娱乐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
北宋末年的文人孟元老，宋徽宗时曾来到汴京，目睹了京城的繁华与奢靡。靖康之难后，他流落到南方，回忆往昔，写下了追忆汴京繁盛的《东京梦华录》。全书十卷，记事八十六条，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卷五“东京技艺”一条具体描述了汴京演出各种民间技艺的盛况。大致有孟子书、小唱、傀儡戏、手技、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相扑、杂剧、掉刀、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说三分、五代史等，“不可胜数”。还有卖茶的、算卦的、赌博的，常常通宵达旦，热闹非凡。在这诸种技艺中，“说话”（说故事）最为盛行，讲史、小说、说诨话、说三分（三国故事）、说五代史（说五代历史故事）都是“说话”的科目。说话已经成为一种通俗的市民文学，是市民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具有鲜活的自我特征。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说书人讲的是三国故事，小孩听到刘备失败的时候便皱起了眉头，甚或掉下了眼泪；听到曹操失败就喜形于色。说书人的高超技艺连小孩也为之动容，因而为市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在城镇中，表演“说话”的大型固定场所是瓦舍，而真正表演“说话”的地方是瓦舍的中心——勾栏。瓦舍又称瓦肆、瓦子，这种游乐场形式在北宋已相当盛行，仅汴京城内就有50多座，主要集中在朱雀楼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迁都临安，瓦舍也随之出现在杭州城内外，起初由官府开设，目的在于让南渡的北方军卒有个暇日娱乐之地，后来民间效仿，接连出现，数目不下20余座。瓦舍的主要建筑是勾栏，即大致用有图文装饰的栏杆围成的戏台。大瓦子中常常设有几个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观看游玩。北宋末年，在汴京瓦肆献艺的名角各显其能，有说“孟子书”的张廷叟，“说三分”的霍四究，说“五代史”的尹常卖，主小唱的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杖头傀儡任小三、悬丝傀儡张金钱等等，不胜枚举。由于瓦肆中游人络绎不绝，许多酒楼、茶肆也闻风而至，纷纷到其中或就近落户。这些店门装饰鲜艳，有浓妆妓女招揽顾客，并有美酒佳肴相佐，生意兴隆。《水浒传》第90回写东京元宵夜，燕青与李逵入城看灯，来到桑家瓦子，听勾栏内锣声响，两人便挤到人丛里，听说讲史评话，说的是“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场面惊心骇目，气氛张弛相间，关羽的英雄豪气使得李逵高叫：“这正是个好男子！”众人吃惊，皆视李逵。李逵在勾栏中大呼小叫，正是由于说书人的高超技艺，“不由人不喝彩”，既活化出说话的场景，也映衬了李逵勇士的无畏性格。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从东京勾栏瓦肆走出，散落州府的卖唱艺人。阎婆惜“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从小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个行院不爱他”。后来做了宋江的妾。宋玉莲一家在江州卖唱度日，并为宋江、戴宗、李逵侑酒伴唱。在郓城县，白秀英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色艺双绝”，打踅的行院就是流动演出的女艺人。白秀英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戏舞，或有吹弹，或有歌唱”，演出的诸般品调是指连缀成长篇的戏曲唱本。小说重点描绘的是说话人商业化的演出场景，并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到当时演出的商业化过程。雷横刚出差回到城里，便受怂恿来到勾栏，首先看到白秀英演出的勾栏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上吊着等身靠背”。“金字帐额”是观众送给中意艺人的一种锦字题词，用来褒奖其艺术上的独特之处；而“靠背”则是一些名角专用的道具，如椅帔、桌围等，使乐于捧场的看客看到此物便知道今日上场表演的是哪一位艺人。接着是老儿（白秀英之父白玉乔）执篇开科，锣鼓静场、演员念唱、听众喝彩，随后便是收钱。白秀英拿着盘子说：“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由于雷横“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坐的位置决定出钱的多少，所以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
夜市风情
宋代，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商业都市纷纷兴起，为了适应市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夜市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北宋中后期，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的都城临安，也是买卖昼夜不绝，每到岁时佳节，都城夜市更是盛况空前。元宵佳节，千巷万街都是灯炬高挂，烛照辉煌，车马骈阗，歌吹塞空，妇女夜游也渐成习尚，成为城镇的一道风景线。中秋之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吴自牧《梦粱录》）。商品经济的空前繁盛，使宋代一些城市变成了一座座不夜城。宋代的夜市分为商业夜市和文化夜市两类。在商业夜市里，货物充溢，品种齐全，而且经营方式灵活，市场十分活跃。随着商业夜市的兴起，文化夜市也应运而生。宋代的文化夜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酒楼茶坊的音乐会。汴京的酒楼茶坊四处林立，这些酒楼不仅供应酒食，也供文人娱乐。二是瓦肆勾栏的技艺表演。这种游艺场所，不仅白天有演出，晚上也不辍场，有杂剧、傀儡、影戏、说书、讲史、舞旋以及杂技等项目。三是夜游观赏队舞。队舞是一种群众性的街头歌舞表演。宋代盛行傀儡舞队，人们各自装扮一剧中人，动作各不相同，联合成队，游行表演。这虽是群众性的表演，但观众也可得到酬金，得到赏赐，谓之“买市”。特别是到年节时令，有时天子亲临现场，买市以示与民同乐。
《水浒传》对夜市风情的反映，主要表现在对都市上元节（元宵节）的描绘上。正月十四日，东京“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十五日元宵夜，庆赏元宵的人们不知其数。宋江等人入城，观赏元宵景致。宋徽宗时北宋王朝黑暗腐败，但元宵节却也呈现出一派“国富民安，士农乐业”的景象。《水浒传》第九十回叙述：“上元节至，东京年例，大张灯火，庆赏元宵，诸路尽做灯火，于各衙门点放。”京师上元节，从十五日到十九日放灯不禁。不仅东京元宵节景胜境佳，北京大名府也热闹非凡：“照依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
相扑
梁山英雄以勇武著称，他们不仅会使枪弄棒，以拳脚打不明事理的人，而且还擅长一些竞技运动，相扑就是其中一种。“相扑”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竞技运动项目之一，称作角觝，类似今天的摔跤。据说最早发端于古冀州的“蚩尤戏”，至汉代，又发展为一种“东海黄公”戏，蚩尤戏与黄公戏都以剧烈的打斗为内容，具有了一定的故事内容，因而为观众所喜爱。它们由两个人表演，与后来的“相扑”类似。
梁山好汉精通相扑者不止一人。《水浒传》第六十七回写李逵遇到焦挺，李逵有时虽然也叫喊着与人“性命相扑”，但与焦挺交手，却败下阵来。焦挺“相扑”之所以本领高强，是因为他“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子相传，不教徒弟”。从梁山英雄所处的宣和年代算起，北宋末就有依赖“相扑”技艺维持生活的人了，燕青相扑的对手任原，就“教着三二百个上足徒弟”。从焦挺“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看，以相扑为职业者，不仅在都市中表演，还浪迹江湖，具有广阔的市场。梁山英雄除精通“相扑”之外，也喜爱观赏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梁山义军“三败高太尉”，高俅被捉到梁山忠义堂上，宋江为了让朝廷招安，以隆重的礼节恭敬高俅，并在山上大设宴席。高俅吃酒大醉，不觉失言自夸：“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而燕青“三番上岱岳争跤，天下无对”。高俅起身脱了衣服，要与燕青厮扑，“高俅抢将入来，燕青手到，把高俅扭捽得定，只一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
刺字与文身
刺字和文身的习俗在宋代非常流行。其方法大致是：先在皮肤上写字或绘出图案，再用针依样点刺，最后涂以紫黑色植物汁液或其他色素，使之沉着于皮下组织，并且颜色长期不褪。刺字源于中国古代五刑之一的“黥”刑。黥刑又称墨刑，即刺字于被刑者的面额上，涂以黑色，以作为惩处的标志。宋初以后，刺配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在犯人脸上刺字，民间叫作“打金印”。《水浒传》第八回描写：“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狠怪，只唤作‘打金印’。”林冲、武松、宋江等许多好汉的脸上都烙上了这种痕迹。
文身现象在中国发源也很早。远古时代的文身，一是含有部落图腾的意义，文身以求图腾的保护，避免蛟龙水怪的侵害；二是显示男子的胆量与勇猛。这种习俗发端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依然保留。后来这种习俗逐渐扩展到中原地区，唐代称为扎青，但扎青的人以浮浪子弟居多。宋代有些百姓对刺字和文身情有独钟，当时雅称文身为“刺绣”。梁山英雄中文身刺花的也很多，有阮小七、杨雄、龚旺，比较著名的有史进、鲁智深和燕青。史进因“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九纹龙史进”。鲁智深脊背上有“花绣”，便得了“花和尚”的绰号。浪子燕青“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