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文人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对水浒故事所体现的民间文化逐渐产生影响，并有意识地加以整合，最终儒家文化思想占据上风。儒家伦理精神对水浒故事的浸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水浒英雄面对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在官逼民反的压力下，发出愤怒的呐喊，走向造反的道路，虽然身居水泊被统治阶级视为“盗”“贼”，但他们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伦理意识，是社会民众奉行的社会道德准则，是忠、孝、节、义的行为规范。水浒英雄倡导孝、忠，崇仰仗义疏财，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准则，体现的是世俗社会平民阶级的道德实践和思想。
孝
孝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维护的宗法关系的基本规范。本义是指晚辈对父母的感恩与敬爱的情感或行为。“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前提与基础。对自家父母的孝，常常可以衍生出对君主的“忠”，对朋友的“信”。普及与推广孝道，是维护社会固有秩序的有力措施，历代统治阶级以及公众舆论都十分重视孝的宣传。“孝”在水浒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浒故事忠义观念的基石。宋江是水浒故事中最突出的人物，是一百零八将的灵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出场即性情至孝。“他面黑身矮，人都呼他做黑宋江；且又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由于身居官场，世道险恶，为了不连累父母，他在郓城做刀笔小吏时，便与他的父亲宋太公商量妥当，让宋太公到官府告他不孝，脱离父子关系，并拿到了官府的证明——“执贴文凭”。并在家中挖好了“地窨子”，以备不测。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大宋宣和遗事》说他“直奔梁山泊，寻那哥哥晁盖”。元代水浒戏中说宋江直接上梁山造反去了。而《水浒传》则复杂得多，他先是来到家中躲藏了起来，在家中待不下去了，才亡命江湖。直到江州题了反诗，被判死刑，连囚徒也做不成了，只好跟前来劫法场的水浒好汉上了梁山。到梁山后，宋江首先从孝道出发，下山搬取老父，梁山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天伦之乐。一些好汉为了维护孝的至诚，也不惜杀人待罪。雷横“是个大孝子”，见母亲被卖唱歌妓白秀英打了耳光，“一时怒从心起，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朱仝感其孝道，放走了雷横，雷横带着老母亲，星夜投奔梁山泊去了。在水浒英雄中，除了没有家庭牵挂的外，好汉们到梁山泊后，都通过不同途径把家属搬上梁山，以尽人伦之道。
水浒故事中的“孝”不仅包括对父母的亲情，也包含着对下层百姓互助互怜的感情。水浒英雄们多身居下层，了解下层人民的苦处，他们朴素的孝不只限于自身，而且波及世间。小霸王周通欲抢刘太公的女儿做压寨夫人，为鲁智深阻止，为刘太公解决了后顾之忧。李鬼剪径害人，被黑旋风李逵捉住。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但听到李鬼有九十岁的老母需要赡养时，不仅放了李鬼，而且李逵认为李鬼“有孝顺之心”便赠给他十两银子。儒家孝义精神由己及人，体现了好汉们敬老怜贫的传统优秀品质。
水浒英雄的孝，不只停留在家庭的伦理上，他们追求孝的终极目的乃是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因失陷花石纲受尽了高俅的气，后来又失去了生辰纲，不得已到二龙山占山为王。但是他一直“指望他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上梁山后，支持宋江招安，以便为国家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祖宗争气，支持着杨志驰骋沙场，但奸佞当道，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在封建社会，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报效朝廷、报效国家，以便显亲扬名、光宗耀祖，这是一种由孝而至大孝的伦理过程，是极力受到推崇的。《礼记·祭义》记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尊亲”即提高自身的人格，以扬名后世，显扬父母。宋江为刀笔小吏，其功名思想就是建立功业，光耀门楣，以至青史留名。宋江受招安后，率领众兄弟征辽、平方腊，被封为安抚使，得以门庭显扬，青史留名。这种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忠孝思想在梁山世界里普遍存在。
忠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与升华。忠是由孝衍化而来的，子对父的行为准则是“孝”，由父而君，由家而国，事君以忠便是孝。《宋史》中提到的宋江被招降、打方腊的事实，是水浒故事中的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故事情节的最早来源，是形成《水浒传》忠义思想的最早源头。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只是众多农民起义的一支队伍，距北宋被金灭亡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民族意识高涨，原来反抗北宋政权的起义军把“勤王”当作救国，“勤王”也就是“忠义”。他们纷纷转入抗金，或与宋室爱国将领协同作战，或投其麾下以作前驱。这种忠义思想，本质上是趋于民族大义，实际上也包含着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的情怀。
《水浒传》的主旨，明清两代有两种对立的说法，即主张“忠义”说和主张诲盗说。近代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倡民生、民权”的政治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农民起义”说、“市民”说，还有用“忠奸斗争”说解释小说的主题。一般认为“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互间可以作为某种补充和包容。
《水浒传》讲述了梁山英雄打击贪官污吏和权奸侯臣的生动故事，表达了普通民众对这些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的切齿痛恨。因为与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相比，上至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是“不忠不义”的。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善于踢毬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如此，从手握朝政大权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中书、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宋江是忠义的化身。他起初心怀忠义之思不肯上梁山；不得已上梁山后，也依然心怀忠义。晁盖死后，坐上第一把交椅，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忠义思想吸引天下英雄豪杰、壮大梁山的力量，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同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宋江身在江湖，心系庙堂，后来打败辽国，为国雪耻，他成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辽国向北宋皇帝投降，纳币称臣，是子虚乌有的结局，与历史是不符的。北宋时期，历代皇帝一味妥协，只会割地纳币，直到订立“澶渊之盟”，才与辽国勉强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再后来，金人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掳走徽宗和钦宗，宣告北宋王朝的完结。《水浒传》这样描写宋辽关系，既是作者愤世心态的流露，又是饱经战乱和屈辱的中原老百姓的民族思想和爱国情感的反映。但与方腊的决战，水浒英雄却显得凄惨悲凉，好汉们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回到朝廷受封的只剩27人。卢俊义、宋江被蔡京、高俅等权奸害死。宋江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死在旦夕，却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倡导的忠义，有让人鼓舞的一面，但又有愚忠的一面，水浒故事所表现的忠的观念，打着时代的烙印，也刻着时代的局限。
义
好汉们陆续上梁山之前，都有“仗义疏财”的豪举，他们慷慨好施、扶危济困、舍身为人，维护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同时，好汉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其言行磊落、坦荡，性情粗豪、洒脱，这是好汉们身上最富于情感色彩，最具人情味的道德力量，也是评价梁山英雄的道德标准。《水浒传》中“义”的内涵丰富，是对南宋以来水浒故事有关“义”内容的总结和发展。
正义之“义” “义”大约在战国时就成为人际关系中的一项道德标准了，秦汉以后，这种观念更多的是在民间流行。水浒英雄首先标举正义，因为他们往往自告奋勇地除暴安良，扶危救国。鲁智深专打不明事理的人。他与金翠莲父女素昧平生，只恨镇关西郑屠以势凌弱，霸女作恶。他听了金氏父女的诉说，愤愤不平，结果打死镇关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见义勇为”之举。此后，鲁智深又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的性命，对受害者援以兄弟之情。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情怀，肝胆照人。这就是“见义勇为”的传统，《论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孔孟儒家学说提倡见义勇为。武松为兄复仇，也强烈地表达了市民阶层反抗龌龊社会的不屈精神。开始武松想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替哥哥申冤，结果不能如愿，只好凭借自身的力量主持正义，操利刃，处死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完成这一大快人心的壮举。而且，梁山英雄每打下一州一城，如打高唐，打东平府等，总不忘把贪官的资财散济给贫民。仗义疏财，梁山义军在百姓中的影响得到扩大。大聚义后，梁山水泊“替天行道”的日常举动是对客商百姓，并不打扰，而是保境安民；对土豪劣绅，没收财产，决不留情；对“箱里搜出金银来”的贪官，严惩不贷。这种对不同阶层的“义”，就是公义，体现了好汉们的道义标准和理想追求。在水浒故事中，仗义疏财是不怀功利目的对贫困者赒济施舍的道德行为，属于小生产者经济的意识范畴，它作为伦理观念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把义与仁爱、忠恕之道以及克己复礼的社会主张联系在一起，因而强调义利之辨和“明于义而不计其利”。特别是社会矛盾加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的时期，仗义疏财作为一种美德，得到广大民众的赞赏和仰慕。
团结合作之“义” 在水浒故事中，好汉们的“结义”和“聚义”常常给人一种鼓舞的力量。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他们要求异姓兄弟胜似亲生兄弟，“人人戮力，个个同心”，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英雄的第一次集体大行动。七星聚义是比较典型的通过个人联合聚义的形式。在《水浒传》中，个人联合、众多山寨的好汉联合聚义的方式是多样的。在不同方式的小聚义以后，好汉们奔赴梁山，共聚大义。这使梁山泊的骨干、人马、物质不断得到扩充，构成了梁山泊根据地产生、发展、成熟的壮丽图景。
江湖义气之“义” 人在江湖，重然诺救急难，担道义明恩仇，在漂泊与逍遥、自由与束缚、个人与朋友之间，往往显露出好汉们的豪迈义气——“江湖义气”。这种义气看重个人交情，重视自己或团伙的利益。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他们的社会生活背景不同，走向梁山的反叛道路有别。但他们人在江湖，又有一种漂泊感和归属感。因此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义”气显得更为重要。谁能够仗义疏财，谁就在江湖上声名远播，谁就能够获得威信和号召力。以仗义疏财而最为闻名的莫过于宋江，“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论地位，宋江只是一个刀笔小吏，但由于他仗义疏财，成为众好汉拥戴的英雄。在许多险境中，只要说出宋江的名字，立刻化险为夷，变仇敌为亲切的朋友和兄弟。仗义疏财缩短了众好汉的心灵距离。最能说明义气的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蒋门神倚强凌弱，强占“快活林”，赶走施恩。为解决个人恩怨，施恩与武松结为兄弟，武松最终为他夺回了快活林。在好汉们攻城略地的战斗中，有正义、团结的一面，也有激于兄弟义气而复仇的一面。攻打曾头市为晁盖复仇，攻打高唐救柴进等等，都有江湖义气的成分。在招安过程中，宋江用忠义思想，特别是利用梁山好汉义气的特性将他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并带领他们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
大同世界
《水浒传》为后世形象地构筑了一个理想社会，即梁山泊的大同世界。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中，在一百零八将大聚义排座次之后，有一篇通俗骈文，赞美梁山泊的好处：“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鲁，或淳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所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恨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比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刊行还早的百回本《水浒传》（容与堂刊本），在七十一回水浒英雄排座次后，也赞美说“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一百零八位英雄各司其职，“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他们并歃血对苍天盟誓：“生死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在梁山泊的理想天地中，众英雄不论出身贵贱，一律是兄弟，各尽其才，各尽其能；在待遇上，“论秤分金银，论套穿衣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互信互助，生死相依。这种梁山泊的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下层人民向往的理想社会制度，它有别于封建社会建立的任何一种宗法政治王朝，是受压迫者中敏锐的有志之士绘制的社会蓝图。《水浒传》破天荒地以小说的形式展示了一个理想的王国，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构成来源相当复杂，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庄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会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识的渗入。《水浒传》构想的梁山泊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哪一家思想垄断的瑰丽世界，而是儒、释、道三教宗教政治伦理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载体。
《水浒传》评点
从水浒故事的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大约经过了历史传说-艺人说话-戏剧演述-加工成书四个阶段。从宋江起事到小说成书，差不多经过了二百数十年；自《水浒传》写成到刊行问世，差不多又经过了一百数十年，前后有四百余年。水浒故事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受到民众的喜欢，历久不衰，除了故事本身具有的丰富曲折的内容外，更主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渗进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和愿望。《水浒传》出版，又引来知识阶层的评说。私营书坊主出于商业动机，常常加大对自己雕印书籍的宣传力度。在书籍正文之前加上“序”“跋”，说明雕印的意图和该书的特点，这就是小说评点的最初形式。评点这种形式是从诗文开始的。最早的小说评点主要是书坊主介绍性的文字，直到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等人，小说评点才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形式，从事小说评点的人不再是文学水平平庸的书商，而是具有艺术鉴赏力的文人了。
李贽评点《水浒传》 明代思想家、评论家李贽对水浒故事的忠义伦理阐发得深刻透辟。他是第一位以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形式评论《水浒传》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对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水浒传》的评点可谓发自肺腑，第一次对水浒故事的忠义伦理作出了全面的肯定，大力推崇忠义思想。在李贽的评赞中，对宋江着重赞美其“忠”，对众好汉着力推崇其“义”。众英雄义气磊落，同福同祸，同生同死，鲁智深援救林冲的故事便极为生动。李贽的评点，即显示了英雄的个性，又升华了忠义的伦理思想。李贽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早期主将，他追求个性自由，要求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童心般的真情。他认为《水浒传》就是一部写出了“市井小夫”真情的不朽巨著。李贽同情梁山英雄的造反行为，讴歌他们的英雄业绩，但这些都没有超出反对权奸佞臣和贪官污吏的范围。他的社会理想，不外是要匡正时弊，澄清吏治，树起一种没有贪官污吏为非作歹的社会正气。他用小说评点的全新形式，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专制社会的黑暗腐朽，倡导忠义的伦理境界。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 对《水浒传》的评点，以至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到清初的金圣叹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与李贽相反，金圣叹第一次对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进行了否定。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被称为“第五才子书”。金圣叹对《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否定，主要表现在“金本”，就是经过他删改和评点的《水浒传》之中。金圣叹以百回本《水浒传》为基础，将七十一回以后的几十回文字一笔砍去，并在七十一回回末增添“梁山英雄惊恶梦”作结，将第一回改为《楔子》，形成只有七十回的章回小说，这就是“金本”《水浒传》。因为宋江是忠义伦理的代表，只要将宋江的忠义思想否定了，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金圣叹“独恶宋江一人”，把宋江说成是玩弄“权术”的人，他的全忠仗义都是虚假的。这就是金圣叹以评点方式否定宋江的基本手法。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一砍一批，否定了小说的忠义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使水浒故事一以贯之的忠义伦理精神受到戕害。金圣叹虽然否定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但他删改评点的《水浒传》保留了繁本中最精彩的部分，同时又在情节、人物、语言方面作了较多修订，删除了与故事本身无关的诗词，成为后世流行最广的一个版本。
第四节 《水浒传》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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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故事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文人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对水浒故事所体现的民间文化逐渐产生影响，并有意识地加以整合，最终儒家文化思想占据上风。儒家伦理精神对水浒故事的浸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水浒英雄面对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在官逼民反的压力下，发出愤怒的呐喊，走向造反的道路，虽然身居水泊被统治阶级视为“盗”“贼”，但他们依然替天行道。“道”主要是儒家伦理意识，是社会民众奉行的社会道德准则，是忠、孝、节、义的行为规范。水浒英雄倡导孝、忠，崇仰仗义疏财，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准则，体现的是世俗社会平民阶级的道德实践和思想。
孝
孝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维护的宗法关系的基本规范。本义是指晚辈对父母的感恩与敬爱的情感或行为。“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孝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前提与基础。对自家父母的孝，常常可以衍生出对君主的“忠”，对朋友的“信”。普及与推广孝道，是维护社会固有秩序的有力措施，历代统治阶级以及公众舆论都十分重视孝的宣传。“孝”在水浒故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水浒故事忠义观念的基石。宋江是水浒故事中最突出的人物，是一百零八将的灵魂。《水浒传》中的宋江，一出场即性情至孝。“他面黑身矮，人都呼他做黑宋江；且又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由于身居官场，世道险恶，为了不连累父母，他在郓城做刀笔小吏时，便与他的父亲宋太公商量妥当，让宋太公到官府告他不孝，脱离父子关系，并拿到了官府的证明——“执贴文凭”。并在家中挖好了“地窨子”，以备不测。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大宋宣和遗事》说他“直奔梁山泊，寻那哥哥晁盖”。元代水浒戏中说宋江直接上梁山造反去了。而《水浒传》则复杂得多，他先是来到家中躲藏了起来，在家中待不下去了，才亡命江湖。直到江州题了反诗，被判死刑，连囚徒也做不成了，只好跟前来劫法场的水浒好汉上了梁山。到梁山后，宋江首先从孝道出发，下山搬取老父，梁山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天伦之乐。一些好汉为了维护孝的至诚，也不惜杀人待罪。雷横“是个大孝子”，见母亲被卖唱歌妓白秀英打了耳光，“一时怒从心起，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朱仝感其孝道，放走了雷横，雷横带着老母亲，星夜投奔梁山泊去了。在水浒英雄中，除了没有家庭牵挂的外，好汉们到梁山泊后，都通过不同途径把家属搬上梁山，以尽人伦之道。
水浒故事中的“孝”不仅包括对父母的亲情，也包含着对下层百姓互助互怜的感情。水浒英雄们多身居下层，了解下层人民的苦处，他们朴素的孝不只限于自身，而且波及世间。小霸王周通欲抢刘太公的女儿做压寨夫人，为鲁智深阻止，为刘太公解决了后顾之忧。李鬼剪径害人，被黑旋风李逵捉住。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但听到李鬼有九十岁的老母需要赡养时，不仅放了李鬼，而且李逵认为李鬼“有孝顺之心”便赠给他十两银子。儒家孝义精神由己及人，体现了好汉们敬老怜贫的传统优秀品质。
水浒英雄的孝，不只停留在家庭的伦理上，他们追求孝的终极目的乃是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因失陷花石纲受尽了高俅的气，后来又失去了生辰纲，不得已到二龙山占山为王。但是他一直“指望他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上梁山后，支持宋江招安，以便为国家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为祖宗争气，支持着杨志驰骋沙场，但奸佞当道，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在封建社会，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报效朝廷、报效国家，以便显亲扬名、光宗耀祖，这是一种由孝而至大孝的伦理过程，是极力受到推崇的。《礼记·祭义》记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尊亲”即提高自身的人格，以扬名后世，显扬父母。宋江为刀笔小吏，其功名思想就是建立功业，光耀门楣，以至青史留名。宋江受招安后，率领众兄弟征辽、平方腊，被封为安抚使，得以门庭显扬，青史留名。这种建功立业、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忠孝思想在梁山世界里普遍存在。
忠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与升华。忠是由孝衍化而来的，子对父的行为准则是“孝”，由父而君，由家而国，事君以忠便是孝。《宋史》中提到的宋江被招降、打方腊的事实，是水浒故事中的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故事情节的最早来源，是形成《水浒传》忠义思想的最早源头。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只是众多农民起义的一支队伍，距北宋被金灭亡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民族意识高涨，原来反抗北宋政权的起义军把“勤王”当作救国，“勤王”也就是“忠义”。他们纷纷转入抗金，或与宋室爱国将领协同作战，或投其麾下以作前驱。这种忠义思想，本质上是趋于民族大义，实际上也包含着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的情怀。
《水浒传》的主旨，明清两代有两种对立的说法，即主张“忠义”说和主张诲盗说。近代有些人把它看作是“倡民生、民权”的政治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农民起义”说、“市民”说，还有用“忠奸斗争”说解释小说的主题。一般认为“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相互间可以作为某种补充和包容。
《水浒传》讲述了梁山英雄打击贪官污吏和权奸侯臣的生动故事，表达了普通民众对这些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的切齿痛恨。因为与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相比，上至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是“不忠不义”的。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善于踢毬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倚势逞强，无恶不作。如此，从手握朝政大权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中书、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宋江是忠义的化身。他起初心怀忠义之思不肯上梁山；不得已上梁山后，也依然心怀忠义。晁盖死后，坐上第一把交椅，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忠义思想吸引天下英雄豪杰、壮大梁山的力量，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同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宋江身在江湖，心系庙堂，后来打败辽国，为国雪耻，他成为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辽国向北宋皇帝投降，纳币称臣，是子虚乌有的结局，与历史是不符的。北宋时期，历代皇帝一味妥协，只会割地纳币，直到订立“澶渊之盟”，才与辽国勉强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再后来，金人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掳走徽宗和钦宗，宣告北宋王朝的完结。《水浒传》这样描写宋辽关系，既是作者愤世心态的流露，又是饱经战乱和屈辱的中原老百姓的民族思想和爱国情感的反映。但与方腊的决战，水浒英雄却显得凄惨悲凉，好汉们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回到朝廷受封的只剩27人。卢俊义、宋江被蔡京、高俅等权奸害死。宋江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死在旦夕，却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倡导的忠义，有让人鼓舞的一面，但又有愚忠的一面，水浒故事所表现的忠的观念，打着时代的烙印，也刻着时代的局限。
义
好汉们陆续上梁山之前，都有“仗义疏财”的豪举，他们慷慨好施、扶危济困、舍身为人，维护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同时，好汉们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其言行磊落、坦荡，性情粗豪、洒脱，这是好汉们身上最富于情感色彩，最具人情味的道德力量，也是评价梁山英雄的道德标准。《水浒传》中“义”的内涵丰富，是对南宋以来水浒故事有关“义”内容的总结和发展。
正义之“义” “义”大约在战国时就成为人际关系中的一项道德标准了，秦汉以后，这种观念更多的是在民间流行。水浒英雄首先标举正义，因为他们往往自告奋勇地除暴安良，扶危救国。鲁智深专打不明事理的人。他与金翠莲父女素昧平生，只恨镇关西郑屠以势凌弱，霸女作恶。他听了金氏父女的诉说，愤愤不平，结果打死镇关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见义勇为”之举。此后，鲁智深又大闹野猪林，救了林冲的性命，对受害者援以兄弟之情。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情怀，肝胆照人。这就是“见义勇为”的传统，《论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孔孟儒家学说提倡见义勇为。武松为兄复仇，也强烈地表达了市民阶层反抗龌龊社会的不屈精神。开始武松想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替哥哥申冤，结果不能如愿，只好凭借自身的力量主持正义，操利刃，处死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完成这一大快人心的壮举。而且，梁山英雄每打下一州一城，如打高唐，打东平府等，总不忘把贪官的资财散济给贫民。仗义疏财，梁山义军在百姓中的影响得到扩大。大聚义后，梁山水泊“替天行道”的日常举动是对客商百姓，并不打扰，而是保境安民；对土豪劣绅，没收财产，决不留情；对“箱里搜出金银来”的贪官，严惩不贷。这种对不同阶层的“义”，就是公义，体现了好汉们的道义标准和理想追求。在水浒故事中，仗义疏财是不怀功利目的对贫困者赒济施舍的道德行为，属于小生产者经济的意识范畴，它作为伦理观念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把义与仁爱、忠恕之道以及克己复礼的社会主张联系在一起，因而强调义利之辨和“明于义而不计其利”。特别是社会矛盾加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的时期，仗义疏财作为一种美德，得到广大民众的赞赏和仰慕。
团结合作之“义” 在水浒故事中，好汉们的“结义”和“聚义”常常给人一种鼓舞的力量。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他们要求异姓兄弟胜似亲生兄弟，“人人戮力，个个同心”，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智取生辰纲，是梁山英雄的第一次集体大行动。七星聚义是比较典型的通过个人联合聚义的形式。在《水浒传》中，个人联合、众多山寨的好汉联合聚义的方式是多样的。在不同方式的小聚义以后，好汉们奔赴梁山，共聚大义。这使梁山泊的骨干、人马、物质不断得到扩充，构成了梁山泊根据地产生、发展、成熟的壮丽图景。
江湖义气之“义” 人在江湖，重然诺救急难，担道义明恩仇，在漂泊与逍遥、自由与束缚、个人与朋友之间，往往显露出好汉们的豪迈义气——“江湖义气”。这种义气看重个人交情，重视自己或团伙的利益。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他们的社会生活背景不同，走向梁山的反叛道路有别。但他们人在江湖，又有一种漂泊感和归属感。因此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的“义”气显得更为重要。谁能够仗义疏财，谁就在江湖上声名远播，谁就能够获得威信和号召力。以仗义疏财而最为闻名的莫过于宋江，“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论地位，宋江只是一个刀笔小吏，但由于他仗义疏财，成为众好汉拥戴的英雄。在许多险境中，只要说出宋江的名字，立刻化险为夷，变仇敌为亲切的朋友和兄弟。仗义疏财缩短了众好汉的心灵距离。最能说明义气的是武松醉打蒋门神的故事。蒋门神倚强凌弱，强占“快活林”，赶走施恩。为解决个人恩怨，施恩与武松结为兄弟，武松最终为他夺回了快活林。在好汉们攻城略地的战斗中，有正义、团结的一面，也有激于兄弟义气而复仇的一面。攻打曾头市为晁盖复仇，攻打高唐救柴进等等，都有江湖义气的成分。在招安过程中，宋江用忠义思想，特别是利用梁山好汉义气的特性将他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并带领他们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
大同世界
《水浒传》为后世形象地构筑了一个理想社会，即梁山泊的大同世界。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中，在一百零八将大聚义排座次之后，有一篇通俗骈文，赞美梁山泊的好处：“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鲁，或淳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所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恨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已瞻依廊庙。”比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刊行还早的百回本《水浒传》（容与堂刊本），在七十一回水浒英雄排座次后，也赞美说“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一百零八位英雄各司其职，“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他们并歃血对苍天盟誓：“生死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在梁山泊的理想天地中，众英雄不论出身贵贱，一律是兄弟，各尽其才，各尽其能；在待遇上，“论秤分金银，论套穿衣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互信互助，生死相依。这种梁山泊的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下层人民向往的理想社会制度，它有别于封建社会建立的任何一种宗法政治王朝，是受压迫者中敏锐的有志之士绘制的社会蓝图。《水浒传》破天荒地以小说的形式展示了一个理想的王国，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梁山泊的大同理想天地，其构成来源相当复杂，既有儒家“大同世界”和庄子“至德之世”的影子，又有道教“太平”的社会理想和佛教平等意识的渗入。《水浒传》构想的梁山泊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哪一家思想垄断的瑰丽世界，而是儒、释、道三教宗教政治伦理化的一个共同的理想载体。
《水浒传》评点
从水浒故事的流传到《水浒传》成书，大约经过了历史传说-艺人说话-戏剧演述-加工成书四个阶段。从宋江起事到小说成书，差不多经过了二百数十年；自《水浒传》写成到刊行问世，差不多又经过了一百数十年，前后有四百余年。水浒故事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受到民众的喜欢，历久不衰，除了故事本身具有的丰富曲折的内容外，更主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渗进了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和愿望。《水浒传》出版，又引来知识阶层的评说。私营书坊主出于商业动机，常常加大对自己雕印书籍的宣传力度。在书籍正文之前加上“序”“跋”，说明雕印的意图和该书的特点，这就是小说评点的最初形式。评点这种形式是从诗文开始的。最早的小说评点主要是书坊主介绍性的文字，直到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等人，小说评点才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形式，从事小说评点的人不再是文学水平平庸的书商，而是具有艺术鉴赏力的文人了。
李贽评点《水浒传》 明代思想家、评论家李贽对水浒故事的忠义伦理阐发得深刻透辟。他是第一位以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形式评论《水浒传》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对那个时代的哲学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水浒传》的评点可谓发自肺腑，第一次对水浒故事的忠义伦理作出了全面的肯定，大力推崇忠义思想。在李贽的评赞中，对宋江着重赞美其“忠”，对众好汉着力推崇其“义”。众英雄义气磊落，同福同祸，同生同死，鲁智深援救林冲的故事便极为生动。李贽的评点，即显示了英雄的个性，又升华了忠义的伦理思想。李贽是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早期主将，他追求个性自由，要求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童心般的真情。他认为《水浒传》就是一部写出了“市井小夫”真情的不朽巨著。李贽同情梁山英雄的造反行为，讴歌他们的英雄业绩，但这些都没有超出反对权奸佞臣和贪官污吏的范围。他的社会理想，不外是要匡正时弊，澄清吏治，树起一种没有贪官污吏为非作歹的社会正气。他用小说评点的全新形式，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专制社会的黑暗腐朽，倡导忠义的伦理境界。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 对《水浒传》的评点，以至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到清初的金圣叹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但与李贽相反，金圣叹第一次对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进行了否定。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被称为“第五才子书”。金圣叹对《水浒传》忠义思想的否定，主要表现在“金本”，就是经过他删改和评点的《水浒传》之中。金圣叹以百回本《水浒传》为基础，将七十一回以后的几十回文字一笔砍去，并在七十一回回末增添“梁山英雄惊恶梦”作结，将第一回改为《楔子》，形成只有七十回的章回小说，这就是“金本”《水浒传》。因为宋江是忠义伦理的代表，只要将宋江的忠义思想否定了，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也就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金圣叹“独恶宋江一人”，把宋江说成是玩弄“权术”的人，他的全忠仗义都是虚假的。这就是金圣叹以评点方式否定宋江的基本手法。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一砍一批，否定了小说的忠义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使水浒故事一以贯之的忠义伦理精神受到戕害。金圣叹虽然否定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但他删改评点的《水浒传》保留了繁本中最精彩的部分，同时又在情节、人物、语言方面作了较多修订，删除了与故事本身无关的诗词，成为后世流行最广的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