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故事
发生发展 宋江起义的事实散见于宋、元、明几代的正史和野史之中，其材料多取自北宋官方的档案和当时的公、私著述。此后，水浒故事经过民间口头相传、话本小说、诗文、戏曲的加工创造，又发展到舞蹈、绘画、雕刻等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其间几百年的民族矛盾、国家兴亡、忠奸斗争和民族风俗习尚等，都融进了小说《水浒传》，形成了历史与各种艺术形式交汇的文学晶体。同时，它又是一个具有巨大辐射力和渗透力的文化实体，不仅对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后世从《水浒传》自身又生发出小说（续书）、戏曲、弹词、诗、词、文、序、跋、评论、电影、电视剧等形式众多的作品。
价值观念 水浒故事系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明确的价值观念，这是水浒文化的实质内容。由于水浒故事系列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水浒文化内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水浒英雄关注个人的命运，他们既有浓厚的儒家忠孝思想与家国情怀，又有侠盗之风，忠、勇、智、信和仗义疏财成为他们奉行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他们是道德的英雄，因而对他们的肯定和颂扬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壮举。另一方面，他们又被看作“强盗”，并对小说屡次查禁，这又显示了民间文化的复杂性。水浒故事的文化信息已经弥漫于社会的不同阶层，表现出细致的情感、思维和意识观念。诸如反抗精神、忠孝节义、豪侠征战、功名训诲、英雄崇拜、尚武爱国、佛道神话、滑稽喜庆等，就体现了鲜明的阶层性和伦理道德取向以及文化审美趣味的差异。1998年，中央电视台把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并正式搬上荧幕，水浒故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也充分证实了水浒故事弥久的文化生命力和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丰富性、延续性。
民族文化 水浒故事表现出浓烈的民族文化风采。如《水浒传》对饮食、风俗、节日等传统习俗的再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平等生活令人向往；浓郁的节日氛围，特别是元宵节，不仅都城东京及其他大城市，就是一些小市镇也家家“赛挂好灯，巧样烟火”。还有相扑、刺字、文身等习俗。这些都反映了宋代乃至元明的文化生活。
水浒文化特征
忠义思想 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在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大宋宣和遗事》中就有明确记载。该书中的“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为水浒故事定下基调。《水浒传》对以宋江为首的英雄好汉的塑造，宣扬了忠义思想，这种“忠义”有着时代的烙印。北宋末年，金人南侵，人民纷纷结社抗战，以至建立“忠义社”，即“忠义民兵”。如太行山八字军称为“忠义八字军”，每个人脸上刺有“尽忠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忠义”就是民众为国尽忠，对外抗战御辱，对内铲除邪恶，包括反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行为，是一种“辅国安民”的思想。《水浒传》中的宋江每每以忠义自诩，阮小五高歌“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高唱“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城献与赵王君”，都是忠义运动的时代表现。
崇尚勇武 水浒英雄大多武艺高强，有过人的勇力和胆气，这是他们除奸恶、斗不平，立身处事的基本条件。在他们看来，是好汉就得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力和气概。鲁智深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气势恢宏。武松任酒使性，独闯景阳冈，空手搏虎而千古流传；他还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胆气淋漓。战场上，将与将的格斗，兵与兵的厮杀，撼天动地；竞技中，燕青岱岳争跤、梁山泊攧翻高俅，迅如猿猱，猛如鸷鸟。诸如此类，无不在炫耀着雄壮、劲烈的阳刚之气。水浒故事倡言勇力，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为广大民众树起了一座阳刚的丰碑，而且培养了下层民众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行动的能力。在饥饿绝望之时，他们敢于揭竿而起；在受到外辱欺凌时，敢于奋起抵抗。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但出现了许多英雄，他们往往以梁山英雄好汉的言行为榜样，面对危难和死亡顽强地抗争，打了不少硬仗、胜仗。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元帅等率领的鲁西八路军于1939年8月在梁山全歼日军一个大队，取得了“梁山战斗”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罗荣桓元帅曾意味深长地说：“在梁山脚下看《水浒》，打鬼子，多有意思啊！”（朱文烽《罗荣桓传》）
包容会通 水浒文化形成的历史，也是多种思想和文化因素凝结的过程。水浒文化包容会通的精神表现为对不同思想观念的兼容并蓄。水浒故事已经把“忠义”思想具体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生动显现，使人耳目可闻可览。水浒故事经过宋元明三代漫长的发展时期，在水浒文化的体系中，儒、释、道三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此外，墨侠思想、游民意识、绿林风范、都市风情等，都显示出水浒文化深刻的多元融合的特征。水浒文化的会通精神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对梁山英雄好汉，广大民众普遍喜爱有加，而封建官僚阶层则贬斥的多，赞誉的少，有的甚至切齿痛恨。水浒文化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思想集合体，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上，又派生出多种艺术和娱乐形式，如水浒故事续书（小说）、戏曲、传说、评书、诗、文、词、序、跋、电影、电视剧、绘画、雕刻，甚至供娱乐用的“水浒牌”。以上各种形式又进一步把水浒故事广布于社会各阶层，从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感和具有差异的文化价值观念。
《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像（2009年2月摄）
一般认为，到元末明初，《水浒传》成书问世，长期流传各地的水浒故事被凝结在一起，水浒故事被定型化了。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施耐庵作，罗贯中编；其二是罗贯中作；其三是施耐庵作。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施耐庵作《水浒传》，在创作过程中得到另一位通俗小说大师罗贯中的支持与合作。关于施耐庵的文献资料很少，而在明代《水浒传》作者的记载中罗贯中最为突出，在明清两代出版的各种《水浒传》中，署名最多的仍是罗贯中。罗贯中创作丰富，除《水浒传》外，还著有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分歧，历史上主要说他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太原人、杭州人、钱塘人等。罗贯中流寓南方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元初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为南粮北运，自任城（济宁）向北至须城（东平），开挖长达150里的运河——济州河。六年后（1289年），又开通东平至临清长达250里的“会通河”（北运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济州河、会通河与通惠河（北运河）相连，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文化的南北交流提供了便捷。山东境内的运河把京杭运河南北贯通起来，后来一些作家又沿运河南下，寓居南方的文化中心杭州。罗贯中故里东平，后沿运河南到杭州。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罗贯中“祖籍东原（今山东东平），流寓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