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
大运河在古代社会是国之命脉，其主要功能是漕运，兼具盐运功能。济宁运河开凿的历史久远，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后。
漕运 元朝统一全国，定都大都，大量物需仰给江南。为保证大都的物资供给，元朝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将原呈折扇状的南北大运河改造成为直线型的京杭大运河，济宁从此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元朝对漕运需求的不断增大，济州河与会通河成为朝廷依赖的重点，但因岸狭水浅，河水不足，常致舟楫阻滞，每年的运输量不过数十万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廷在济州增置漕舟3000艘，役夫2000人。后将济州漕运司军夫增至12000人。元朝每年漕运江淮漕米百万石至京师，其中济州30万石。元朝漕运延续宋金时期的纲运之法，每三十只船为一纲，每纲设押纲官二人，行船多雇募水手。纲运起初一年一运，后增加为春秋二运。纲运分为短运和长运。长运即募民船承运，从瓜洲起运至淮安，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入淮，再由中滦、济州分司派员分领纲船。官方另于各地域掌握一批官船，负责各所在地屯田粮的运输，即短运。元朝漕运体制相对简单，也实行较大规模的海运。元朝多次设置河运职司，频繁开凿、疏浚运河，旋浚旋淤，竭力维持。元朝还注重加强漕运管理，逐步建立了层次严密、职责分明的漕运管理体系。《元史》卷十五《元世祖本纪》载：济州河开挖前，元朝廷在济宁设立汶泗都漕运使；开挖后不久，又在至元二十年设都漕运司于济宁鲁桥，管理“自任城开河至东阿三百余里”运河航道；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改济州漕运司为都漕运司，“并领济之南北漕”；至元二十六年七月设立提举司，职河渠事；九月，罢济州泗汶漕运使司；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月，立会通汶泗河道提举司，从四品。济宁运河为大运河全程地势最高的河段，仅赖周边河湖补水调节，汶、洸、泗等河水量季节变化大，引水不当，致使运河用水紧张，运河航运受到制约，远不如明清兴盛。
盐运 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盐税，“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天历年间（1328-1329年），盐课总数每年达256万多引（一引为400斤），课钞766万余锭，占全国总税收的17%～18%。《元史》载，“常白盐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四月起运，官盐二万引，用船五十艘，每岁以七月起运”。早在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便重视盐运的开展，因御河浅涩，盐运不通，急令塞分渠以复水势。山东西北沿海是元代重要的产盐地之一，为加强山东盐业控制，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蒙古设立山东盐运司。元初宰相阿合马在东平路设立稽查私盐的巡逻队，以维护盐的专卖权。元朝官府则于各产盐区设官纲船运盐发卖，运输方式主要靠河运进行分段分区运输。元朝济州河与会通河不仅是漕粮运道，也成为盐运的主要路线，济宁是食盐主要转运点。盐运路线由小清河河口盐场上航，运盐至历城（今山东济南），再改由大清河上航至东阿，人运河经济宁至鲁西南地区的滕（今山东滕州）、峄（今山东枣庄）等州县。
明代
明初建都南京，因黄河干扰，统治者对北方运道不加重视，济宁运河渐渐淤塞。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运河重心又回到济宁所在的会通河段。
漕运 明朝漕运政策坚持以河运为本策，以海运为旁策，以胶莱为备策，经历了一个由江河海陆多道开漕，向专依河运的演变过程。洪武时多以海运为主，永乐前期海陆兼运，永乐中期以后，以戴村坝至南旺为枢纽，以会通河为骨干的南北运河航运网形成，运河年运量由元朝的三四十万石增加至四百万石，济宁沿运地区经济得以发展，运河城镇相继兴盛繁荣。漕运在明朝已发展为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一项经济制度。明朝漕粮的收兑、运军、押运、过闸、交接等都有详尽的规定。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廷始令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今安徽凤阳）、徐州等地卫所选官军运粮。各省漕粮悉由运河北上，运粮数为300余万石，其中济宁仓支运30万石。关于漕粮的收兑，宣德七年（1432年）规定，东平等州县于安山领兑，沂州等州县于济宁领兑。
随着漕运重要性的不断加强，漕军和漕船数量不断扩大。《明史》卷七十九《食货志·三》载：“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计算运河有河船运军10万名，遮洋船运军3万名，共计约13万。天顺以后，定船11770只，运军12万人。涉漕运军在漕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漕运至京师的期限，初无定制。成化年间（1465-1487年）起，随着“长运法”的确定，开始作出严格限制。具体规定为：北直隶、河南、山东漕粮五月初一抵京，南直隶为七月初一，浙江、江西、湖广为九月初一，“违限者，运官降罚”。正德（1506-1521年）时制定了水程图格，漕船必须“按日次填行止站地”。万历（1573-1620年）初年规定，各地兑纳漕粮必须在十月开仓，十一月兑毕。船到之后，大县十日之内，小县五日之内，均需兑纳完毕，以保证漕船按时起航。明朝对漕粮空前重视，从分派、征收、解运、编制、运船、期限到具体管理，都作出了严格的制度规定，确保漕运的正常进行。
古代运河漕运情景（选自清代江萱《潞河督运图》）
盐运 明朝山东盐场分布于山东渤海湾、莱州湾、胶州湾沿海一带，各盐场产品多通过水路运输销往各地。明朝中叶起，黄、汪、吴等姓在山东青州府、兖州府等区域从事盐运贸易。到明朝后期，官盐运销商看中了济宁水陆交通发达的运销宝地，在济宁安居镇三官庙建盐场一处，占地约20亩，内设草棚数间，盐务数人，盐包露天存放，阴雨天用芦席遮盖。该盐场设备简陋，运销红火，盐船一到，陆运随即分发，盐包积存无多。 清末济宁大运河的繁忙景象（张安利提供）
清代 清朝运河漕运在沿袭明制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造、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漕运 清朝运河漕运分为军运、民运、雇运三种形式。清初漕运沿用明制，用运军长运。运军多为八旗官兵，他们自恃有功，贪婪骄纵，舞弊现象屡屡发生，私分漕粮沿途贩卖，谎称“鼠耗”，再逼百姓纳粮补交。纳粮户为自身利益，自动联合成帮，名“粮米帮”。粮帮最先由江苏清江浦十几户农民成立，山东、河南及江苏扬州、镇江等地也很快成立了粮帮。清廷对此未加禁止，粮帮公开半公开地发展起来。 雍正二年（1724年），为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清朝廷对漕运管理进行改革，全面整顿吏治，撤掉八旗官兵，由各地粮帮自行组织运输漕粮，朝廷拨水脚银。为统领诸多粮帮，雍正帝令各州府县衙张贴“招贤皇榜”，广招天下能统领粮帮的英才贤达。据漕帮史料载，自称“清门教”教首的翁德正、钱德义、潘德林三人揭了皇榜。后经漕运总督上奏朝廷，信笃佛教的雍正帝召见揭榜教首，指令漕运总督和地方官员帮助他们管理粮帮。翁、钱、潘三人打着奉旨传教治帮的旗号，在漕运总督支持下，逐渐将各地粮帮统归清门教管理。 清初漕运从卫所军丁运粮转变为佥选运丁，又演变为雇用水手驾驭粮船。雍正二年清廷裁撤各省卫所，唯存漕运各卫所。船帮的运丁可以大量雇用水手，徭役制大为松弛，使漕运卫所制逐渐流于形式。《清朝文献通考》卷十《田赋》载：漕运卫所“盖论其籍虽有军民之殊，而承佃输赋，则屯户与民无异”，军籍与民籍的界限逐渐泯没。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漕船造价为每船三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每年有小修银和茶果银，为船帮提供了基本经费。 此后清朝漕运主要由漕帮经营。漕船的编制以府、州为单位，分成帮次。运河之上共有128帮半，漕船9999只，运丁56000人。粮船、粮帮、运粮数目分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有漕八省。其中山东省十帮半，派船807只，运粮990824石。半帮是皇帝御赐帮主的半帮，不算正帮之列，可以携带货物往来贩卖而不纳税。漕帮在内部颁发有漕帮条规，规范约束水手的行为，漕运过程中有许多规矩，进京漕船要打龙旗，出京打凤旗，初一、十五打日月龙凤旗等。每一卫所之下分成若干帮，或称前、后、左、右帮，或称头、二、三、四帮，每帮船数一般为50～60只。帮数原有定数，历时既久，渐有变动，有的帮因船少归并别帮，至清代后期，全国漕船共计118帮，船6283只。每船以10～12人配运，轮流出运。 每季开漕时节，以山东卫打头帮，临清兑粮，德州齐帮，三月初六打锣，五月初六抵天津。山东、河南漕船督运办法为“山东、河南漕船，由粮道简委府通判管押抵通”。粮船到达通州后，正兑米于石坝交兑，改兑米于土坝交兑。交兑时先由坐粮厅查看米色，再转呈总督仓场侍郎验定，然后起斛装袋，用漕船转运。改兑米直接交通州二仓，正兑米由石坝里河，剥运至京城东便门外大通桥，掣袋验米，最后交仓。不管呈交京仓或通仓，每船至各省起运漕粮时，漕运总督先发给全单，开明船米数目，抵通交卸。各省通判，候漕船卸载完毕后，“管押回还”。在运输过程中，遇有航道维护及过闸、过坝、过洪等情况要转驳船运输。 清朝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经过会通河承运漕粮的运船达到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清初对漕船运载量作了明确规定，500石中允许私人夹带土特产品60石，但实际上运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的现象，十分普遍。雍正以后，北上漕船夹带私货的数量增加到每船100石、126石，到嘉庆四年（1799年）增为150石。道光年间增至180石。因为当时竹木之类不算私货土宜，漕船可以任意装带。关于竹木的运输多采用排筏浮运的形式，即将竹木编扎成排浮运至目的地，或系于漕船之后拖带。南方特别是江西、湖广来的漕船，大量装载竹木到北方卖货。 清朝后期，漕政日久生弊，已成为阻碍时代发展的一项社会问题。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夺大清河由山东入海，京杭大运河被拦腰切断。清王朝经济全面衰退，无力整治运河。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罢漕运，实行两千多年的漕运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漕运已停，济宁运河衰败，治运方向开始转变。虽然做过不少运河治理计划，但由于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治河兴运多是雷大雨小，运河建设实难为继。 盐运 清代每年通过会通河的盐运量大约20万引左右，供应河北、河南及鲁西北、鲁西南等广大地区。从利津永阜盐场装船的盐可沿大清河溯流而上，经蒲台、惠民、青城、泺口、齐河、长清、平阴至东阿县鱼山的南桥登岸，后陆运40里，过阳谷的阿城，再经运河水运至济宁的安居镇和鱼台的南阳镇、沛县的夏镇等地；位于张秋北面的阿城，是因盐运发展起来的城镇，号为“银码头”。清朝盐运帮派组织化更为严密，当时，盐业主要操在山西人茅、范、关、尚四大盐帮手里，引数均为数万道。
盐运 明朝山东盐场分布于山东渤海湾、莱州湾、胶州湾沿海一带，各盐场产品多通过水路运输销往各地。明朝中叶起，黄、汪、吴等姓在山东青州府、兖州府等区域从事盐运贸易。到明朝后期，官盐运销商看中了济宁水陆交通发达的运销宝地，在济宁安居镇三官庙建盐场一处，占地约20亩，内设草棚数间，盐务数人，盐包露天存放，阴雨天用芦席遮盖。该盐场设备简陋，运销红火，盐船一到，陆运随即分发，盐包积存无多。 清末济宁大运河的繁忙景象（张安利提供）
清代 清朝运河漕运在沿袭明制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造、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漕运 清朝运河漕运分为军运、民运、雇运三种形式。清初漕运沿用明制，用运军长运。运军多为八旗官兵，他们自恃有功，贪婪骄纵，舞弊现象屡屡发生，私分漕粮沿途贩卖，谎称“鼠耗”，再逼百姓纳粮补交。纳粮户为自身利益，自动联合成帮，名“粮米帮”。粮帮最先由江苏清江浦十几户农民成立，山东、河南及江苏扬州、镇江等地也很快成立了粮帮。清廷对此未加禁止，粮帮公开半公开地发展起来。 雍正二年（1724年），为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清朝廷对漕运管理进行改革，全面整顿吏治，撤掉八旗官兵，由各地粮帮自行组织运输漕粮，朝廷拨水脚银。为统领诸多粮帮，雍正帝令各州府县衙张贴“招贤皇榜”，广招天下能统领粮帮的英才贤达。据漕帮史料载，自称“清门教”教首的翁德正、钱德义、潘德林三人揭了皇榜。后经漕运总督上奏朝廷，信笃佛教的雍正帝召见揭榜教首，指令漕运总督和地方官员帮助他们管理粮帮。翁、钱、潘三人打着奉旨传教治帮的旗号，在漕运总督支持下，逐渐将各地粮帮统归清门教管理。 清初漕运从卫所军丁运粮转变为佥选运丁，又演变为雇用水手驾驭粮船。雍正二年清廷裁撤各省卫所，唯存漕运各卫所。船帮的运丁可以大量雇用水手，徭役制大为松弛，使漕运卫所制逐渐流于形式。《清朝文献通考》卷十《田赋》载：漕运卫所“盖论其籍虽有军民之殊，而承佃输赋，则屯户与民无异”，军籍与民籍的界限逐渐泯没。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漕船造价为每船三十七两六钱三分三厘，每年有小修银和茶果银，为船帮提供了基本经费。 此后清朝漕运主要由漕帮经营。漕船的编制以府、州为单位，分成帮次。运河之上共有128帮半，漕船9999只，运丁56000人。粮船、粮帮、运粮数目分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有漕八省。其中山东省十帮半，派船807只，运粮990824石。半帮是皇帝御赐帮主的半帮，不算正帮之列，可以携带货物往来贩卖而不纳税。漕帮在内部颁发有漕帮条规，规范约束水手的行为，漕运过程中有许多规矩，进京漕船要打龙旗，出京打凤旗，初一、十五打日月龙凤旗等。每一卫所之下分成若干帮，或称前、后、左、右帮，或称头、二、三、四帮，每帮船数一般为50～60只。帮数原有定数，历时既久，渐有变动，有的帮因船少归并别帮，至清代后期，全国漕船共计118帮，船6283只。每船以10～12人配运，轮流出运。 每季开漕时节，以山东卫打头帮，临清兑粮，德州齐帮，三月初六打锣，五月初六抵天津。山东、河南漕船督运办法为“山东、河南漕船，由粮道简委府通判管押抵通”。粮船到达通州后，正兑米于石坝交兑，改兑米于土坝交兑。交兑时先由坐粮厅查看米色，再转呈总督仓场侍郎验定，然后起斛装袋，用漕船转运。改兑米直接交通州二仓，正兑米由石坝里河，剥运至京城东便门外大通桥，掣袋验米，最后交仓。不管呈交京仓或通仓，每船至各省起运漕粮时，漕运总督先发给全单，开明船米数目，抵通交卸。各省通判，候漕船卸载完毕后，“管押回还”。在运输过程中，遇有航道维护及过闸、过坝、过洪等情况要转驳船运输。 清朝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经过会通河承运漕粮的运船达到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清初对漕船运载量作了明确规定，500石中允许私人夹带土特产品60石，但实际上运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的现象，十分普遍。雍正以后，北上漕船夹带私货的数量增加到每船100石、126石，到嘉庆四年（1799年）增为150石。道光年间增至180石。因为当时竹木之类不算私货土宜，漕船可以任意装带。关于竹木的运输多采用排筏浮运的形式，即将竹木编扎成排浮运至目的地，或系于漕船之后拖带。南方特别是江西、湖广来的漕船，大量装载竹木到北方卖货。 清朝后期，漕政日久生弊，已成为阻碍时代发展的一项社会问题。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夺大清河由山东入海，京杭大运河被拦腰切断。清王朝经济全面衰退，无力整治运河。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停罢漕运，实行两千多年的漕运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漕运已停，济宁运河衰败，治运方向开始转变。虽然做过不少运河治理计划，但由于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治河兴运多是雷大雨小，运河建设实难为继。 盐运 清代每年通过会通河的盐运量大约20万引左右，供应河北、河南及鲁西北、鲁西南等广大地区。从利津永阜盐场装船的盐可沿大清河溯流而上，经蒲台、惠民、青城、泺口、齐河、长清、平阴至东阿县鱼山的南桥登岸，后陆运40里，过阳谷的阿城，再经运河水运至济宁的安居镇和鱼台的南阳镇、沛县的夏镇等地；位于张秋北面的阿城，是因盐运发展起来的城镇，号为“银码头”。清朝盐运帮派组织化更为严密，当时，盐业主要操在山西人茅、范、关、尚四大盐帮手里，引数均为数万道。